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嘬死，不会死！

提高粮食产量 吃不吃的死不管 只要饿不死你们 你们就不会闹事 我们吃特供 努力学习 以后吃特供

有关转基因的五大谎言
1.转基因增加产量？ 举个例子，2008年11月，我去意大利做有机农业和社会农业考察。有一位在罗马北部Viterbo的意大利农民，给我讲了他这些年由产业化种植转向有机农业的历程。在1970年代，他的农场率先采用美国机械化技术，配合高产种子，施用大量化肥和农药，最初五六年，产量连年增长。这位农民，也成为欧洲种子革命的典范。美国的种子公司，不断地带各国的人过来参观，让他们学习这个欧洲的样板。那些年，他们的作物长得非常好，产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随之悲剧就发生了，有一种来自北美的昆虫，由于已经有了抗性，而此地的生态系统，又没有它的天敌，遂大肆繁衍，农场的产量开始连年巨幅下降。美国的种子公司马上不来了，他们转到其他地方，继续扶持新的样板去了。而这位意大利农民，则陷入了生产危机之中。痛定思痛，他意识到转基因和产业化农作技术，不仅害苦了自己，也威胁到周围的农场，破坏了周围的生态环境。所以，他从1980年代起，开始转向有机耕作。 有调查表明，这类状况也已经出现在中国。一直以来，不少农业专家认为，南方稻作区鳞翅目害虫越来越严重，Bt抗虫转基因水稻推广后，将会减少用药量。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以转基因抗虫棉为例，在2001年～2004年刚推广的头几年，对其赞扬之声不绝于耳。当时普遍反映，种植转基因棉花的确带来好处：一是农药使用量下降，二是种植成本下降，三是亩产总量上升。可是，我们留给自然的观察期太短了，不足十年，当地农业技术人员就形容转基因棉花“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 比如，江苏“棉花之乡”盐城大丰市从2001年开始种植转基因抗虫棉，近年来优势逐年下降。转基因棉质量越来越差；抗棉铃虫的基因的确发挥了作用，但原本危害次于棉铃虫的“盲蝽蟓、烟粉虱、红蜘蛛、蚜虫”等刺吸式小害虫却集中大爆发，成为近几年最主要、最让基层焦头烂额的问题，抗性风险凸显，用药量不减反增。据绿色和平组织调查，2009年江苏盐城大丰市转基因棉花55万亩，近40万亩有黄萎病，其中3万亩棉花死亡，病情严重的田块减产七成。

4.转基因减少成本？其实，算个大账，转基因技术不仅不能减少成本，反而会加大农业生产成本，并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转基因技术在生产环节，不断地加大成本。从近些年转基因技术的推广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转基因与水、肥、药、机械、信贷等等，都是相配套的，是一整套的体系。就像微软视窗配套了一系列的软件进行捆绑销售一样，转基因技术也捆绑销售它的一整套体系，这加大了农业的成本，而非降低。比如，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是和草甘膦捆绑的。正如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绿色革命中，孟山都对农达(RoundUp，即草丹膦)农药的引进一样，90年代的第二次绿色革命，抗农达(Roundup-Ready，即抗草丹膦)的基因种子引入，这使得农达的喷施，可以更加无所顾忌，而且更加必要。转基因种子，对水肥条件、对机械投入的要求也很高，这要求必须大面积种植，才有规模经济，才能降低单位成本。而这套系统要求必然加大农业投入成本，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根本无力承担的。
5.转基因减少贫穷？根据对阿根廷、韩国、印度的研究，转基因技术和产业化种植相捆绑，使得小农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继续依靠低成本的天然农作生存。于是，就会出现农民的分化：大部分农民破产以至无家可归，少部分农民与资本联合，成为资本的奴隶。转基因一直是与产业化、规模化相关的，因为小农负担不起产业化、规模化的投入和成本，最终不得不卖了他们的农场，离乡背井。美国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与制度安排，其他国家则不成。美国的政府，在农民破产以后可以对他们进行培训，安置到城市就业，但除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少数欧洲国家外，世界上有哪个发展中国家能解决大规模农场的破产问题？至于中国，有两亿多农户，美国只有两百万个农场经营单位，百倍以上的差距，怎能简单类比？

