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杂感】再论臣子与妻子

中国的历史太长，有很多故事很多人物，长到连“求真”都不可能。在这一点上，我是个极端的怀疑论者，只要具体人物事件发生的时空过去了，还原“真相”在我看来就不可能。（参见《罗生门》）而且历史毫无疑问是会累积的。几千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选择记住A而不是记住B,为什么A又以这幅姿态而不是别的什么样子展现在我们面前，都是很深奥的问题。所有发生过的，都参与创造历史，所以不要说《新三》不尊重历史如何如何，一来是因为“历史”到底是什么样，本来就受到太多因素左右，二来，《新三》也会成为历史，对“三国”那个时代的重现和再一次塑造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很难说，下一版有关三国的任何形式的成品出现的时候，人们会觉得今天的《新三》是一个很可靠的参考对象，甚至也同样需要被“尊重”。
前一个帖子里我提出了一点看法，大意是臣子和妻子之间，或者说，君臣和夫妻之间有些可以类比的地方，由于自己是玄亮党（我不腐），又大爱新三里的处理，于是就借玄亮做了个例子。没想到真的会有人看，而且还十分认真得予以回复。很开心。我喜欢说大实话，本来有了点想法，写出来贴到一个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就是希望有人看，有人交流，有人关注和批评的。不然大可以写进日记本，锁进抽屉。有过一些交流以后，觉得话没说的太明白，加之有些观点我认为还可以商榷，有地方自己还可以进一步坚持，所以另外开贴。先讲明，我没有任何“针对性反驳”的意思。

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大约也是“攻受”关系，或者叫“互攻互受”，学科一点的话说，大概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但我觉得没有攻受论形象。呵呵~当你对历史进行检阅，提出疑问，进行探求推测修正的时候，自然人是攻，过往的历史是受体。这个时候的“历史”，当真就是个“小姑娘”，除了不能凭空捏造以外，新一轮的价值塑造，无论朝着哪个方向，都容易的很。因为围绕同一个具体对象，采用二分法的话，褒贬的材料都满满几箩筐。舍弃一部分，有时候即使不是自说自话的视若无睹，也是为了自圆其说的无奈之举。真要“有容乃大”，第一个淹死的，很可能就是自己。所以，在“历史”是受众的时候，掌握话语权的群体，往往是“根据需要选择历史”，而不是“根据历史调整需要”。另一方面，那些广大的，没有资源和能力和足够影响参与“挑选”的人，往往就成了“历史的受众”（从最大的意义上讲，每个个人都扮演这一角色）历史以什么样的面目呈现，意图对每个人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往往身不由己，只能在承受的范围内发挥那点可怜的主动性。
所以，我之前讨论的玄亮，其实只是一个“意向”，而非“实体”，更非“真相”。要说“真相”，除非穿越估计是甭想看见了，而且估计各种可能各种模式都有，令人瞠目结舌也未必不能。要说“实体”，我的意见是，这二人，身上负载的文化包袱和理想寄托太重了。重到足以将“实体”压散。只剩下精气神魂。而且这个精气神魂，也足够理想。我又要说周公了。中国人提起周公，不要求“再现”成作品的话，大致的了解和想象以及期望都是一样的。要概括核心词汇，估计也差不离。最简单的比喻，如果根据记载，周公其貌不扬甚至不堪入目毫无半点气场，有人“再现”之，又有多少人能接受？这点子“仙气”，从周公一路到刘伯温，都还存了点影子，至于气韵是否纯然，是仙还是妖，那是另一回事儿。

