倭人就是乘坐这样的破船越海朝贡，佩服当时倭人勇气。

卑弥呼女王在接到新帝芳赐给的金帛、锦、刀、镜、采物等礼品后，已知新帝愿意继续发展和女王国已建立起来的外交关系。因此，女王十分高兴，“因使上表，答谢诏恩”。两国关系没有因为明帝的死亡而中断，继续向前发展。遗憾的是，卑弥呼女王的谢恩表没有留传下来，失掉了进一步了解邪马台女王国的珍贵历史文献。
止始四年(公元243年)，邪马台女王国派使节大夫伊声粟、掖邪狗等八人赴魏朝贡，献“生口、倭锦、绎青嫌、丝衣、帛布、丹木、短弓矢”等礼品。魏帝芳(实际是曹爽)按明帝旧例，封使节掖邪狗等为率善中郎将并假授印绶。陈寿在《三国志》倭人传中虽然没有记载魏回谢的贡值和赐给的礼品，但贡值和礼物是女王进贡的重要目的之一，魏帝必然回赐无疑。

值得注意的是，正始六年(公元245年)魏帝沼赐率善中朗将难升米以黄幢。黄幢是一种象征特殊荣誉的军旗，只有皇帝的特赐，带兵的将军才能享有。因此，被赐予黄幢的将军军威和军权，将会立即增高。《三国志》没有说明把这象征特殊荣誉的黄幢赐给难升米的原因。但是，从东夷传各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第一，带方太守弓遵在这一年战死，说明魏的后方辽东局势不稳。第二，邪马台女王国的处境不妙；正始八年(公元247年)邪马台女王国与狗奴国发生战争，同时，女王国内也出现不稳。第三，魏惧怕吴国利用上述局势，乘虚而入。因此，魏国除加强辽积防守矾固后方外，特踢难升米黄幢以提高女王国的军威，稳定日本群岛的局势。当正始八年(公元247年)女王使节载斯乌越。等至带方郡报告与狗奴国发生战争时，魏政权立命带方郡派遣塞曹椽史张政，资沼书、黄幢赴女王国假授，表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
PS:狗奴国再次出现

奇怪的是，与女王国进行战争的狗奴国，没有乘卑弥呼女王之死和女王国内江之机进攻女王国；显然，强大的魏国使节张政驻在女王国这一事实，起了作用。狗奴国无论如何也不希望同这个强大的魏国发生冲突。因此，魏使一到，实际上就解除了狗奴国对女王国的战争威胁。新女王壹与及其周围辅政者，充分了解魏国支持的重要性。所以，在壹与执政后，立印派遣曾受魏封率善中郎将的掖邪狗等二十人，借送魏使张政回国之机，赴魏都朝献。朝献的目的是对魏国的支持表示谢意；表明新女王继续臣服。
陈寿在《三国志》中，只记载魏与邪马台女王国建交以来十年间的历史。在这短短十年中，邪马台女王使节、赴魏五次，魏使去邪马台国二次。
PS：奇怪。。俺怎么感觉到倭人找粑粑的感觉

魏国与邪马台女王国之间经济联系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朝献”。 “朝献”亦写为“朝贡”。其含义表示：属国对上国的臣服。但古代中国周围的小国，利用中国历代统治者只满足于臣服这种政治上的虚荣心，把“朝献”巧妙地变成交换或贸易关系。邪马台女王国对·魏的朝献，就是如此。从魏明帝给女王的诏书中可知，女王的“朝献”不是无偿的。魏明帝用绎地交龙锦五匹、绎地绉粟厨十张、梧绎五十匹、钳青五十匹作为贡值，交换女王朝献的男女生口十人和班布二匹二丈。这还没有计算魏明帝赐给女王个人的礼品；钳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厨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把、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的价值。从使用价值说，女王的贡品对魏明帝是不重要的，甚至是不需要的。可是魏明帝所付贡值和回赐礼品，对女王就是十分需要和十分重要的。从价值上说，这是不等价交换，可以说魏是把经济价值提到政治高度来看待这种交换的。了解这一实质性内容后，对于女王不断地、主动地“朝献”，而且朝献的礼品一次多于一次的原因就基本上清楚了。
PS：倭人自古以来就是猥琐透顶的。。