转基因后面的七股合力
十分清楚的理论上的是非判断的背后，是更为复杂的实践中的利弊权衡。转基因技术带来的利益链，使得短期利益胜过了长期利益，也使得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创建，面临巨大的挑战。在这个资本为王的时代，资本伸出了捕获之手，捕获了精英、捕获了政府经办人员、也捕获了大众。就转基因技术而言，至少有七股力量已经联合，形成了一个利益同盟，从而凝结出一股强大的势力，使得有害无益的转基因技术发展，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大潮。
1. 跨国粮商得利润 很明显，跨国粮商在威胁着许多国家的粮食主权。他们在粮食国际贸易和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应用上，早已形成了寡头垄断。跨国粮商的运作模式，已经做到了“三个全”：全球化经营、全环节利润、全市场覆盖。全球化经营，是指他们已经实现了产业链和公司发展战略的全球布局，这使得他们的采购成本、研发成本、销售成本等等，可以达到全球最低。得益于销售市场和销售价格上的配合，他们可以做到产业利润全球最高。相比之下，中国的粮商，没有一家可以做到，并与之抗衡。全环节利润，是指他们的业务贯穿了整个产业链，并采用参股、控股、联盟、上下游整合等诸多方式，控制了从研发、投资、生产，到下游所有的加工、销售等各个产业链条。比如，从2004年至今，中国在他们的几次组合战略下，仅仅四年多时间，就丢失了大豆产业的主导权，跨国粮商实现了“巴西阿根廷种大豆、美国卖大豆、中国买大豆”的全球化战略后，赚取的是全环节利润，而中国的豆农和豆企，分别只在生产和收储加工两个环节上生存。四年之内，中国就由曾经的世界最大的原产地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2/3以上的大豆依赖进口，其中转基因豆油占据了80％以上。全市场覆盖，就是指跨国粮商不仅做粮食，不仅做种子，还在各类农产品与食品领域中经营。不仅做现货，还做期货。不仅做农产品，还做工业品，做金融投资，做地产投资。多样化的经营，可以降低风险；多样化的经营，可以相互呼应。他如果想打击现货市场，利用期货市场就行了；他如果想影响期货市场，只用放出现现货市场中一面倒的风声就行了。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不同意，应该说这是一场“游戏”，或者可以文雅一点儿说，是“博弈”。你选择参与了这场“游戏”或者“博弈”，就要为此负责。如果我们硬要说参加这样的竞赛，是别人逼使的，那也是“阳谋”，而非“阴谋”。

2. 外国政府得战略 实际上，美国不仅仅有粮食战略，还有能源战略、金融战略、军事战略等。美国可能是当前世界上惟一一个制定了将粮食、能源、金融、军事、外交、价值观宣传等捆绑在一起的全球战略，并有能力实施的国家。中国可以有粮食战略，可以有金融战略，可以有军事战略，甚至也可以利用孔子学院等进行软实力的建设和国家宣传，但是，中国目前所有的战略，还没能做到相互配合，而且只能立足于自保，但是美国的战略，相互联系，不仅可以自保，还可以在全球每个角落、每个领域中进攻性地使用。
美国的全球粮食战略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末，它是美国少数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政治资本结合，谋求世界霸权计划的一部分，这个战略计划被五角大楼称为“全方位优势”（FSD）。他们认为，粮食和石油一样，都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地位的重要战略资源。“粮食政治化”使粮食成为国际政治硬实力的一项标志。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着手重塑粮食政策和世界粮食结构。从“取消世界粮食储备制度”到“农业商业化”、从“绿色革命”再到“第二次绿色革命－转基因革命”和“生物燃料计划”，不断使用新技术来逐步控制世界粮食生产和贸易。在粮食商品化和粮食政治化的相互作用下，现在已经有不少国家由于引入了美国的现代农业技术、转基因种子和化学肥料，导致其农业走上了对美国依赖的不可逆的进程。

6.国家部门得租金 一位跨国种业公司负责人，在2009年初中国农业大学主办的种业精英会议上扬言：中国开放转基因的研究和推广，是迟早的事情；中国认可并开放转基因育种市场，指日可待。不幸的是，不到一年，他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国家管理生物育种的相关部门，有很大的权力和职能。但是，权力行使的过程中，可能仅仅是由少数“县官不如现管”的具体经办人员负责。制度租金的客观存在，使得设租和寻租现象，在生物育种领域同样存在。不幸的是，转基因研究的潮流，使得跨国公司的院外集团，可以轻易地以少量的利益交换，俘获具体经办人员，使得社会公众利益、国家安全、长期战略等，因缺乏相应利益表达者，被逐渐、轻易地攻破底线。
7.种粮农民得闲暇 转基因种子，也会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一方面，经过转基因处理后，作物会有抗药、抗虫等特定的抗性，会减少田间管理或者农药、化肥等投入，使得农民可以更加安心地出外打工，得到闲暇时间，以获得更多的农外收入，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另一方面，转基因种子在出芽率、抗倒伏、结实率等方面，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会带来短期的产量效应，短期的种子廉价或者免费销售策略，以及收成的回收加工策略，也会使农户得到短期内的收入效应。需要明确的是，绝大多数农民对转基因种子并不了解。甚至在使用过后，也不清楚这种种子的技术细节和生态影响。当然，在种粮收益如此低下的时候，更加不能奢求农民有清醒的风险认知和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考虑。反而，多数农民在种子营销战略下，会受到短期利益驱使，主动采用转基因种子，以获得短期收益。最终，在作物育种和种子采纳上，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就像中国的大豆市场出现“劣豆驱逐良豆”一样。

