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一尧读研三的时候,她家里开始给她介绍对象,反复几次之后她终于交代说自己已经有男朋友,而且交往很久了。她家问我的具体状况,凌一尧怕被反对,于是给我虚报一些内容,尤其在收入方面,她说我的职务是部门经理,月薪八千,但事实上,但是我当时只有三千五。 “你家很在乎这个吗?”我非常脑残地问。 凌一尧白了我一眼:“在乎了又怎么样?难道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当时有种尊严遭到践踏,尤其是她虚报我的收入状况,觉得她瞧不起我当时的经济状况,于是自个儿生了闷气。但凌一尧也被她家里催得紧,加上做课题和找工作的压力,她的心情也非常糟糕,于是和我第一次吵开了。 我们彼此说了很伤对方的话,她说我没出息不长进,我叫她去找个小老板,不用跟着我受穷罪。最后,她气得躲在阳台上哭。我坐在房间里,看着她用了一年多的旧包,空空如也的梳妆台,还有那只我送给她的,使用两年仍然干干净净的手机,突然心酸得疼。 我走到阳台,把她拥在怀里,说了一声对不起。她没有顺从,也没有抗拒,只是望着眼前这个城市的一隅,目光里满是迷茫。我渐渐意识到,这已经不是无忧无虑的高中,也不是温饱与快乐即可安生的大学,我若是化不开她的忧虑,兴许可能永远地失去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