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tUp Britain（一家英国私募股权资本公司）的创始人卢克·约翰逊本身就是其中一位笃信者。他说，头生的孩子如果表现优秀的话，那么他们的“优秀”往往体现在自信、有责任感、学业佳；这样的孩子成人之后很可能成为多层级机构中“因权限而生领袖力”的人（即：被组织机构赋予了权限后而成为的领导者），因为他们善于担当，做符合期望的事情、上令下达，从小就受到父母的关注，并且善于体察，内心期待“现状不被颠覆”。（要说他们中有走上创业之路的话，也是以管理家族企业居多。）

而相比之下，老二、老三们从小到大获得的自由空间更大，因为生过第一个孩子后的父母们此时不像之前那么紧张了，更会以一种放松的心态来对待后出生的孩子抚养。因此，较少有压力降临到老二、老三们身上要成为“完美无缺的孩子”；在这样的氛围中，非头生的孩子更有创造性，更有可能成为敢于冒风险的激情主义者，尽管他们在学业上的表现或许不如老大出色。他们也更具备创业者精神：崇尚灵活、独立，对权威与级别很少感兴趣；又因为兄长们肩上都有了被父母赋予的担当，老二老三们往往更倾向“做一些不同的事情”——而所有这些都是创业者们共有的心理倾向与特征。

当然，非头生的孩子还固有一种“需要安全感”的情节。他们努力的驱动力之一往往是为获得更多的关注和嘉许。尤其是面对强大的老大时（我们试想在年龄尚小者眼中，这种“相对强大和成熟”是多么明显！），争宠于父母早已成为很多老二、老三们的下意识行为了。
“难道大家没留意到吗，很多老二、老三们就连成人之后都改不掉一句口头禅，那就是‘爸/妈，你看我的’！”约翰逊调侃地说道。他本身也是一位排行老三的孩子。

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Haas商学院研究者的发现似乎也间接验证了约翰逊的观点。该校2013年2月份披露的一份研究报告中，Ross Levine教授与其合作者、伦敦经济学院的Yona Rubinstein基于将近1.3万份一手调研样本（始于1979年起，受调研的都是14-22岁的年轻人——其后他们的成长轨迹一直给阶段性地追踪并受访），得出的结论之一是，成功的创业者往往在其青少年时期就显现出一系列特征；这些特征也可以说是创业成功与否的预见性指征，其中不乏被广泛认知的那些，如高智商；家庭稳定；父母收入高于社会平均；具有非常强烈的自我尊严意识；自信心；等等。而同时，创业者的预见性指征还有些则和“问题青少年”身上的一系列特征相吻合，如具有进攻性；青春期迷茫和叛逆；不惮于颠覆规则；甚至还有暴力倾向、涉足轻微药瘾等。

生于1950年的英国人理查·布兰特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人物。布兰特在中学时代就不愿意成为一个成绩优秀的乖学生，而是热衷于创办校园杂志、开音像店；在1970年布兰特创立的直邮唱片公司就取名为Virgin（就是后来成为巨头公司的维珍集团）。尽管他的商业帝国在其后半个世纪中相继拓展至航空、交通、传媒、饮料等多产业领域，旗下辖有400家左右的公司，但其幕僚中也有人评述道，如果说布兰特那些招牌型的表象特征（长发、披头士装扮）折射出其不羁、特立独行、挑战规则的一面的话，那么很多商业上的行为——例如：收购新涉足行业的公司、向饮料巨头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挑战而推出维珍可乐等，这样的多元化拓展之举何尝不是布兰特内心深处“缺乏安全感”才作出的“以攻为守”呢？

回到创业家精神和出生次序相关的这一点，还一个有趣的议题便是：中国普遍独生子女的家庭环境，长远而言是否将有助于泯灭中国人的创业者精神呢？笔者认为：倒也并不然。如果说流行的论点认为独生孩子成人之后更有依赖性、或表现出视野狭窄、自私自利的一面，那么我们并没有看到事物的全部。独生孩子对未来其创业者精神的影响是多维度的：一是作为家庭唯一的孩子，独揽并继承家庭全部的财富，这样的“合法性”并不会使所有独子消弭掉一种向上、奋斗、取得成功的自我驱动，因为他们需要（并且想要）用行动或事实来证明自己“值得拥有”；二是“小皇帝们”成年前所习以为常的种种“优待”、“特权”、“丰裕”等在成年后想要延续的话，他们明白必须做点什么......从这个角度而言，不甘于平庸的抱负、坚定的行动主义、乃至一点“铁石心肠”（这在个人生活和社交范畴是个坏东西，如果处置不好的话），这些也是创业者精神的一部分。当然，“拥抱失败的可能”也是创业迷人心魄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样的精神资产也是独子们在成长路上需要储蓄的（家长培养他们孩子的失败承受力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