我一点都不否认玄亮之间最感人的支撑和推崇来自于“情感”这种东西。而且，私自认为，就是古来的人伦道统，都没有真正的“灭人情”，（注意不是“灭人欲”）相反，礼教和道统规范一直以来都是以充沛的，纯正的情感交流作为基底的。天然状态下，所有的礼仪规范都应该“发于心（中、衷）”但中文里有个词，我觉得实在极妙，所谓“初衷”。最纯正的，往往仅限于最开始。一旦进行仪式化的规定以后，不管裹含多少情感，都必然带有目的性的指向。当发乎于情要“止乎于礼”的时候，裂隙产生。再举个不甚妥帖的例子，如果你听一个人讲话，引起兴趣要鼓掌，一开始属于“情不自禁”，但情感浓烈的程度未必可以贯穿鼓掌的全过程，于是有中间的那个点，情绪已经表达清楚，但掌声现在停下是“不妥当”的，那么后续的掌声就属于“礼节性致意”。（我说的是历史，不是玄亮，不是玄亮神马的）。既然“诸葛亮和皇叔”是一个意向，那么历来我们看到的，必然是经过不断塑造的，调整的，既符合“历史沉淀”，也符合当下人对于历史的“想象”，还要符合这个时空的人对于身处环境的理解，更甚于，要包含现在的人对未来的“寄托”。现在生活着的人如此，历史上生活着的人也如此。
上一个帖子里有人对我的“君臣道，夫妻道”提出了商榷，说为什么武王是商纣王的“臣”，历史仍然允许其推翻其“君”。这种君臣之上的“天道”是“夫妻”不可以比拟的。我想了一想。作为一个历史意向，武王不是“臣”，他是“君”，而诸葛亮从来都没有被摆上“君”的位置。无论有多少评价，说他是人也好，神也好，千古第一人也好，他从来都不是“君”。武王伐纣，固然是“纣王无道”，但这个理由可以是事实也可以是借口。“臣”向上反抗的结果，大体不出两个。一，摆脱“臣”的身份。进入“君”的行列。需要的铺陈就是他原本那个君主，实在太不成样子。而他本人，才是“天命所归”。二，钉死在“臣”的身份上。稍微出格一点的，是“能臣”，出格出大发了，就是奸臣，篡逆，千古不得超生。而且时间越往后，“臣”的出格机会越小，服从性越高。而“篡位”而来的君王，粉饰过去的难度就越大。君臣之道而上的“天道”，虽然一直存在，但实际情况下也是被“君”一步步控制，融化，蚕食。虽然不像对妻子要求“夫即为君为天”这样的严苛，但也趋一致了。
中国历史的话语权，很多年以来都和大众没什么关系。就算是百姓们对丞相的纪念，也要通过口口相传，然后通过官吏的笔，皇帝首肯才能定格。这就进入我上文所提的那个“依据需要进行选择”了。在精英阶层和大众的划分中，精英阶层的权力大些。于是大众就一次一次成为“受众”。而精英里，从周公制礼，就倾向于维护至尊。

刚刚想到一个问题。中国礼制里的“情感裂隙”是不是就产生于过高的情感假设和“做不到”的苦逼现状？我们看见的玄亮，起码是1840年以前就已经吸收了中国礼教主要精神的玄亮。（我不愿意说它是“封建社会”，因为这个词含义很诡异），而不仅仅止步于三国时期。甚至可以说，玄亮，从三国结束后才开始走向“意象化”的过程。而那个时期，君道已经开始逐步兼并天道，夫权和夫权也愈来愈明显严苛的被一再拔高。明主贤臣，父慈子孝，举案齐眉，所有仪式的痛点是不是恰好因为他们在没有发生之前就已经被设定“应该如此”。而这种“应该”的重量天平也越来越朝着对应关系中的“受体”日益倾斜。最后的最后，就变成了“父可以不慈，但子不能不孝”？也恰恰因为如此，玄亮模型中的情感积淀益发显得皎皎如月，令人神往。如此权力框架下的臣，我真心以为，并不比妻的处境好多少。而且所多出的余地，或许真的仅仅是因为性别优势。再论臣子与妻子。单单说用词，都是共通的。忠贞节烈四个字，没有一个不是同时指向妻子和臣子，只是男女有别，公私有分，场域，侧重不同而已。
受了一点启发，想到《红楼》，（我不记得人名，实在抱歉），曹公说红楼是“为闺阁列传”，很有意思。其中有明确被提到过“贤”的女子。袭人。那是怎样一副形象？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而且边角俱全。对应宝钗的判词是“山中高士”，前两天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说山中高士者，不但高洁隐逸有操守，而且谋略城府才干样样俱齐，若是男子，大约也是诸葛一类人物。语言之妙，大约就在用字上。贤臣一定是好臣子。但好臣子却未必都以贤名冠之。还有一点，《红楼》里，宝钗和袭人都是“含劝”的人物，劝者，谏也。我之前说孔明“示弱”，倒不是说他“自保”，贤之一字，除了克己和奉献，还有一层意思，是持重守节，外柔内刚，而且思虑周全。要真换了那一味刚正不阿，冒死直谏的，倒有另外一个字，诤。只是这个字，用在女性身上极少，大抵因为余地没有这样大吧。但男子在为臣上比女子为妻多得的一点余地，依我看，还是由于“男为阳，女为阴”的一点性别优势。君攻臣受，夫攻妻受，（我不腐，意会意会）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理想模版”，这就是我上一篇帖子说“玄亮就算本不如此，也会被后人拧巴至此”的原因。因为一旦出了格，就会“不对味儿”，看着别扭。这是纲常里的“经纬”，至于那臣强主弱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怕老婆的，家里招进母夜叉的，甚至“牝鸡司晨”的，那属于历史的“权变”。其实伤不了筋骨。君不见武则天都当了女皇了，中国历史有什么大异变没有？没有吧。说到臣子的主动性，在我看来，仪式上也就比女人择夫多一个“自由恋爱”的过程（别打我！）高导的那个慢镜头不是白用的，“宣誓效忠”的“携子之手”和女子的“委身于人”内涵上又差多少呢？总不过是，我占有的全部资源（全部资源！我不会打着重号，原谅我）都belong to you。包括这颗，不贰之心。（男子的贞节不包括身体神马的就是了）。

