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坐到他面前，才发现我根本没有为自己辩护和自荐的机会，她父亲几句话就将我堵得死死的。他说：“这段时间我虽然没有过问你们的事情，但我也看得出来，你和尧尧处得不好，她经常躲在房间里哭，不吃饭，两个人连相处都不好，还怎么一起生活？”他又说：“我选这个位置，就是想让你看看这个路口，今天还算天气不错，但雨雪天呢？严寒酷暑天呢？别的女孩坐在车子里打着空调，我们家尧尧坐在你摩托车上淋雨顶风晒太阳吃尾气？我们不是势利也不是物质，只是希望她过得好。”我终于抢话说：“我不会让她受穷，我会去赚钱，我已经有二十多万了，以后我也可以让她过上好日子！”她爸爸呵呵笑了一声，说：“以后？你没有权力要求别人等你一个空头支票啊。”
　　而后，她爸爸还说了其他一些东西，譬如我和她站在一起就没有夫妻相，她母亲也不希望凌一尧嫁给一个包工头。

但我已经无力听下去了，脑子里只是想着大二那年我们一起去周庄玩，吃饭时旁边一个话唠老太和我们搭话，啧啧地赞叹我们是金童玉女，以后生出来的小宝宝一定也很漂亮。当时凌一尧红着脸一直笑，而我闲得无聊与老太太扯，老太最后一拍大腿去择菜去了。当时我心口压抑得难受，担心自己一个黝黑的爷们儿当众哭出来，站起来不服气地对他拱了拱手，转身去前台结账走人。我当时心口堵得慌，胸口压着一块巨石，像一条狼狈的狗一样微微张着嘴巴，呼吸困难且短促。

那段时间，凌一尧的日子也不好过。她明确拒绝他人的安排与介绍，每天不洗漱打扮，更不出门，用这样的方式向我证明自己的立场。为此，她与母亲发生激烈的争吵，闹得左邻右舍都议论纷纷，她母亲患有支气管炎，春节还没结束就住院了。但我又能怎么办？虽然她父亲还没说完，我就起身离开了，但我明白他此行的目的绝不是对我羞辱或是嘲讽，而是要我与凌一尧停止交往。我过得黑白颠倒，不知道自己为谁而活，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脾气变得极其暴躁。早在2008年，我妈妈就已经见过凌一尧，她知道我遭遇怎样的事情，几次自责自己没本事，没有为我积累财富。我没有安慰她，也没有责怪她，只是一个人独自发呆。我把所有罪责都归结到自己是一个穷小子的原因上，也是从那段日子开始，我对金钱产生无比执着的痛恨，以及无比狂热的向往。刚好朋友打电话过来，约我一起去乌鲁木齐参与一个太阳能发电站的工程，但需要提前垫资。我几乎没有犹豫，一口答应下来，决定把我和我父母所有的积蓄一起带上，孤注一掷。事到如今，我已经没有什么好畏缩的，我连凌一尧都输了，还有什么输不起的？大不了哪天形影相吊，身无分文，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了结这条可笑可悲可怜可耻的贱命。临行之前，凌一尧打电话过来，她说：“吕钦扬，我们分手吧。”只是简单一句话，不由我分说，她便直接挂了电话。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竟然一点痛楚的感觉都没有，麻木得就像一块死肉，直到许久之后手机再次震动，我才醒悟过来。凌一尧在短信说：“刚才免提说给我妈听的，你不要当真。你今天去订票，我们一起回南京。”我一下子精神起来，回复说：“要什么时候的票？”“明天中午，好吗？”她像在哀求我。我当即开摩托车赶去车站，一路狂飙七八十码，订了第二天中午11点20分去南京的长途车票。当时我的内心掺杂着各种情绪，疑虑，自责，兴奋，欣慰，以及被全世界围剿时与她一同突围的悲壮。

