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小康社会是"大道既隐"时的退而求其次。也就是说,如果大同社会是太平盛世的话,那么,小康社会只不过是升平盛世。所以就有学者指出,很多人所推崇的汉唐盛世,其实也只不过是升平盛世,不是太平盛世。太平盛世就是大同社会,是"大道之行"的社会,到了那个时候,天下为公,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大家都会过得幸福快乐。
所以,孔子的一生自始至终都在弘扬大道,他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说,如果有哪天能够做到了"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就是要节制自己去替别人着想。礼的根本意思就是为别人着想,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着想。如果有哪天全天下的人都能够做到了适当地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都能够去为别人着想,为社会共同利益着想的时候,那么全天下的人就都是仁者了。所以想要成为仁者,就从自己做起吧,不用也不必去指望别人。
《赵氏孤儿》中的中华大义
如果用一个字来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那就是这个"义"字。通常对一个中国人最好的评价,就是这个人仗义不仗义,讲不讲义气,仁义不仁义。当然,关于这个"义",怎么去做才能称得上这个"义"可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总的来说,和平安居时的义,和遭逢乱世中的义,显然是大有区别。朋友间的情义和国家间的大义,显然也是各有不同的对待。而个人的生死之义与千秋万世的天下大义,那就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
例如,《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曾经在评价三国时期的臧洪时说道,曹操派大军去围困雍丘,当时驻守雍丘的张超情况危急。这时张的好友臧洪到处求救,如果仅就臧洪个人的情义来看,他那为了朋友不惜光着脚奔走呼号,四处借兵相救的样子,确实是值得肯定的壮举,也确实令人同情。可是话说回来了,英雄豪杰对于进退取舍,应当时刻以守义来作评判。如果只是为了哥们儿义气而感情用事,也不过是势利的行为罢了。更何况当时的雍丘已经是非常危险的偏城一座,在这种情形下,臧洪不顾袁绍与曹操刚刚结盟一致对外这个事实,反而跑去向袁绍借兵去打败曹操来救张超,在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后,又迁怒于袁绍,与之反目成仇交战而死。这不是出于意气用事的愚蠢行为又是什么呢?如此这样来讲,失败也是早就注定的了。
司马迁也曾经说过:"真正有见识的人固然会把死看得很重。但是也不会像那些凡夫俗子一样,动不动就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去寻死轻生,这可不是勇敢的表现,实在是胆小的懦夫行为。大英雄胸怀天下大志,一方面并不怕死,一方面更要看值不值得去死。如果自己的心愿没有完成,哪怕还有一线希望,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重整旗鼓,当然就不会去舍义而轻生。"
中国历史上,能够把这种"义"和"生"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就是戏剧《赵氏孤儿》。这是元代的戏剧家纪君祥根据《史记·赵世家》中一段搜孤救孤的故事改编而成的。这部戏还曾经被介绍到欧洲,成了第一部名扬全世界的中国戏剧。虽然这个流传广泛的故事有着众多的版本,但我们还是以史书里的为准介绍给大家吧:
春秋时期的晋景公三年,晋国大夫屠岸贾出于个人的仇恨,蓄意要诛杀对晋国有功的赵氏家族。这个屠岸贾,一开始受宠于晋灵公,到了晋景公的时候他就当上了司寇,于是就借机发难,以晋灵公的死与赵盾有关为由,煽动将军们说:当时灵公死难的时候,赵盾虽然并不知情,但事情却是因他而起,事后,他也没有惩治作为凶手的弟弟,那么与主谋又有什么区别呢?以臣子而犯上君,他的子孙却仍然在朝为官,这是什么道理啊?应该将赵家全部杀掉作为惩罚。同是晋国大臣的韩厥为赵家辩解说:"当时灵公遇难的时候,赵盾正在朝廷之外。所以国君认为他没罪,所以就没拿他问罪。现在事过多年,大家反而旧事重提要杀掉赵氏全家,恐怕正好违背了国君的原意吧?像这么大的事情而不禀报国君,这不是目无国君又是什么呢?"屠岸贾不听。于是,韩厥就私下跑去告诉赵朔让他逃跑。赵朔不肯,说道:"你一定不会让赵家断后的,那么我就算死,也是无恨无怨了。"韩厥答应了下来,就对外称自己有病不去上朝。屠岸贾就瞒着晋景公,与将军们合谋,擅自集合了三千人去灭了赵氏家族。赵朔的妻子,也就是晋成公的姐姐,正好怀有赵朔的孩子,于是就躲到王宫里去避难。没过多久,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屠岸贾听说后,就亲自带兵到宫里搜查。赵夫人就把男孩襁褓藏在衬裤里,并祈祷说,如果赵家天注定要绝后,你就号哭。如果天不绝赵家,你就不哭不闹。等到屠岸贾来搜查时,这男孩竟然一声不吱,因而躲过了一场劫难。这时,赵朔的门客中有一个叫公孙杵臼的,就跑去找赵朔的好朋友程婴商量。程婴对公孙杵臼说:"这次虽然侥幸逃过了劫难,但是屠岸贾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以后还是不会放过孩子的,怎么办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