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令是先弹钢琴，后弹古琴，弹钢琴不能留指甲，古琴要留指甲，她就要算，这一周今天弹钢琴，几天能留出来指甲弹古琴，还要算出时间保留体力去游泳。朱令大二还在学德语，她当年想去德国留学，因为德国的化学工程是全世界最好的。甚至在她神经系统被毒素摧毁之后，学过的德语还零碎停留在她的记忆里。有时候问她，她还知道一些。”一位曾长期为她拍摄纪录片的记录者张瑾对本刊记者说。
每隔一段时间，她的故事被以各种方式流传。除了假托《大麦歌》的译作外，还有以朱令中毒事件为原型的小说《未名花殇》、《蓝色的泪滴》等。人们希望以各种形式记住它。张瑾从2006年开始走近这个家庭。她告诉本刊记者：“我当时的想法不是迅速地做出来，完成一部作品，我是想留存一个资料。叔叔阿姨今天打电话告诉我，前几天柴静、董倩也去过了。不管是否能播出来，她们说咱们先留个资料吧。这是我们都达成的共识。”

“孙维的哥哥说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诺基亚，并主导研发了诺基亚的一款用智能笔书写的手机。”一位当时曾与孙维哥哥多次联络的凤凰卫视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回忆，“我们最初的节目设想是让他们和朱令家两边对话。孙维的哥哥表示可以接受测谎仪，并要求栏目组保证公正的立场。但随后又说“（公正的立场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力量太强大了。”
“他们”指的是网络上认定孙维是凶手的舆论力量。在孙维要上《鲁豫有约》这档节目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我收到大量电邮、电话、短信，持续不断，告诉我孙维就是凶手。你会感到一种很强的诉求扑面而来。这股力量是很吓人的。”一位栏目组的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回忆。
在孙维哥哥和栏目组进行多次前期接触后，孙维在人民大学附近的《鲁豫有约》办公室和节目组见了一面。两位参加过当时见面的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回忆孙维，第一印象都是“瘦小”，跟网络上贴出的微胖照片很不一样。“她身穿灰白色上衣，深色裤子，没有化妆，跟着哥哥进来，感觉非常瘦小。以至于我怀疑网络上她的照片是不是真的。”

　对大多数第一次到朱令家拜访的人来说，进入这个家庭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贝志诚告诉本刊记者，因为觉得心理上难以承受，他很少去朱令家。“我特别能理解贝志诚的想法。” 一位曾跟踪拍摄朱令两年，并至今保持联系的记录者对本刊记者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跟他们家接触都是若即若离的，我有贝志诚那种感觉，第一你爱莫能助，第二这个家庭还是给人一种非常非常深的沉重感。”
毒素在十几年前摧毁了朱令的神经系统。“我再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感觉她已经不是朱令了，完全是另一个人，我认为“她”不能代表朱令，这就是一个残留了一些朱令的灵魂的一个人。” 王晓丽对本刊记者说。
朱令残留了一些她以前的智慧，能让人感觉到她灵光一现的地方。她经常听新闻，听音乐。“有一次我在他们家的时候，听到有人弹古琴，朱令立刻就说，他弹得不好，意境不够。就寥寥几句，就能知道这个女孩对艺术是有造诣的。” 张瑾对本刊记者说，“有时朱令会发脾气，但是只要听到古琴深沉的琴声，立刻就安静下来。但是叔叔阿姨很少给她听钢琴，据说有一次，朱令听着一首钢琴曲，突然悲痛不已，叔叔说，那时她突然想到了姐姐。”

但她的状态很不稳定。她有时甚至不认识自己的父亲，偶尔也会跟父母大发脾气。“她经常回到大学时代，突然觉得该去实验室做实验了。她爸站在轮椅前头要给她处理什么，她就非常生气，大叫：‘你让开！别拦着我！’”王晓丽说。
王晓丽曾经想过利用儿时伙伴的远期记忆去刺激她。“朱令是有远期记忆的，小学、中学的事情她还记得，大学只记得一部分，最近18年就是空白的。几年以前她的父母和我对朱令还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出现奇迹，我也挺热血沸腾、挺理想主义的，觉得做这个治疗、那个刺激，怎么能进入她的内心世界。我还找了教英文的朋友，想从语言上刺激。我幻想过好多她好起来的场景，现在想起来，还是想得太美好，实际上她的脑子已经被摧毁得不可逆了。现在我明白了，根本不行。我感觉她这几年的状态确实是往下走。” 王晓丽告诉本刊记者，“最主要的是脏器功能在衰竭。有一次就因为一个小感冒，低烧，正常人多喝水，睡一觉就好了，但她的身体就像一个满是裂纹的杯子，大夫怕呼吸不上来，就直接给切开了，报病危，在医院住了一年。我们的心肺在走路、坐着的时候有正常的运动，但朱令相当于一个静止的状态，心肺怎么可能正常？