第二天上午十点我就在车站外面等候着，手里捏着两张车票，既期待又忐忑，就像守在高墙外即将与主公家千金私奔的狗奴才。

休息下，晚上继续吧，好长的，我看不下去了，看着看着就难受，你们慢慢等等哦

次奥 我都只看楼主收藏了你不发了。 你这是害群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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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一尧一开始还低声和我打了电话，说等会儿就出来，但两个短信之后，便再也没有动静。我有些焦急，但又怕在不恰当的时刻打不恰当的电话，于是耐心地继续等。11点20分过去了，车子发动了，她还是没有出现，我捏着两张过期车票傻傻地站在那个空空的检票口。大约十一点半，她终于发来短信，说：“你直接来南京，我已经在路上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猜想今天的她一定处境混乱，于是顾不上多问，赶紧重新买了最近一班的票。
　　我颠簸一个下午，到达凌一尧那里已经快到下午七点。我们避开那些不愉快的话题，就像以前一样一起拥抱，亲吻，然后去外面吃饭。那是我第一次请她吃西餐，也是我第一次吃西餐。当厨师把牛排端上来，说他要揭盖子了，而我木然地看着他，不知道他揭盖子与我有什么关系。凌一尧解围说：“先帮我揭吧。”她把红色的餐巾挡在面前，厨师揭开盖子，油星点四溅，被餐巾挡住。我当时才想起来，这步骤我以前是知道的，只不过在外面呆久了，早已忘记。那厨师望了我一眼，又看了凌一尧一眼，虽然面无表情，一句话都没讲，但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是莫名其妙地多想了。晚上我住在她那里，那个我们曾经一同经营的小家。与以前一样，我们一起打扫整个寒假都没人住的房间，一起铺床套被子，然后轮流洗澡，最后在床上拥吻**。那天我有些蛮横地占有她的身体，她似乎感受到我的情绪，一直咬着嘴唇默默承受着，但我准备退出去戴套时她却搂住我的脖子，说：“就在里面！”我问：“安全期吗？”她低声地说：“不是。”我看着她的眼睛，她目光坚定，她的手指紧紧地抓着我的肩膀，指甲嵌入肌肤，仿佛已经决定破釜沉舟，再也不回头。

那天凌一尧送我去车站，但她连候车大厅都没有进得去，两个人在安检口就仓促地分开了。我本来想再回头与她告别，但门口拥堵着太多旅客和工作人员，我们只能隔着长长的通道望着，最后打着手势，两人在玻璃幕墙内外杵着。我们互相听不见对方的声音，只能面对面地打电话，就像囚犯与探监者一般。她说：“我昨天把重要的东西都收拾在包里了，打算今天一直送你到站台，兴许到时候一咬牙就直接跟你一起上车，一起去乌鲁木齐。”听着她这有些孩子气的话，我不禁苦笑一声，问道：“你这是想私奔么？” 她却将脸凑近玻璃，认真地说：“我没有开玩笑，我真想过了，我也做得出来。”我伸出手指在玻璃上刮了一下，就像以往刮她鼻尖一样，检票口通知检票时，我在玻璃上哈气，写了两个反体字：“等我。”我不喜欢南京车站，我讨厌一切为了管理方便而设定的有悖人情的垃圾规定。从南京到乌鲁木齐，一共41小时，我睡了又醒，醒了又睡，做着各种各样的梦。其中一个梦最为蹊跷，当时一个列车员推着小车来售卖零食饮料，我刚好迷迷糊糊地睡着，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又回到高三，我和凌一尧迎面走来，她的嘴角洋溢着微微的笑容，我走过去大声地说：“凌一尧，我们以后会在一起，十年，我们以后还要结婚！” 然后凌一尧骂我是流氓，周围的同学都笑，连大乔和子石都笑，我非常生气地告诉他们俩这是真的。不一会儿，姚千岁大老远地跑过来，手里拎着一个棍子，我就没命地跑。按理来说，梦里的人不会跑得快，可我跑得非常快，甚至能感受到头发被风扯得嘶嘶作响。我就那样一直跑着，感觉这辈子都要用来奔跑，我很快乐，我要大声地笑。旁边人的声音陡然提高，我一下子从梦里惊醒，发现那列车员竟然仍然推着车子往这里走，前进距离不超过五米。当时我突然想起一个悲观的故事：黄粱美梦。 我真希望自己这辈子一直活在那个梦里，被姚千岁追赶着，拼命地逃命着，全校学生都在笑着，教学楼阳台和路边都黑压压地站着一大片，就在围观运动会上的三千米长跑。那时候的我还是一个勇敢的少年，而凌一尧也是一个羞涩文静的少女，我们所有的爱情都藏在那一次次擦肩而过，沉默不语的微笑里。

