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春，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亲临北京人艺，指导他的经典剧目《推销员之死》。曹禺邀请米勒到家里做客，其间拿出一封信，逐字逐句念给他听。信是画家黄永玉写来的，信中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
　　一旁担任翻译的英若诚为难了，这还翻吗？全都翻，曹禺说。在人艺演员蓝天野看来，这些话，说到了曹禺的心里。

　　在他天津的祖宅里，有一面墙上曾挂着几十幅表情生动、飞扬夸张的照片，那是少年万家宝看戏归来，一个人对着镜子反复表演的集结：愤怒、甜蜜、遐想、鄙视……从23岁到29岁，这位官家子弟密集地写出了《雷雨》《日出》《北京人》等7部剧本。文学界开始知道一个笔名叫曹禺的青年，许多人说他“有天才”。
　　然而，从39岁到去世，47年间他再也没能写出一部自己满意而外界也公认立得住的作品。笔下的枯竭和名位的丰盛同时到来：新文化(300336,股吧)运动的开拓者之一，著名戏剧大师，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中国文联执行主席……还有，北京人艺首任院长。

　　晚年，他在痛苦中煎熬，自称“精神残废”。女儿、剧作家万方说，父亲是被扭曲和异化了的；一直到死，他都没能真正回到那个写《雷雨》时的自由自在的心灵。
　　在北京人艺的排练场里，高悬“戏比天大”4个字，这是演戏的祖师爷们代代相传的话，也是曹禺经常说的。然而，他这一生，终究没能以自己之戏，招架住那个“天”，甚至连抗衡都未曾有过。
　　人艺老编剧、曾任曹禺秘书的梁秉堃曾请教八十多岁的曹禺：90年代以后大家都不玩政治了，开始玩哲理，甚至哲理也不玩了，直接玩钱，您怎么看？曹禺答：这些个，都不是艺术的本性。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天”。作为一种美好愿景的“戏比天大”，或者将长久地高悬在那里。

当《雷雨》遇上阶级分析
1933年暑假，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二楼阅览室里写出《雷雨》的曹禺，没想过它会成为“中国话剧百年一戏”。
　　此时的中国话剧也是二十多岁的小年轻，刚从“文明戏”过渡为“爱美剧”。“爱美”，Amateur，业余；“爱美剧”就是非职业话剧，主要是文化人组成的业余剧团和学生剧团在探索尝试。剧目外引易卜生，内有先驱郭沫若、田汉等人的剧本。

　 这个大户人家的**故事在他的脑子里已经生长了5年，有些人物就活在他身边。比如繁漪的原型就是某同学的嫂子：南方人，会一点评弹，二十多岁嫁给同学的哥哥当续弦。丈夫是个木讷古板的工程师，满足不了她感情上、生理上的需求，于是她就跟小叔子好上了。而曹禺生活的环境里，多有周朴园、周萍的散体。
　　曹禺花了很大功夫去写剧中人物的小传和札记。剧本中，每一个人物出场前，都有一段简短生动的介绍，文字相当漂亮。曹禺后来说，这些草稿，当年堆满了他的床底。

　　巴金是在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的一间阴暗小屋里，一气读完《雷雨》原稿的。他流泪了，但同时感到一阵舒畅，决意推动出版。许多年后，巴金在给曹禺的信中说，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艺术家，你要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
　　《雷雨》很快被搬上舞台，郭沫若看后大加赞赏，李健吾评论：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今天，它在戏剧史上依然拥有突出地位。通常认为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戏剧走向成熟。

　　演周朴园的郑榕说，按当时搞运动的潮流，采取阶级分析法为《雷雨》中的人物排队：周朴园是极右，鲁大海当然是左……每个演员被要求带着阶级感情去深刻揭露所演角色。于是，扮演繁漪的吕恩哭了：我演了十几年戏，现在我不会演了；过去也演过《雷雨》，怎么现在就不对了呢。
　　同样不能入戏的还有作者本人。从演员们体验生活到案头功课，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曹禺没有对他们讲过一句自己的意见。剧团有党组织，负责把握剧目的方向。演员白天演戏晚上开会，理清思想，端正态度。

