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此书，还是从序言读起吧。 
借此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这些章节我将是一个一个字敲出来，自己都觉得是否会不堪其重。 
但愿我能够坚持，但愿诸位看官能有所收获�

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电视节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给荣格带来了无以数计的信件，这些信件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他们中间很多人是没有接受过任何医学或心理学训练的普通人，他们为这位伟人的堂堂仪表，他的幽默，以及他的质朴的魅力所倾倒，他们窥见了荣格有关生命和人类个性的睿智之见，这种见解对于他们的生活大有裨益。荣格感到欢欣鼓舞，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收到难以计数的来信（他的信件无论何时总是多得数不胜数），而且是因为这些来信来自那些通常与他没有任何接触的人们。 
 就在这段时期，他做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梦，这个梦对于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您阅读这本书时，您就会懂得梦是具有何等重要意义的事）。荣格梦到，自己不是坐在书斋里，与那些经常来自世界各地，前来拜访他的医生和精神病学家谈话，而是站在大庭广众之前，向数以万计的人们讲述自己的观点，他们全神贯注地聆听他的讲述，并且理解他所说的一切...... 
 一二周之后，当福格斯再次向荣格提出请求，要他接受一个写作任务－－为普通大众，而不是为医疗诊所医生或者哲学家而写书，荣格欣然地接受了。不过，他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这本书不应该出自一人之手，而应该是他本人和他的最为亲密的追随者集体智慧的结晶。通过他的追随者们的努力，荣格使自己的方法和教诲获得了永恒的生命。第二，让我接受合著此书的任务，并负责解决在作者和出版者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问题。

为了避免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这一序言已超过了应有的谦逊的限度，请让我直说。在适度的范围内，我十分乐意接受第二个条件。我很快发现荣格挑选我的重要原因。他把我视为一个明智通达但却不是非同寻常，聪颖机敏但却不具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知识的人。因此，在荣格看来，我就成了这本书的“普通读者”。我所能够理解的将为所有的人能够理解，并使他们产生兴趣，而使我感到疑惑的内容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太艰深或者太晦涩。我十分知趣地接受了这种对于我所能起的作用的估价。我不懈地努力（有时，我也担心会激怒作者），每一段落皆用书面语言写出，而且，如果需要，必须重写，义求达到清晰明了，言简意赅。我能够充满信心地说，这本书完完全全是为一般读者而写的。它以罕见的，令人愉快的简明格调论述了诸多错综复杂的论题。 
经过反复多次的讨论，作者赞同把这本书的总题目定为《人及其表象》；荣格亲自挑选了本书著述的合作人：瑞尔克的玛丽·路易斯·冯·弗朗兹博士，她大概是荣格最亲近的职业同僚和朋友；圣·弗朗西斯科的约瑟夫·L·汉德森博士，他是美国一位最为知名的，最受人信赖的荣格派心理学家；苏黎世的阿妮埃拉·嘉菲女士，她不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分析学家，而且还是荣格亲密的私人秘书及其传记的作者；还有约兰德·雅柯比博士，她在荣格的苏黎世圈子里是一位经验极为丰富，仅次于荣格的著述者。荣格挑选他们四个人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技巧和经验适合于编写分派给他们的特定题目，其次，荣格完全相信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听从他的指令，作为集体的一员无私的工作。荣格个人的职责是，计划全书的总体结构，监督和指导合作者的工作，并亲自撰写体现本书主旨的一章：《探索无意识》。

荣格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几乎将其全部精力倾注于这本书的写作。一九六一年六月，当他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所负责编写的那一部分已经完成（其实，只是在他最后病入膏肓的大约前十天，他才完成这部分的写作），他的同事们写成的各章节草稿皆已由他过目并获得了他的认可。荣格逝世之后，遵照他的明确指示，冯·弗朗兹博士承担起了完成本书的全部职责。可以这么说，《人及其表象》一书的主体材料及其框架－－还有其细节－－皆由荣格完成的。他署名的那一章是他的手笔之作。顺便提一句，这一章是用英文写成的。其余的篇章则是在荣格的指导和监督下，由四位作者编写的。荣格逝世之后，冯·弗朗兹博士对全书进行了最后的校订，她孜孜不倦，善于理解他人的同情心，同时她很幽默，她妙笔生花。为此，我本人和出版者对她表示深深的感谢。