诸葛被历代统治者需要（如果不需要，他也爬不了这么高），固然因为他有“经天纬地之才”，（就这点，其实一直没有取得统一意见，不少人提出过强烈反对），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贤啊。当然，刘备也是“被需要”的，但大多都是被自视为孔明的士人们需要。所以，是可以被替换的。历史上明君又不独刘备一个。联系上文说的权力天平，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刘备的形象远没有孔明多彩，光明，高洁，甚至神圣了。当然，基于中国伦理的“情感预设性”，所以“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就会更加明显。在纠结的发展中，大约就只能变成，即使你不能对我包含着鞠躬尽瘁的热情，你也要最好学习这鞠躬尽瘁的态度。当然，如果有，自然很好，大好，最最好。但是预先设定情感付出“应该”的额度，是很痛苦的，效果往往也是很不理想的，甚至是很残酷扭曲的。“你必须敬我畏我爱我恋我”这种要求，对一个从小就被扼杀主动性的女子而言，还相对比较容易，但换成男子，就结果叵测了。诸葛亮只有一个，刘备也只有一个。甚至是他俩只要不遇上，可能历史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所以，这种情感积淀和经历，甚至包括其环境，都是不可再现的。于是就再一次导致君臣们的挫败感。现实越挫败，历史就越美好。明主贤臣，不成都不行。

再次谢谢《新三》，就“明主贤臣”而言，它做得很漂亮。

楼主，你执念太深了。
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没有那么多曲里拐弯的东西在里面。
刘备和诸葛亮这对君臣非常的感动人，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前仆后继为了一个理想奋斗到死，非常典型。
唐太宗和魏征，勾践和范蠡，周文王和姜子牙、万历和张居正，这些相对有所成就、贤明的君臣模式在历史上同样是多见的。作为士大夫的优秀政治代表，这些位即宰辅的人，为政做人的思想远没有那么单纯，诸葛亮只是一个方面，远远不是全部。
这是和夫妻关系完全不搭界的政治关系。

楼主，你文章中的一些推理方法我是不同意的。
给你举个例子，如果说一个奴隶主和奴隶发生了爱情，难道可以用恋爱关系来代替主仆关系吗？
奴隶主阶层可以宣扬甚至神话这个爱情故事，来鼓吹和谐，但是却改变不了奴隶制度本身。
同样，君臣关系，特别是长期共事，又志同道合的君臣，肯定是有感情的，人孰能无情，但是这种感情代替不了君臣这种政治关系。
而楼主所说，是国人的文化理想使得君越来越强，臣越来越弱，君居于主导地位，而臣是完全的被动。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由中国的地域和人口的广大和复杂性以及诸多现实的经济因素决定的，象君为臣纲这种政治文化只是制度的衍生品。中国的封建专制进化几千年，看上去没有大变，但是也变化不小，比如我在那个楼里跟你说过的相权逐渐压缩乃至于宰相职位消失这种现象。这种变迁绝不是文化影响导致的。这是生产力逐步发展，统治者为了维护统一的专制国家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的结果。

中国历史的话语权，很多年以来都和大众没什么关系。就算是百姓们对丞相的纪念，也要通过口口相传，然后通过官吏的笔，皇帝首肯才能定格。这就进入我上文所提的那个“依据需要进行选择”了。在精英阶层和大众的划分中，精英阶层的权力大些。于是大众就一次一次成为“受众”。而精英里，从周公制礼，就倾向于维护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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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中心观点不是新三的刘备和诸葛亮是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吗？恰恰相反，士大夫和统治者对于这二人的一些褒奖和作品对民众的影响，远远不及三国演义，而三国演义这部书是上千年的民间传奇演绎构筑的民间形象，时至今日影响力依然很大。这里面刘备和诸葛亮的形象和新三差别很大吧。我也认为新三的刘备和诸葛亮形象设置可能更接近精英阶层，但是精英阶层们对于这对明君贤臣的认识我觉得和楼主差别很大。