我找了一个地势稍高的土坡，将全站仪加在坡顶，以便尽早被人发现，然后躲在北风面的凹处，能活多久就活多久。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过去，做好最坏的打算，用冻得几乎失去知觉的手横握着笔杆，借着雪地映出的微光，在施工日志的中页写遗书。我在这里投了多少钱，外面还有谁谁谁欠我钱，我又欠谁谁谁的钱，我的户口还在学校里没拿回来，如此而已。我本来想说对不起父母，早走一步，劝凌一尧不要悲伤，下辈子有缘再见，但我歪歪扭扭地写完那些账目，再也没精力写字了。我蜷缩在那个角落里，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想着我要是即将失去意识，应该用什么样的姿势才显得体面安详一些，不至于狼狈潦倒。有时我觉得这身体已经完全不属于我自己，四肢像木头一样无知无觉，心脏是性命寄生的最后一块阵地。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依稀听见上风口传来发动机的声音，还有人高声呼喊，以及雪地里沙沙的脚步声，随后有人从身后的土丘上冲下来，蹲在我旁边一边喊我名字一边拍我的脸。我感觉自己像被人摁在水里，所有的声音都含糊不清，灯光尤为刺眼，看不清他们到底谁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算是获救了，还是正在垂死。他们把我抬起来往上一提，我整个人就像飘进太空的一块废料，所有的意识都跟着失重地飘着。他们把我抬进开着空调的车子里，盖上厚被子，让人揉捏我的四肢，不停地呼喊我，叫我保持清醒：“吕工，吕工，吕工……”我恍恍惚惚地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吕钦扬，吕钦扬……”我一下子坐了起来，拼命地推开那些工人，瞪大眼睛努力地四处观望，发现根本没有凌一尧的身影，又颓然地倒了下去。后来，那些工人和我喝酒时经常拿这事开玩笑，说他们当时被吓了一跳，以为我是回光返照，以为我是听到勾魂小鬼的点名。我一边喝酒一边嘲笑他们的迷信愚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医院离这里太远，我被带回营地以后烤了一会儿的火也就缓过气来，他们便让我躺在床上休息，专门让烧饭的老头子来伺候我。我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掀开窗帘看见一轮咸鸭蛋黄般黯淡的红日，凌厉的冷风吹得活动板房的单层玻璃呜呜作响。我喝了热汤，让老头子给我手机充电，然后给凌一尧打电话。 电话一通，她便问我昨天在干嘛的，为什么只打了一声就挂了。 我说我昨天差点丢了命，连遗书都写好了。凌一尧似乎不太相信我的话，她说：“你到底是去工作还是去打仗的，为什么会有生命危险，如果真的那么危险那就回来啊！”面对这样的责问，我不知道如何应答才好，我已经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投入这场豪赌，怎么可能因一场意外而举手投降。我在这里扛住雨雪风霜，就是为了让她此生都活得安逸，我只希望她此生都不必感受生活的艰辛，哪怕一辈子都无法理解我此时的狂热。随后她告诉我，她父母托人在我们那个城市给她找了一份新工作，待遇相当不错，催她回去工作。她知道，这样的安排无非是让她离罗XX更近一些，更好地掌握两人之间的动向，于是她努力地抗争着，一天一天地拖着。她说：“今天我妈妈说了一句话，我哭了好一会儿。”

电话那头一片沉寂，而后挂断了。此后的很长时间，我们谁都倔强地不肯联系对方，直到有一天南京的房东打电话给我，问我另一把钥匙在哪里，我才知道她已经退掉房子，回家去了。我离开戈壁滩的时候积雪正在消融，我把手里的数据都交给项目部，连同那本撕掉遗书的施工日志，而我带来的垫付资金暂时只能抽走不到一半。一个关系不错的朋友开着破旧的越野车把我送了出去，一路打滑，一路颠簸，一直把我送到火车站。