她呼吸跟我们不一样，肺功能在逐步萎缩，晚上要吸氧，要定时吸痰。小脑萎缩之后，她的平衡功能、吞咽、控制口水的能力都不行了。以前她还有吃的乐趣，但气管切开后，食物都要打碎了给她，连这点乐趣都没有了。我觉得朱令活的每一天都是她的父母为她注入生命。她的父母24小时看护她，不可能真的安枕无忧地睡觉，因为万一氧气没戴好，或者有痰卡住了，可能因为一口痰就出意外了。她父母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也没吃过正常的饭。朱令躺在床上吃了之后也不消化，她爸爸就根据她的体质调中药，泡完之后做足底的点穴按摩。”
这个家庭有着抹不去的沉重底色，但朱令的父母把这种悲伤很体面地隐藏着。张瑾还记得：“有一次拍朱令做康复时，朱令一下子把吴叔叔的衣服肩部拉裂了，叔叔就立刻说，这个别拍别拍。叔叔不是怕自己出丑，更主要是要抱有尊严和体面。”

在拍摄纪录片期间，朱明新曾经跟张瑾讲过两件事：朱令当年在宣武医院住院，有个康复大夫想用朱令做一个教材，讲如何让病人站起来，阿姨虽然不想让人拍这样的朱令，但她也想，朱令已经成这样了，还能为人类，为康复事业做点事，她愿意，相信朱令也愿意的。汶川地震，阿姨用朱令的名字捐了钱。她想告诉大家，朱令还活着，有情感、有尊严地活着。

最近几年，王晓丽坚持去朱令家探望他们。“我们从过去的朋友变成像现在像家人一样的关系，我看到她家有他们自己的天伦之乐，因为他们家现在是一个铁三角一样的家庭关系，朱令跟她父母非常心有灵犀。我记得几年前，那时朱令的状况比现在要好。有一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跟吴叔叔谈话，朱令就生气了，吃醋了，捅她爸爸：‘你，到，底，是，谁，的，爸爸？你，是，我，的，爸爸！’ 他爸爸听到她有这个情感的诉求，也很高兴。我现在不觉得难过。” 王晓丽说，“就觉得拿她当一个小孩，一个比较庞大的小孩。气管切开前，她对吃很感兴趣，喜欢吃橙子，就会摸她爸胳膊一下，意思是她想吃橙子，甜的。朱令特别听话、特乖，让她做什么她都很努力地去完成，她爸给她泡脚的时候，她就双手上下举一根棍子锻炼上肢，其实很艰难，她没什么平衡能力，控制不了自己。但她还是很努力地练习。”

张瑾说朱令的父母，“在痛苦面前保留了人类的尊严，有一种最大的忍耐，对体面的追求。” 虽然家里发生过悲剧，但他们没有让自己的生活也成为悲剧，甚至还能给探访者温暖。
王晓丽说：“有时候我有烦恼，吴叔叔就介绍他自己的经验，说‘你看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就是悟，要不然我怎么能熬过来呢？’ 我没问他“悟”了什么，但我很理解他的意思，我相信在他脑子里一定有很多想法，他一天悟了多少次，一年又悟了多少天呢？”

约2006年，朱令家聘请了律师张捷和李海霞。“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引导网上舆论，并收集新的证据，为以后的重启调查做准备。” 李海霞对本刊记者说。
朱令吧是民间追凶热心人士的主要阵地。何清还记得，当时有个网友“隔世追铊”，写过一篇文章：《和孙维促膝长谈》，写得特别美，文字表达很好。除了情感上的表达，网友们还自发追凶，四处联络当时的同学，搜集证据。何清也曾积极参与。她记得当时主导追凶的一个负责人是学犯罪心理学的，家庭也有法官的背景。
和金亚见面后，何清写了一篇调查报告，并交给了朱令父母。后来何清帮助朱令的重点渐渐转向基金会，因为感觉，“追凶更大程度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但并不是我们的特长，还不如做一些更实在的帮助。比如给她筹款，带一些康复训练的器械。但很多追凶的网友仍在继续。正义不到朱令家，我们会把正义送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