人民万岁。。。。再大的困难也压不倒英勇的中国人民！

　　南方周末：一些主张应用转基因技术的公司认为，它们的产品将避免虫害，避免干旱，这不是事实吗？
汉斯·赫伦：虽然我们不禁止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但我们对于生物科技，尤其是转基因技术否定态度。
事实是，直到目前，转基因技术并没有满足我们任何的需求，例如虫害控制，我们已经发现了其他更为可持续和环境友好的方式，根本不需要转基因作物来解决问题；又例如转基因作物的抗旱作用，我们认为，解决作物的抗旱问题首先应该从土壤吸收水分着手，而土壤的健康问题只能通过有机的农业耕作手段解决。
转基因作物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时候，还只能恶化问题。
南方周末：欧盟不久前批准了转基因土豆的种植，这是否意味着欧盟对转基因农作物立场的转变？
汉斯·赫伦：在欧盟内部，产业和公司对于政府的压力一直很大，这一政策的出台肯定不是出自农民的意愿，而是基于这些公司对政府进行的大规模游说。所有的问题都在于一个腐败的农业体系。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因为总是需要大规模的农场种植，只会进一步恶化这个已经腐败的农业体系。
　　转基因的影响是好是坏，我们目前仍然无法知道，但至少它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目前是得到了一些科学论证。所有的生物科技和种子公司都在宣传它的好处，这不禁让人想起了20年前，同样的一批公司在宣传和推广杀虫剂时候的场景。那时，他们也声称杀虫剂和农药是健康的、无害的。
可是20年后，我们发现很多长期的负面影响已经无可逆转。我想对所有推广转基因的国家和政府说：我们不需要赶时间，赶在论证结束之前就匆忙种植转基因作物，而为此可能意味着承担更严重的长期影响。　

过一会有大别种来攻击你了。你要有心理准备呀

　　南方周末：从2007年开始，中国就开始探讨传统农业的转型。您曾经帮助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解决了重大的粮食危机，对于中国的农业转型，您有什么建议？
汉斯·赫伦：从工业生产方式到一个可持续、生态农业的转型过程中，我认为关键的一环在于消费者，要使其充分认识到食品在不同种植方式下带来的安全问题，例如一些食品标签的使用或者税收的激励和惩罚措施。消费者能够最终决定种植者种什么和以什么方式来种植。
当前各国的农业政策和农业模式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世界需要从一个严重依赖农药和化肥等化学品、对环境破坏很大的农业模式转化成对环境更友好，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农民生计的生态农业模式。
　　因此，中国政府肯定需要支持生态农业的研发和创新。尤其在过渡期，农民更需要政府的帮助或者资金支持，他们应该成为直接补贴或奖励的对象，而不是公司或者其他。经济学家需要设计出相应的制度，在转型期内，帮助农民安全过度到生态农业。我相信，不像美国，中国一旦下定了决心，运转的效率一定很高。

在某些人的眼里，普通人的命不是命！其实要我们接受转基因食品很简单，让领导先吃！

　　转基因种子优势之疑
方立锋并不认同农业部在给本刊记者回复中阐述的转基因种子优势。他说，即使以转基因棉花为例，它也使棉农成本上升，收入下降。国内外的研究表明，转基因棉花会出现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次生害虫频发，农药用量加大。一方面，棉铃虫的抗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江苏沿海地区农研所的调研发现，次生害虫日益严重，并成为棉花的主要虫害。次生害虫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带来持续大量的农药投入，并且使用的农药将越来越多。
二是其他病害易发，无法应对气候变化。2009年江苏省种植转基因棉花的实际案例表明，转基因棉花更容易得黄萎病和枯萎病，造成的减产严重。扬州大学的科研小组研究得出，转基因棉花不能更好地应对高温条件。
据2006年8月4日中国科学院官方网站所发布消息：中美两国科学家进行的一项历时7年的联合研究表明，尽管Bt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控制棉铃虫，但长期种植会导致其他害虫肆虐，这使得中国种植的Bt转基因棉花长期经济性不如预想。
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合作的这一项目，是世界第一个对转基因棉花种植状况进行长期跟踪和评估的课题。科学家调查的Bt转基因棉花是第一种投入商业种植的转基因棉花。它因在棉花基因组中插入苏云金杆菌(Bt)基因而得名，能分泌毒素杀死棉田最主要的害虫棉铃虫。早先的一些小规模研究表明，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提高棉田单产、降低杀虫剂用量，有较好的经济和环保效益，因此已陆续在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多个产棉国推广。
　　 中美两国科学家对中国481户棉农的长期研究揭示了问题的另一面。研究人员经过历时7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这些农户在种植转基因棉花的第三年经济效益最大，他们的平均杀虫剂用量比种植普通棉花者低70%，而收入要高出36%。
但情况从第四年开始发生逆转。转基因棉花尽管抑制了棉铃虫，但它无法杀死盲蝽等其他害虫，导致盲蝽侵害棉田。当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杀虫剂用量上升，投入成本比普通棉花种植户高了3倍，而他们的收入却低了8%。到第七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所使用的杀虫剂，已明显高于普通棉花种植户，加上转基因棉花种子成本也较高，使棉花种植户的收入大幅下降。