从南京到乌鲁木齐，背离朝阳，冲向黄昏，而从乌鲁木齐与之相反。那四十多小时里，我一直稀里糊涂地想着心事，日落时怀疑自己离太阳越来越远是不是一个不详之兆，日出东方时又在期待这是预示我可以拥有走出困境的幸运。我很无助，感觉自己的力量微弱得几乎渺小，只能寄希望于这些毫不相干的启示。我辗转回到那座城市，没有回家，在车站旁边的宾馆住了下来。我洗澡剃须换了干净衣裳，试图逼着自己睡一会儿，好让自己与凌一尧见面时精神状态好一点。可是，我又困又累，却怎么也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就心慌气短，仿佛有人在我耳边敲着锣鼓大声聒噪：“她要离开你了！她要离开你了！”凌一尧知道我回来了，我们约在安定广场见面，面对面站着，她看着我的眼睛，说：“怎么那么多血丝？多久没睡觉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最近一次超过四小时的睡觉就是从戈壁雪地里捡回小命后近乎昏厥的长睡。旁边有很多小孩子穿着旱冰鞋跑来跑去，我们生怕被撞到，于是坐到旁边的长椅上。我告诉她，我每天都很想她，已经把新疆的工程丢下了，不想再离开她了。她皱起眉头，问：“你不是在那里垫资了吗？丢下那里，你以后怎么办？”

随后的一个礼拜，我过着这辈子最潦倒的日子。我暂时不想回新疆，也不想去找那些熟知凌一尧的好友，但我已经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砸在项目上了，所以不敢回家见父母。我一直在宾馆里睡着，拉着窗帘，没日没夜地睡，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干啃房间里本来就有的桶装方便面。
　　我以为自己呆在这个城市可以做些什么，但事实上我根本无从改变眼前的现实，凌一尧没有再给我发一条短信，打一个电话，我也没有再去联系她。于是，我决定出去走走。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走，从江苏走到新疆，从荒凉的沿海滩涂走到更荒凉的戈壁滩。但我从未迷失方向，即便走在只知前后左右不知道东南西北的风雪里，我心里也依然竖着一座高高的灯塔，依然有人期待我的归去。可是现在，灯塔的光亮彻底消失，我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我独自回到南京，去找以前那间房子，房东尚未将它租出去，我恳求他让我呆一晚。凌一尧离开时将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一些被遗弃的生活用品被整整齐齐地摆在角落里，蓝色的毛巾牙刷杯子都是我的，红色的都是她的；床头靠背还贴着当初我从新袜子包装上面撕下来的标签，她总是因此而数落我“幼稚”；台灯罩上有她用唇彩画的卡 通脸，咧着嘴，没心没肺地笑着。
　　没有被褥，我只能裹着衣服躺在硬床板上，开着电视睡觉。我总是迷迷糊糊地听见她的声音，每次都猛然惊醒，却发现只是电视的声音。我真希望我所经历的只是一个噩梦，真希望我醒来时看见她正在阳台晾晒衣裳，黄昏余晖映出她可爱的身体轮廓，或者她忽然推门进来，手里提着的塑料袋还贴着超市的标签。可是她已经走了，不会再出现了。 第二天上午，我独自站在镜子前洗漱，将红色和蓝色的牙刷放在一个杯子里，然后带上房门离开。那天我重新踏上前往乌鲁木齐的火车，从此孑然一身，无牵无挂，这个躯体是行尸走肉，这颗心不再属于凌一尧，而这条命我敬老天爷。

　回到戈壁滩，别人问我事情处理得怎样，我嘿嘿地笑着说一切妥当，一副无比幸福的模样。我不是可怜虫，我不需要博取所谓的怜悯，我已经丢了灵魂，但尖牙与利齿还在，我可以参与残酷的争夺。
　　我变成工地上脾气最古怪的人，工作时精力充沛，休息时嘻嘻哈哈，但监理都对我敬而远之，因为我一会儿像哈巴狗一样对他们点头哈腰叫爷爷，一会儿像疯狗一样对他们凶相毕露，甚至趁着酒劲追打吹毛求疵的小监理。合伙人经常数落我，却又纵容着我，因为他们不方便与别人翻脸，他们需要我这样的疯狗。 　　 　　只是，一闲下来，我就开始发呆。同事开玩笑说，我是“墙角里的一根打狗棒”。 　　 　　我们经常会请业主或者质监站之类的人吃饭，我每次都咋咋呼呼，哗众取宠地说着各种庸俗的荤段子，然后拿出同归于尽的架势来喝酒，一杯接一杯地死磕。所有人都夸我海量，年轻有为，前途不可估限，但我知道，酒场和官场都是谎言的集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