其次，魏国的锦、厨、刀、铜镜等礼品，对女王国说，不仅是使用方面的需要，而且还有一个学习生产技术，生产这些用品的问题。前节已述及，中国的养蚕业、缓丝和丝织技术等已传入日本，陈寿在《三国志》倭人传中也提到女王国的丝织业。但是，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女王“朝献”的贡品中，只有班布而无丝织品，说明倭人的丝织业技术十分低劣，产品难以充作贡物。然而，到正始四年(公元243年) 女王贡品中不见班布而出现倭锦、绎青嫌、绢衣、帛布等礼品。前后两次朝献，时间相距不过五年，贡品的变化反映生产技术的提高铜镜和铁刀输入日本，起了同样的作用。铜镜在矮人眼中，是作为权力的象征世代相传的。因此，倭人极其喜爱和珍藏铜镜。早期传入的铜镜大部份为汉镜，现已发掘出的文物中虽有仿制镜，但技术和工艺低劣，极易区别。汉镜最早进入和主要分布，区在北九州，并通过北九州传播到日本各地。前节所述伊都国四面大汉镜，说明汉代与北九州的政治经济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PS：倭人自古以来都不会点或者点不会逆向工程技能点

日本群岛上的倭人，在邪马台女王国时期，尚无自己的文字。可是，当建中校尉梯携赴女王国拜假女王以金印时，女王曾“上表答谢沼恩”。由此可知，在女王国时期，倭人中已有掌握汉字者。会汉字的人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汉人移居日本群岛，加入倭人国籍，即所谓的“归化人”。另一种情况是，由于经常出使中国，或是自行来中国贸易的倭人。他们在长期接触汉文化中，掌握了汉语和汉文。这两种人在向日本介绍中国文化方面，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PS：现在如果想要加入倭国国籍，也是用的“归化”这个词语哦，据资料统计在想加入日本国籍递交资料申请的华人中大约有25%左右的人在最后一关因为这个词语而放弃入籍打算保留种花家国籍。毕竟，这个词语对于大部分有傲骨的中华帝国子民来说难以接受，至于剩余75%的入籍兔子，也不用刻意去辱骂，很多入籍兔子的耳朵都暂留在帝都保险箱里的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_→

陈寿在《三国志》倭人传中，记叔一个自桓、灵以来。日本群岛上新诞生的统辖三十国的女王国。女王卑弥呼居于三十国之 一邪马台国，因之，史书常以邪马台女王国称呼统辖三十国的女王国。自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女王卑弥呼遣使赴魏都朝献以来，女王使节五至魏都，魏使二至女王都城邪马台国。十年之间，两国使节往返于两国都城七次，交往频繁，经济联系密切。
可是，因陈寿对于古代中国人民如此捻熟的女王都城邪马台国的地理方位，记述得过于简略，致使后人在认识上产生分歧。由于当时日本群岛上的矮人尚无文字，因此，邪马台女王国不可能留下任何日文资料以资参考。所以，只有深入细致地研究中国文献资料，以求对邪马台国方位的认识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涉及邪马台女王国历史的有鱼豢的《魏略》和陈寿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鱼豢是魏吏，以私人身份撰写魏朝历史即《魏略》，在使用资料方面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撰写倭人传时更是如此。《魏略》今已失传，据清张鹏一所辑《魏略辑本》的内容，该书完稿的时间不会迟于晋武帝泰始年间。他经历过魏与邪马台女王国建交的历史过程，但却没有机会利用魏国当时保存的关于邪马台国的各种档案资料。《魏略》中有关女王国的资料来源，主要是通过带方郡这条渠道所能得到的某些文字资料或口头传说。因而对邪马台女王国的叙述不会比《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更为详尽和准确。

陈寿以蜀吏降于魏又仕于晋，以其文才受张华器重被荐为著作郎，从而开始了他著史生涯。在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以后；陈寿开始撰写《三国志》，死于元康七年(公元297年)。由于陈寿以晋著作郎撰魏史，贬魏扬司马是其必然要采取的政治立场。正因为如此，他的书才受到晋武帝的赏识，并作为正史传流下来。取得晋武帝的认可，为陈寿的撰写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他不仅可以参考鱼豢的《魏略》和其他同时代人的著作，而且可以利用魏朝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在这些档案资料中，自然包括自景初二年以来魏与邪马台女王国七次外交往来的文献资料。今天，我们在陈寿撰写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能够看到魏明帝给卑弥呼女王的诏书，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个诏书鱼豢是难以看到的。不仅如此，陈寿既与当时颇有名气的张华有交往，完全可能因张华而结识当时优秀的地理学家裴秀。在撰写侯人传时，陈寿不会不参考裴秀所绘制的地图。《三国志·魏志》侯人传中，对日本群岛的描写， “参间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周旋可五千余里”，是极其逼真的。这或许反映了裴秀的意见。

