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摊子被城管掀翻，油锅被城管用砖头砸了个大窟窿，滚烫的油正好溅到嘴里和脸上。母亲的舌头烫起一个鸡蛋大的水泡，半边脸被烫得皮开肉绽。
地上一片狼藉，母亲在那一片狼藉中痛得满地打滚，姐姐号啕大哭。
城管扬长而去，他们没有看到一个沉默的少年眼神中流露出的仇恨和怒火。
母亲被送进医院，饮食难进，卧在病床上半年才恢复健康。在村委会的调解下，城管赔偿了一些钱。出院后，母亲整个人都消瘦了下来，因为面部毁容索性连家门都不出，整天郁郁寡欢，一年后脑中风与世长辞。姐姐说，母亲是气死的，她不明白，好端端地在城墙根下卖菜合卖了20年，为什么就不让卖了？
市容整洁难道比老百姓的谋生权利更重要吗？
最后一句话真心需要中国社会好好想想^

大学毕业后，陈广进入一家报社实习。同事王文涛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记者，平时酷爱跆拳道。王文涛鼓励他一起练习，陈广很有学武天赋，弹跳能力惊人，大学里曾获得跳高比赛冠军，几个月下来，陈广就能做出一些高难度的跆拳道动作，例如踩空翻和天刀蝴蝶腿。
王文涛：我学跆拳道的目的是防身，我可不懂得什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陈广：做记者很危险吗？
王文涛：做记者并不危险，但是做一个有良心的记者很危险，有时会挨打，还会被抓。
陈广：良知，不是一个记者应起码具备的道德吗？
王文涛：什么道德，你得先保住自己的工作吧，有些事情不能写，不能报道。
陈广：都有哪些呢？我刚入这行，需要学的地方很多，你教教我吧。
王文涛：国外，一件灾难新闻可以在十分钟内传播全球，而我们，有些事情，可以在十分钟内让所有新闻媒体一律闭嘴。
陈广：能不能具体点。
王文涛神神秘秘地说了一个数字，还有一个人名以及一份四个字的文件名。
陈广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陈广做了三个月的编辑工作，报社领导决定让他做新闻采访。王文涛开着一辆旧吉普车带他外出采编新闻，他的第一篇报道就是城管掌掴红薯老翁事件。这个报道迅速引起了轰动，互联网以及国内外新闻媒体都加以转载，一时间成为时事焦点。有关部门担心造成负面影响，下令各媒体禁止扩大此事，然而陈广迎风而上，当他把《卖炭翁》改写成《卖薯翁》准备刊发在报纸上的时候，报社领导果断地对他作出了停职的处理。

陈广的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他长大成人，省吃俭用送他走进大学校门。母亲教育他做一个说真话的人，然而他因为说真话被报社领导停职，他怎么会相信这个世界还存在正义和真理？
他开着王文涛平时做采编的一辆破吉普车回到家，家中房门紧闭，父母离世，姐姐远嫁他乡，推门而入，旧日回忆涌上心头，一种凄凉的感觉弥漫心间。
当心中的理想大厦轰然倒塌时，他在尘埃中站起来。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报纸，电视上的内容是这样的矫揉造作，那些歌功颂德的报道是多么的恶心，他要写一辈子的违心话吗？
他想揭下别人的面具，最终自己揭下了面具。

第二天，他扶着岸边的一棵树，心情平静得如同树边的池塘。
那一刻，他想到了杀人。
他在一家出售消防器材的商店买了一把消防斧和一把救生刀，在一家CS模型商店购买了头套，鞋子，手套等作案工具。
记者都有着跟踪和侦察能力，他将车停在暗处，看见城管副队长醉醺醺地走出饭店。他开车跟上，副队长在路边撒尿时，他停下车和副队长寒暄了几句，声称要送他一程。副队长认出这个记者采访过他，所以打着饱嗝上了车。喝醉的副队长在车上竟然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在一间黑暗的房子里，脖子上还带着一条结实的狗链。

副队长的酒醒了一半，大喊大叫，使劲挣脱，狗链牢牢地套着脖子上，面还挂着一把铜锁，另一端锁在一台旧车床上。
黑暗中，一个人手拿消防斧向他走过来。
副队长大惊，喊道：这是在哪儿，你是干啥的？
陈广冷冷地问道：畜生的特点是什么？
副队长看了一眼他手里的斧子，惊恐地说：我不知道。
陈广：没有人性，畜生的特点就是没有人性。
陈广拉亮灯，他要让副队长看清楚自己。
陈广问道：你知道我是谁吗？
副队长摇头说道：你肯定是认错人了，我没见过你，咱俩无冤无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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