我一点都不否认玄亮之间最感人的支撑和推崇来自于“情感”这种东西。而且，私自认为，就是古来的人伦道统，都没有真正的“灭人情”，（注意不是“灭人欲”）相反，礼教和道统规范一直以来都是以充沛的，纯正的情感交流作为基底的。天然状态下，所有的礼仪规范都应该“发于心（中、衷）”但中文里有个词，
而那个时期，君道已经开始逐步兼并天道，夫权和夫权也愈来愈明显严苛的被一再拔高。明主贤臣，父慈子孝，举案齐眉，所有仪式的痛点是不是恰好因为他们在没有发生之前就已经被设定“应该如此”。而这种“应该”的重量天平也越来越朝着对应关系中的“受体”日益倾斜。最后的最后，就变成了“父可以不慈，但子不能不孝”？也恰恰因为如此，玄亮模型中的情感积淀益发显得皎皎如月，令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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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面跟你举其他类别君臣的例子，以及奴隶主和奴隶相爱的例子，就是为了说明，君臣关系和夫妻关系有本质的不同，夫妻关系主要内容是情感，君臣关系就复杂多了，即使有情感也是不能逾越政治地位和规则的。推崇诸葛亮的后世知识分子，并不是只想当个顺臣，恰恰相反，他们都怀着匡扶天下布衣为相的宏大目标，而且著说立说，要当万世师表，而如果没有刘备这样的明君，他们就或者归隐田园，或者大隐于朝以待时机，有的人甚至为了心中的抱负不惜舍身取义。贤者的定义真的远远不是一个“顺君”能定义的。所以你说历代统治者推崇刘备诸葛亮，使他们之间的情感因素显得越发宝贵，我实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面又有说道诸葛亮是克己的，这更是前后矛盾，所谓克己，就是为了政治克制自己的私欲私情，哪有将感情置于原则之上的道理？更不存在什么感情是法礼的基础之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封建专制都不需要反了，自由恋爱也不需要搞了。或者你想说刘备诸葛亮之间的情感使他们自然而然就是和谐君臣？这不就是君臣关系和夫妻关系之间的简单置换吗？这不是以情感代替政治关系吗？
历代统治者的推崇的目的只能是他们的行事方式和政治追求的一致性是符合规范的，跟感情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在新老三国里面，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都很好。不同的只是两个人的性格和互动方式有了变化，新三国更符合专制政治下的君臣行为规范，而老三国多是百姓对于明君贤臣、贤者为帝王师的一种想象。

有点腐了，不过我喜欢。。。

至于《三国演义》这种从“话本”而来的“通俗小说”到底是不是精英意识的体现，或者说有没有精英意识的参与，我直觉的判断还是有，但是怎样把话说清楚就还没想明白。当然每个人都有意识，包括老百姓，而且他们的体验和“精英”自然不一样。只是我总觉得，即使他们有“话语”，也未必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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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还是多了解一下中国的文学艺术发展史再来探讨这一类理论问题比较合适。可以说中国的文化都是来自与民间的，正是各种民间艺术和民族艺术给中国的文艺发展注入了发展的动力，每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当他进入精英阶层并被推崇的时候，很快就被僵化了，并且成为小众的东西，最终走向衰微。
各种政治思想也是一样，就如同我前面所说的政治制度是根源于现实客观因素，而不是某家政治思想或者说理想一样，每一种思想变化为制度的过程始终都是来自于朝野之外，而非统治阶层自己发展和发明。
当然，这些过程是曲折复杂的，参与的知识分子也很多，这些人可以称之为精英，但是他们的工作从本质上来讲并不是发明，而是对大众化的东西进行加工和提炼，寄予个人的政治理想或者审美情趣，使之适应于精英阶层，提高和发展他们的形式和水准。

其实我真心觉得我们俩不需要讨论。因为我俩一直在说同一个观点，而仅仅是“话说岔了”，是我的表达不清楚的问题。“情感基础”更确切的说是掌握规范主动权的那一方“希望如此”。就像我说的，第一个因为高兴而鼓掌的人一定是因为太高兴了。但“鼓掌表示高兴”以后，所包含的情感就值得考究。
且不论异性恋这种东西是否也是“规范”的产物，但涉及婚姻家庭夫妻制度，我还是觉得规范走在了情感的前头。再说，真心觉得一个人是好妻子好丈夫并产生感情的前提，或许就是她/他被“规范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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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原谅我臆测楼主的隐私。从这些观点来看，我感觉楼主尚未结婚。
夫妻关系中确实包含一些社会关系，也有一些名不符实的政治联姻、家族联姻。但是，这些社会关系只是夫妻个人所属的社会地位的衍生物，或者在此基础上以夫妻关系为基础产生的的社会关系联盟。
以婚姻的社会性质界定婚姻关系，也犯了一个混淆概念的错误。在这种定义下，婚姻关系失去了他最本质的特点，和其他关系没有任何区别了。谈对象、结婚能和进公司应聘是一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