最后，让我来谈一下这本书自身的内容： 

荣格的思想富有现代心理学的意识世界的色彩，这是为数众多的仅具有因果知识的人所未能认识到的。譬如，“外倾类型”，“内倾类型”以及“原型”皆是荣格提出来的概念－－这些概念为他人借用，有时被他人滥用。然而，他对于心理学的探索，理解所作出的最大的贡献，是他提出的无意识概念－－无意识并不仅仅是某种类型的贮藏被压抑欲望的巨大洞穴（象弗洛伊德所谓的“潜意识”一样），而是一个世界，宛如意识自我的意识“思维”世界一样，这个世界对于个体的生命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同样是其真实的组成部分，而且它比意识世界更为博大，更为丰富多彩。无意识世界的“人们”使用的语言是象征，他们交流的手段是梦。 

因此，对于人及其象征的审视，实际上是对于人与其本人的无意识关系的审视。依据荣格的看法，既然无意识是伟大的引导者，朋友和意识的顾问，因此，这本书所叙述的最为直接地对人类生命的研究，和人类精神问题的研究相关。我们知道，无意识和意识与生命的交流途径（双向交流途径）主要是梦；因此，通过阅读本书（特别是荣格本人写的一章），您将会发现，作者非同寻常地强调了个体生命过程中梦的重要意义。 

就我的身份而言，让我向读者来阐释荣格的著作是不适当的，读者中很多人毫无疑问在理解荣格著作的旨意方面远菲我所能比拟。大家记得，我的角色仅仅是一种类型的“理解力过滤器”，而绝对不是一名阐释者。不过，我仍然冒昧地提出两种总体观点，它们仿佛对于作为门外汉的我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可能将会有助于其他非心理学专业的人对于荣格著作的理解。首先是关于梦的观点。在荣格派的分析心理学家看来，梦不是一种标准化的密码，可以用象征意义的小词典解译。梦是个体无意识的一种不可分割的，意义重要的个性表征。它宛如其他与个体相关的现象一样真实。做梦人的无意识只与做梦者本人交流，为其目的择取象征，其象征只对做梦人具有意义，而对其他人则毫无意义。因此，在荣格派心理学家看来，梦的释义，无论是分析者的释义，还是做梦者本人的释义，皆完全是私人的，个体的事情（而且有时是试验性的事件和长时期的事件），这种事件绝对不能凭经验来处置。 

这一形式的交流是无意识的交流，这种交流对于做梦者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是合乎自然法则的，因为无意识至少是个体的总体生命的一半－－而且它常常向个体提出忠告，或给予教导，个体不可能从其他任何途径中获得这种忠告和教导。因此，当我描述荣格梦到他在向成千上万的人讲演时，我并不是在描述魔法的魅力，或者暗示荣格在进行占卜。我所叙述的是用简单的语言描绘的这样一种日常经验：荣格怎样获取他本人的无意识的“忠告”，重新对他用心灵的意识组成部分所做的不适当的决断加以思索。 

现在，据此推断，做梦的行为并非是适应性极强的荣格派心理学家可以视为机缘的行为。相反，与无意识建立交流途径的能力是作为整体的人的一个组成部分，荣格派的心理学家们“教导 ”自己（我无法找到更为恰当的表述方式）要悦纳梦。所以，当荣格面对是写还是不写这本书这一问题，而需要作出关键性的决断时，他能够从其意识和无意识之中获得使他下定决心的智慧。通篇阅读这本书，您将会发现，作者把梦视为一种与做梦人所进行的直接的，个体的，意味深长的交流－－一种使用为全人类所能理解的普遍象征的交流，不过，梦在每一情景中所使用象征的方式完全是一种个体的方式，这些象征只能运用一种全然是个体的“线索”为其释义。

木刻�

探索无意识 

 C.G.荣格 

梦的重要性 

人类使用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来表现想要表达的意义，人类的语言之中充满了象征。然而，亦常常使用种种符号，意象，这些符号，意象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描述特性。它们中间的一些仅仅只是缩略语，或者说一连串起首字母，诸如：UN,UNICEF,UNESCO;另一些则是广为人们熟悉的商标，专利性药品名称，标号或徽章。虽然它们自身并无意义，但是通过普遍的应有或有意的指向，它们便获得了一种可供辨认的意义。这些东西并不是象征，它们只是符号，其作用仅仅是标明物品所隶属的种类。 