鱼豢的《魏略》侯人传全文虽已散逸不传，幸而张楚金的《翰苑》中引用了一段，尚可略窥其貌。现转引于下：
从带方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到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渡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其大官日卑狗，副日卑奴。无良田，乘船南北市。南度海至一支国，置宫及副同，地方三百里。又渡海千余里，至末卢国，人善捕鱼，能浮没水取之。东南五百里，到伊都国，户万余，置官曰尔支，副曰泄模机柄渠机。其国王皆属女王国也。女王之南，又有狗奴国，男子为王，其官曰狗古智卑狗，不属女王也。
这是雍公督为张楚金的《翰苑》作注时，引用《魏略》倭人传的一段文字，其目的在于解释魏使赴邪马台国沿途所经过的国家，都辖属于女王国。由于没有继续往下引用，致使我们未能看到至邪马台目的全段文字。

但从另一段注中引用关于狗奴国的文字看，《魏略》与《三国志》倭人传的内容应该基本一致。现将《三国志》倭人传的文字转引于下：
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渡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所居绝岛，方可四百余里，土地山险，多深(森)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余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余。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曰漱海，至一大国(一支国之误——引者)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方可三百余里，多竹木丛林，有三千许家，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市。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卢国，有四千余户，滨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好捕鱼蟹，水无深浅，皆沉没取之。东南行五百里，到伊都国，官目尔支，副曰泄漠肌柄渠肌。有千余户，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东南至奴国百里，官曰咒马肌，副曰卑奴母离，有二万余户。东行至不弥国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离，有千余家。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官曰弥弥， 副曰弥弥那利，可五万余户。南至邪马壹国(壹为台字之误———引者)，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宫有伊文马，次曰弥马升，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佳埃，可七万余户。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其余傍国绝远，不可得详。……此女王境界所尽。其南有狗奴国，男子为王，兵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属女王。

这是陈寿在《三国志》倭人传中，关于邪马台国里程方位所作的文情并茂的记述。与前引《魏略》文字对比， 《三国志》倭人传的文字不仅描绘生动、详尽，而且有所纠正和补充。例如，《魏略》中所记大宫之副者名日卑奴，而《三国志》倭人传则纠正为“卑奴母离”。《魏略》中的对马国没有面积大小，而《三国志》矮人传补充为， “方可四百余里”，对伊都国的政治地位补充为，“郡使往来常所驻”。这些纠正与补充没有新的资料为依据单凭想象是难以进行的。如前所述，陈寿在撰写倭人传时可以利用魏朝档案，特别是魏使张政的档案材料。张政出使邪马台国，恰值女王卑弥呼死。在滞留该国期间，张政不会不对女王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有所考察，回国后必然要向魏帝作汇报。《三国志》倭人传中，关于女王死后的建大涿、百余奴婢殉葬、因立男王而产生内乱、死千余人等政治事件的材料，只能得自张政的汇报。

而且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距张政出使邪马台国只有三十余年，他甚至有可能走访出使该国尚在的当事人。此外，史学家公认，裴松之对《三国志》所作的注，实际上是将陈寿所删去的情节重新补上。但是，从倭人传文字看，裴松之只补注二条：一条是引魏略的“其俗不知正岁四时，但记春耕秋收为年纪。”另一条是裴松之自己为“绎地交龙锦”的“地”字作注释，他认为“地”应作“锑”。这点客观表明，看到《魏略》的裴松之认为， 《三国志》倭人传已囊括当时对倭人的全部知识，无可再为增补。
上述各点表明，《三国志》倭人传基本上是可信的。虽然对一些具体情节，如每一段里程的数字和方向的辨别可能出现偏差；但是，对较大的情节，如全程中的水行和陆行，是不会发生混乱以致错误的。上引《三国志》倭人传的文字表明，陈寿的叙述是层次井然没有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