三方面的不确定性
对于转基因粮食的安全性，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蒋高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在全球科学界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存在激烈分歧、各国政府对其严格限制的大背景下，转基因水稻真的像农业部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专家所声称的那样，“不存在任何风险，可放心食用”，“转基因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唯一可选途径”吗？这是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两个“硬伤”。
蒋高明说，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问题并没有解决。大米是中国人的主食，每年我国要消费1。7亿吨大米，对其安全性问题绝对不能轻描淡写。就连积极推广转基因的美国也没有将主食批准转基因安全证书，中国科学家凭什么能拍着胸脯说“转基因不存在任何风险”呢？其实，转基因的安全性问题是该技术难以逾越的障碍，也是根本不可能逾越的障碍。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转基因进入食物链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他指出，基因交流在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但大都发生在相同的种或同属的物种之间。植物和微生物之间进行基因交流，在理论上讲是零概率事件，否则，生物进化史上早就有了这种基因交流的事件发生。人类通过生物技术可以实现不同物种，甚至不同生物界(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的基因交流，但对于这样的基因转移，人类不可能不付出安全代价。以转基因水稻为例，科学家希望通过Bt基因合成的毒蛋白饿死害虫，但生存是物种最基本的权利，它不吃水稻的叶子，就得吃别的植物叶子，或者庄稼或者杂草。但是，其他作物也都转了基因，杂草也通过基因逃逸带了Bt基因，那么害虫只有加速进化而与人类抗衡。其结果是，人类需加大农药用量而抗虫，这与转基因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昆虫都无法下口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对人体就没有害处吗？”蒋高明说，关于抗虫转基因作物对人体的影响，即使老鼠吃了没事，也不能说明人吃了也没事。即使对实验动物，也不是没有问题的。1998年，匈牙利籍英国科学家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在电视节目上宣称，用转基因马铃薯喂养大鼠，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这个实验结果公布后，普斯陶伊教授受到排挤离开了英国罗威特研究所。但他被除名后，很多科学家出面为其辩护，极力维护其科学家的人品，他的文章也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重新发表。英国皇家学会最后组织专家调研，也没有完全推翻他的实验结论。
2007年，法国科学家证实：孟山都公司出产的一种转基因玉米对人体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2008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了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小白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同年《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2009年12月22日，法国生物技术委员会最终宣布，转基因玉米“弊大于利”，这意味着转基因作物种植在法国被永久废除。
蒋高明认为，转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转基因对生命结构改变后的连锁反应不确定；二是转基因导致食物链“潜在风险”不确定；三是转基因污染、增殖、扩散及其清除途径不确定。“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带头将Bt基因转入13亿人的主食，害莫大焉！转基因生物一旦出了问题，根本无法控制，所转移的基因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前车之鉴－阿根廷转基因的经验！
美国转基因寡头花言巧语地宣扬，转基因粮食是解决世界饥饿、推动科技进步的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我国学者徐海滨在人民网答网友问的时候宣布：“转基因产业化根本的目的是造福全人类”。
瞭望周刊则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非常值得警惕的是:在科学的名义下迷信技术，在市场的名义下迷信金钱；当社会已经分化为利益、主张各不相同的人群时，科学家、专家也会有利益，会成为不同利益、主张的代言人。……每当一个技术被应用时，我们须问:由此带来的对自然界的改变、变化和改造，在对谁有利的同时，还可能对哪些人有害？即将在中国湖北试种的转基因水稻有外国公司的多项专利，专利的所有者可在价格等诸多方面拿捏、控制种植者，而购买了这些专利的中国公司、中国技术专家也可能在即将种植，及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中，掌握“股份”或分得红利。这些，在决策前，是否也应明确地让决策者和公众知道呢？
让我们用已经发生的事实，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来看一看号称解决粮食问题唯一途径的转基因粮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究竟是什么！
转基因农业的历史和阿根廷的“大豆革命 ”，是一个国家在“进步”的名义下全面失去粮食自给能力的典型案例。
20世纪70年代纽约的大银行进入之前，阿根廷的生活水平是拉丁美洲最高的国家之一。粮食自给有余，人民不知道什么是营养不良。1970年，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仅为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