我们称之为象征的，是言语，名称，甚至是图画，它们在日常生活中广为人知，但除其约定俗成的意义及明晰易辨的意义之外，它们还具有种种特定的涵义。在这类言语，名称，图画之中，蕴含着某种模糊不清，不可确知，或避讳我们的隐秘意义。譬如，在很多克利特岛人的纪念碑上，都刻有双手斧的图案。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双手斧，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种双手斧图案的种种象征性意蕴。又如，一位印度人，在游览英格兰之后，告诉他家乡的朋友们说，英国人崇拜动物，因为在诸多古老的教堂里，他发现有鹰，狮子和公牛的图像。他并不知道（许多基督教徒也不知道），这些动物图像是福音传教士的象征，它们来源于以西结的幻觉。这些动物图像依次相似于埃及的太阳神赫鲁斯和他的四个儿子。除此之外，这类物体还有世人皆知的圆轮和十字架，在一定的境遇中，它们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然而，它们确切地象征着什么，迄今人们依然在争论不休，人们只能对其进行猜测构想。 

PS：UN--联合国的英文缩写 
 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英文缩写 
 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英文缩写 
 克利特岛－－希腊最大的一个岛，是古希腊克利特文明的发源地 
 以西结－－《圣经》中记载的公元前6世纪时的希伯莱先知 
 赫鲁斯－－埃及神话中的鹰头太阳神，是俄赛里斯和伊西斯之子

由此可见，当一个词，一个意象蕴含着某种比其明晰，直接的意义更多的蕴意时，那么它就是象征性的词，意象。它具有一种更为阔大的“无意识”体，人们对其永远无法确切地加以界定，加以圆满的解释。人不可能指望可以给它下定义，为它释义。当人去探究象征之时，象征便把人引向位于理性的掌握之外的观念之处。圆轮的形象可以将我们的思想引向一种“神的”太阳的概念，但在这一点上，理性必须承认其无能；人是不可能给一种“神的”存在下定义的。由于我们全部智慧的局限，当我们把某种存在称为“神的”存在之时，我们只不过是给予它一个名称，这名称的根据可以是信条教义，但却永远不可能是现实的例证。 
因为，在人类的理解领域之外，存在着无数众多的事物，于是我们便不断应用象征性的词语，来代表那些我们不能规定其意义，不能完全理解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宗教皆使用象征性语言，象征性意象的一种原因。不过，象征的这种有意识的应用，仅仅只是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心理学事实的一个维面：人类同样也无意识地，自发地，以梦的形态来创造象征。 
懂得这一点并非易事。然而，如果我们渴望更多地了解人类心理工作的诸方式，我们就必须要弄懂这一点。假如我们稍加反思，我们即会认识到，人类从来都不曾圆满地感知，或者完全地理解任何事物。人可以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身体触摸，用味觉品尝。但是，他的眼睛能看多远，他的听力有多好，他的触觉和味觉所能告诉他的一切，则全然取决于他感官的数目和特性。这一切便限制了他对于周围世界的感知能力。运用科学的仪器 ，人们可以部分地弥补他的感觉器官的不足之处。；例如，他可以利用望远镜来延伸自己的视觉深度，用扩听器来延伸自己的听觉能力。但是，即使是最为精密的科学仪器，它所能够做到的，也不过只是把远处的，微小的物体带进肉眼视觉领域，或者是将模糊微弱的声音变得清晰可辨。但无论人使用什么样的科学仪器，在某一点上，他必然会达到确实可证的极限，在此极限之外的领域，意识的自觉知识是无法企及的。 
 
