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的味道稍稍给了我一些安慰,让我知道我还在加州海岸的某座简陋的实验室里。说简陋指的是装潢,整座房子毫无装潢可言,因而我也无法判断它到底属于政府还是属于私人,属于五角大楼还是独立研究所。在不接受训练的时候我可以自由外出,但我没有钱和证件,如果我想要个冰激凌我可以告诉任何在这里出现的工作人员,甚至我的教官,而后我就能得到一个。可我没办法要一个卖冰激凌的姑娘,这座住宅白天出现过的人一共有7个,除了两个教官每天都在以外其余的工作人员轮流出现,其中有一个药剂师我已经很熟悉了,即便我不和他说话他也会拿烟或口香糖给我。
在晚上,这儿只有我一个人,守着巨大的私人海滩和整个太平洋的海水。
整整两个月,我在这里接受训练,距离完成训练还有16个月。我有两个教官,他们教我如何做梦,在我20岁以前我以为这是像吮吸一样不需要人教的。现在我不仅要有计划的做梦,还要尝试让自己的主观意识塑造潜意识的世界,并且努力在这世界里为所欲为。他们管这种行为叫“下潜”,苏醒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坠落带来的震动kick,二是在梦中死亡。
听起来简直不可能,而且上帝应当不会答应。那段日子我也就想想而已,直到后来我才狠狠意识到这事业到底有多反人类。不过我愿意为这个接受天谴,我很愿意,所以我准备好了接受一切。
显然,他们没准备好接受我。
Michael教官回来时距离他踏出房间已经过了45分钟,准确地说,他关上门后是第46分钟了。进来时他身后跟着一位医生,现在凸显在我眼前。从他一丝不苟的审视目光到他撵着口袋幻想着那儿该有个听诊器的习惯都在一遍遍告诉我他是个医生,他的表情看起来既不严肃也不轻松,就像事先写在纸上那样,毫无应激性,于是我跳过了同他对视。
他问了我几个基本问题,确保我的神志还正常,而后他带走了我,去一家私人诊所做了一次全面的脑部检查。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去超过1.2英里的距离,也不全是这样,我离开建筑物就被塞进一辆车里,而停车的地点在一个地下停车场。那些繁琐的检查花了我半辈子的时间,实际上是4小时18分,中间我和这位神经科医生碰面的时间零零总总加起来不超过2分钟,大多数时候我和强壮有力的男护士待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