　　有一天，曹禺悄悄去探生病的朱琳，拿一个小板凳，坐在床前，聊起朱琳扮演的鲁侍萍。
　　“这鲁侍萍啊，你现在觉得有点别扭是不是。”
　　“对对，是觉得别扭。”
　　“你要知道，她这一辈子最爱的就是周朴园。一个人的初恋，是一生不能忘记的。”

　　1954年，新社会版《雷雨》上演，观众卷着铺盖连夜排队，各地兴起复排热潮。有段录音记下了曹禺当时看戏后的心情“舞台上的人物不是在我脑子里所想象的那个人物，有演得不够足的，有演得过火了的，不真实的，尤其是被夸张的角色，使我感觉到就不如我当初写剧本的时候那么愉快。”
　　有一次，被演员长时间酝酿阶级感情弄得又拖又假的台词腔折磨着，曹禺冲进后台对郑榕喊：“快快快，受不了受不了，我那剧本里头没有那么多东西！”

(略)

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
　　1952年，周恩来找曹禺长谈过一次，问起他的生活和创作情况。曹禺说，生活很好也很愉快，谈到创作却卡住了。从最近的一次创作《艳阳天》算起，他已经5年没有写出东西了。
　　“我自己正想写点东西的时候，就感到生活贫乏，自己真正感到的东西，需要的资料没有多少，就悔恨，就难过。中国有句话，“江郎才尽”。我不说才尽，我有没有才，真是个问题。一拿起笔来写现在，就感觉到自己肚子里一无所有。不像从前那时候，拿起笔来顺溜极了。”研究者说，他知道应该怎么写，就不会写了，写出来，也就不会好。

　　在蓝天野眼里，曹禺是一个带点孩子气的、很天真的人。万方说，父亲天然有一种对人的兴趣，哪怕坐在轮椅上被推进公园，他也在观看来来往往的人，留意他们的穿衣说话，留意他们的关系。女儿万昭说，父亲是一个很感性的作家，他这个人就是一团感情，但他的感情总是容易受周遭环境的影响。
　　曹禺谈到过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那个缥缈精灵爱丽儿：最可爱，最像人。她为主人效忠，施展千般能耐，待功德圆满，向主人要求，恢复她原来的自己。又谈孙悟空：他保唐三藏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了西天，后来在一片慈祥、圣洁的氤氲里成了正果，被封为"斗战胜佛"，慈眉善目地坐在那里，不再想花果山，不再想原来的猴身。

　　1991年他写下一首短诗《玻璃翠》——
　　我不需要你说我美，/不稀罕你说我好看。/我只是一朵平常的花，/浓浓的花心，淡淡的瓣儿。/你夸我是个宝，/把我举上了天。/我为你真动了心，/我是个直心眼。/半道儿你把我踩在地下，/说我就是贱。/我才明白，/你是翻了脸。/我怕你花言巧语，/更怕你说我好看。/我是个傻姑娘，/不再受你的骗。
　　他在“文革”期间的表态文章被剧作家沙叶新归入“表态文化”。殊不知当年他每每过不了关，不得不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了才算过场，回到家里难受得直抽自己嘴巴。
　　“文革”好像一幕10年大戏，演着演着也就演完了。其间，老舍投了湖，焦菊隐的骨灰装进了一个7块钱的骨灰盒，66岁的曹禺重回人艺，担任院长。他对人艺、对舞台还是一往情深：“我是爱这个剧院的。因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天地里，翻滚了30年……戏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

　　他还说，舞台是一处魅惑无限之地，是地狱，是天堂。一场惊心动魄的好戏，是从苦恼到苦恼，经过地狱般的折磨才出现的。只有看见了万象人生的苦与乐，才能在舞台上得到千变万化的永生。只是他的生活已被置换、抽空。
　　复出后，曹禺的社会活动非常多，每次回到家，就只剩下疲倦和沮丧。他对女儿说，我知道写不出来，我用社会活动来填补痛苦。他因神经衰弱而服用安眠药，每次吃了药，整个人才能放松下来，很多心里话才能说出来，他一个人，自己对着自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