 此外，还存在着我们对于现实感知的无意识领域。首先是这样一种事实：甚至还是在我们的感官对于真实现象，情景及声音作出反应之际，它们就以某种方式从现实的领域转换到心灵的领域之中去了。在心灵的领域中，它们变成了心理事件，它们的终极本质是不可能被认识的（因为心灵不可能认识其自身的心灵实体）。由此可见，每一种经验之中都蕴含着某些不定数量的不可知因数，更不用说那每一具体的客体在某些方面永远不可能认识物质本体的终极本质。 
其次，还存在着某些我们尚未有意识地注意到的事件；可以这么说，它们依然位于意识的阈限之下。它们发生了，然而在我们还未意识到时，它们就在阈限之下被同化掉了。我们只能在直觉的瞬间感知这类事件的发生，或者通过导致后来认识到它们一定发生过的深刻思想过程来感知它们；尽管我们起初可能会忽略它们的情感及生命的要素，但是这种要素过后又会以一种反思的形态从无意识之中涌现出来。 
例如，它们可以以梦的形态出现。一般来说，无意识领域中的任何事件都以梦的形态向我们展现，在梦中，它并不作为理性的思想出现，而是作为象征性的意象浮现出来。作为历史事实而言，正是梦的研究首先使心理学家能够去对意识的心灵事件的无意识方面进行探索研究。 
正是在这种证据基础上，心理学家们才设想出了无意识心理的存在－－虽然为数众多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否定这种存在。他们天真地争辩道，这样的一种设想暗示着两种“主体”的存在，或者（用通俗的话来说）包含着同一个体内心的两种人格。然而，这完全正确－－这正是它一丝不差地蕴含着的意义。它是现代的祸根之一，很多人深受这种分裂的人格之害。它绝非是一种病理学意义上的征象，而是一种正常的事实，一种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观察到的事实。它并不仅仅是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干什么的神经官能症。人类所处的这种危境是总体无意识的征象，而集体无意识是不容否认的全体人类的共同遗产。

人类的意识的发展是缓慢的，艰难的，经历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漫长过程才达到了这种文明的状态（文明状态的人类意识可以武断地追溯到大约公元前四前年间手稿的发明）。意识的这种进化距离它的完成依然尚有千里之遥，因为，人类心理的大部分领域仍然被笼罩在黑暗之中，我们称之为“心灵”的东西与我们的意识及其内容毫无相同之处。 
无论是谁否认无意识的存在，那么事实上他就是认为，我们目前关于心灵的知识是完备的。很明显，这种信念是不真实的，它就象设想我们应该知道所有一切关于自然宇宙的知识一样荒谬。我们的心灵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心灵之谜是漫无边际，高深莫测的。因此，我们既不能规定心灵的意义，也不能规定自然的意义。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叙述我们相信它们是什么，并且竭尽全力去描述它们如何发生作用。这样一来，除了医学研究日积月累的证据之外，还有着驳斥诸如“无意识不存在”此类论断的坚实逻辑基础。那些说无意识不存在这类话的人，恰恰表现了一种古老的“厌新症”－－一种害怕新事物，害怕未知事物的恐惧心理。 
这种反对有关人类心灵未知部分理论的观点有着历史的原因。意识只是自然最近才获得的成果，而且它依然尚处于一种“试验”状态。它脆弱易损，被种种特定的危险所威胁，很容易受到伤害。正如人类学家所注意到的，在原始人群中间，最为容易发生的精神错乱，是他们所说的“灵魂的丧失”－－它意味着，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一样，一种引人注目的意识崩裂（或者，用较专业化的术语讲，是一种意识的分裂）。 
在这类人们中间，他们的意识发展水平不相一致，他们所感觉到的“灵魂”（或者心灵）并不是一个整体。很多原始人认为，人既有着其自身的灵魂，同样还有着“野生灵魂”，这种野生灵魂化身为野生动物或者野生树木，而人类个体与这类野生动植物之间有着某种心灵的一致性。这就是杰出的法国人类文化学学家，吕西安·勒维·布吕尔所称谓的“神秘的参与”。后来，迫于非难的压力，吕西安·勒维·布吕尔取消了这种说法。然而我却相信，非难他的批评家们错了。人所共知，个体与其他人或事物之间可以具有这类无意识的同一性是一种心理事实。 
这种同一性在原始的人们中间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态。如果一个人的野生灵魂是一动物的灵魂，那么这种动物本身便被看作是这个人的同胞。譬如，人们认为，其同胞是鳄鱼的人，在鳄鱼大批出没的河中游泳是平安无事的。如果个体的野生灵魂是一颗树，那么原始人就认为，这棵树对于这个相关的个体具有某种父母权威。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对于野生灵魂的伤害皆被释义为对其有关个体的伤害。 
在一些部落中，人们认为，一个人有着数个灵魂；这种信念表达了一些原始个体的情感：他们构成数个互相联结，同时又互相区别的整体。这意味着，个体的心灵远远没有稳定地综合成一体；相反，在未受遏制的情感的猛烈冲击下，心灵的整体性遭到威胁，它极易破裂，变为碎片。

