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停了一会儿，问：“那你当时……”
“挺自卑的，就是觉得自己真是没有一点吸引力吧。从孩子三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心理医生。”
她的丈夫说：“等你到了五十岁，成为性冷淡就好了。”
他们维持了九年这样的婚姻。她看到丈夫总归是“鬼鬼祟祟的，每次上完网以后，都把上网的痕迹清除掉”，她当时以为他是阳痿，在上面查什么资料，也不好意思问。后来，有一天晚上，她半夜醒了，差不多两三分钟，看他还在上网。过了一会儿他去睡了，她去把电脑打开一看，他上的全是同性恋的网站。她闭了一下眼睛：“那一瞬间我知道他百分之百就是。”
过了几天，她做了一些菜给他吃，趁他不注意的时候，过去拍看他的肩膀：“你承认吧，我知道你是同性恋了。”
他当时就愣了，就是一瞬间，眼泪哗哗往下流。
晚上，她突然听到楼上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掉下来了。“我以为他自杀了，拔腿就往楼上跑，我当时就想，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他活着就行了。”她上楼后，“看到阁楼上灯全灭了，他一个人躺在那个地方，我就很难过，一下子扑在他身上。”
浓重的黑暗里，她用手一摸，他满脸是泪水，他们抱在一起哭。“他当时就说，我这个人不应该结婚的，我伤害了一个女人，这是我一辈子的痛。”
她说：“我恨他，我也很可怜他。”
我说：“从你的描述当中我想象你丈夫内心的经历，他过的也很痛苦。”
她说：“他每天都在伪装，每次我跟他一块儿要是参加个应酬什么的，他都拼命给大家讲黄色的笑话，给人造成的感觉，他这个人特别黄，特别好女色。他每天很累。不停在伪装自己。”
我问过翼飞，“你们为什么还要和女性结婚？”
他说：“有个朋友说过，我父母宁愿相信河水倒流，也不相信有同性恋这个事情存在。”
很多同性恋者只能在浴池和网上寻找性伙伴。我们对浴室经营者的调查显示，这种方式中主动使用安全套的人非常少。一个提供性服务的男性性工作者说，多的时候一天他大概与四五个人有性接触，大部分顾客都有婚姻。
“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他从这个群体中感染了疾病的话，就意味着……”
他说：“传播给他的家人。”
大玮是发生第一次性关系之后，就感染艾滋的。
“你为什么不用安全套？”我问他。
“我连安全套都没见过。”大玮说。
他在**前像每个稚嫩的孩子一样。“我以为只是亲吻和拥抱。”他鼓起勇气说，声音小小的。
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安全的，怎么避免危险，就算他真知道，他说也不敢把安全套带在身边，怕别人发现。
“安全套对国人来说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崔子恩说。
采访结束的时候，张北川送了我们每人十个安全套和一本宣传册。我当时提的是一个敞口的包，没有拉锁。到了吃饭的地方，没有地方放包，我把它放在椅子上用背靠着，身体紧张地压了又压。结果服务员经过时一蹭，这只可恶的包就掉在地上了。
全餐厅的人，都看到很多小方块的安全套从一个女人的包里滚落到地上。
所有人都盯着看，张北川俯下身，一只一只，慢慢地把它们捡起来，就好像他捡的不过是根筷子。
我问张北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者？”
他说：“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做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他前前后后调查过一千一百名男同性恋。他们百分之七十七感到极度痛苦，百分之三十四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百分之十自杀未遂，百分之三十八的人遭到过侮辱、性骚扰、殴打、敲诈勒索、批判和处分等伤害。
“每年自杀的那些同性恋者，他们都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心理上的绝症患者。这个绝症是谁给他的？不是艾滋病毒给他的。是社会给他的。”崔子恩说。
我问：“有一些东西对同性恋者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么？”
“对。”
“是什么？”
“爱情、自由、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