虽然，人类学家们的研究使我们熟悉了这种情境，然而，人们不要以为，这种情境与我们自身高度的文明毫不相干，正如在表面上看它们互不相干一样。我们同样也能变得精神分裂，失去我们自身的统一性。情绪可以使我们改变心境，使正常的心态被异常的心态取代，或者，我们会变得丧失理智，不能回忆起有关我们自身或有关他人的重要事实。以致人们会问我们：“你中了什么邪了？”我们奢谈“控制自我”的能力，然而，自我控制却是一种罕见的，非同寻常的美德。我们可以去想象，一切皆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但一位朋友却能够轻而易举地告诉我们一些有关我们自身的事情，而我们对于这些事情则一无所知。 
毋庸置疑，甚至就是在我们誉之为文明的高度阶段，人类的意识依然尚未能获得一种适度的连续性。它依然是脆弱的，易于四分五裂。的确，意识这种将人的心灵部分隔离开来的能力是一种有价值的特性，它使得我们能在一个时刻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排除其他一切可能会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事情。然而，在个体意识决定进行分离，暂时抑制人的心灵的一部分；与个人一无所知，或者不同意，甚至违反个人意愿的条件下这种情况的发生之间，却存在着天渊之别。前者是文明的成果；而后者则是原始的“灵魂丧失”，或者甚至是一种神经官能症的病理学上的起因。 
由此可见，即使是在我们的时代，意识的统一性依然是一件令人质疑的事情；意识太容易分裂了。从一种观点上看，控制自己的情感的能力非常必要，它合乎人的心愿；但从另一种观点上来看，这种能力则可能是一种可疑的造诣，因为它可能会剥夺社会交往的形式，种类，色彩和温暖。 
依据这种背景，我们必须重温一下梦的重要性－－重温一下那些扑朔迷离，难以捉摸，蒙胧模糊，无法依据的梦幻的重要性。为了便于解释我的观点，我想描述一下它在数年之中是如何发展演化的，我又是如何被引导，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梦是探索人象征能力的最为常见的，最易普遍为人理解的，最易于接近的源泉。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是梦的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第一个以经验为依据尝试探索意识的无意识背景。他作出了一种总体假设，认为梦的出现并不是偶然事件，梦与意识思想和生命问题之间有着种种关联。这种假设一点儿也不武断，它的依据，是一些著名的神经病学家们（例如，皮埃尔·雅内）的结论；神经官能症的征象与某种意识经验有关。它们甚至仿佛是意意识心理分裂出来的领域，在另一种时刻，在不同的境遇中，人们可以感知这些征象。 
在这个世纪开始之前，弗洛伊德和约瑟·布洛伊尔就已经清晰地认识到，神经官能症的征象－－歇斯底里，某种类型的疼痛，以及变态行为－－事实上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它们是无意识心理表现自身的一种方式，正如无意识心理可以采取梦的形态表现自身一样；它们的表现方式具有同等的象征性意义。例如，一位病人，由于有一次 痛苦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境遇性经历，每当他试图吞咽之时，便会发生一阵痉挛：他“无法吞咽下去”。在与之相似的心理应激条件下，另一位病人受到气喘病的袭扰：他在“家里无法呼吸空气”。第三位病人的腿患有一种古怪的瘫痪症：他不能行走，即，“他不能再往前走了”。第四位病人，每当他进食之际，就会呕吐，他“不能消化”某种令人不愉快的事实。这一类例子我还可以引证很多，但是，这类生理上的反应仅仅是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袭扰我们的种种问题可以无意识地表现自身。在我们的梦中，它们更为经常地找到其表现的形式。 
任何听取过数人描述他们的梦的心理学家都知道，梦的象征的种类形态远远比神经官能症的生理象征的种类形态要多的多。梦的象征常常由错综复杂，栩栩如生的幻象构成。但是，一旦梦的分析者使用弗洛伊德首创的“自由联想”的方法，来分析这些梦的材料，他就会发现，梦最终可以缩减为某些基本的类型。在精神分析学发展的进程中，这种自由联想的方法曾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使弗洛伊德可以运用梦来作为探究病人无意识心理问题的出发点。 
弗洛伊德做了简明却又深刻透彻的观察。他说道，如果分析者鼓励做梦人继续述说自己心灵中出现的梦的意象和思想，那么，无论是在做梦人所说的一切中，还是在他有意识省略掉的话语中，他都将有意无意地泄露自己的秘密，从而揭示出他的精神不安的无意识背景。一开始看起来他的思想观点可能仿佛不合乎情理，彼此之间互不相关，但是，过断时间之后，人就能够比较容易看出，他正在试图避免的是什么，他在压抑的是什么样的令人不愉快的思想或是经验。无论做梦的人如何进行伪装，他所言说的一切都必然会指向他所处危境的核心。从生活的阴暗面里，医生认识到了很多东西，因此，当他为病人展现的作为良心不安的征兆的线索释义时，他很少会出错误。令人感到不幸的是，他最终发现的一切，恰恰证实了他的预断。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反驳弗洛伊德的理论学说：梦象征的明显起因是压抑和欲望的满足。

神话象征�

弗洛伊德特别强调梦的重要性，他把梦作为“自由联想”过程的出发点。起初我并未意识到有何不妥之处，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感觉到，这是一种对无意识在梦中创造的丰富幻象的的滥用，它缺乏精确性，容易使人误入歧途。当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他在俄国长途火车旅行途中的一次经历的时，我的种种怀疑真正地开始萌生。虽然这位同事并不懂得当地的语言，甚至辨别不出用西里尔字母写成的手稿，但是，他却发现，自己正对着用这种古怪陌生的字母写成的铁路通知沉思冥想，而且，他沉浸在一种自己为这些字母想象出的各式各样的白日梦里。 
观念出现了，一个接着一个，而在他那松弛的心境中，他发现这种“自由联想”唤醒了许多往日的记忆。在这些记忆中间，他生气地发现了一些长期埋藏在心底的令人不快的话题－－那些他希望忘掉的，而且在意识层面上他已经忘掉了的事情。事实上，他已经探触到了心理学家们所言称的“情结”－－即：被压抑的情感母题，它们可以不断地引起心理失调，甚至在许多情境中，诱发神经官能症的征状。 
这段插曲使我眼界大开，我认识到了这样一种事实：精神分析学者若要想发现病人的情结，他并不一定非要用梦来作为“自由联想”过程的出发点。这一事实向我表明，人可以从圆周的任意一点到达圆心。一个人可以把西里尔字母作为“自由联想”的出发点，也可以对用来占卜的水晶球，刻有祈祷文的地藏车，或一幅现代派绘画进行沉思冥想作为“自由联想”的出发点。在这一方面，梦的用途与其他任何可以用来作为“自由联想”的出发点的用途一模一样。它既不显得更为重要，也不显得无关紧要。不过，梦依然具有一种特殊的重要意义，虽然梦常常起源于情绪紊乱，起源于蕴含着习惯性情结的情绪紊乱（习惯性情结是心灵的敏感点，它们对于外部的刺激或紊乱反应最为敏捷）。这就是为什么自由联想能够引导人从任何一梦那里获得关键性的隐秘思想的缘故。 
然而，就是在这一点上，我想到了（如果迄今为止我没有错的话），人们完全有理由推断，梦具有某种它自身的，独特的，意义更重要的功能。通常，梦具有一种明确的，显然是有目的性的结构，它暗示一种潜在的观念或者意图。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后者往往不易马上为人直接理解。因此，我开始认为，人应该更多地关注梦的实际形态和内容，而不应该让“自由联想”带领他进行漫无边际的漫游，去穿过一系列观念，到达那通过其他方式也可以轻而易举到达的情结栖居地。 
这一新的思想是我的心理学发展的转折点。它意味着，我逐渐放弃使用那些诱使我远离梦的内容的联想。我作出自己的抉择，将注意力集中于有关梦本身的诸联想上。我相信，注重梦本体的联想将表现某种独特的内容，而这内容正是无意识在试图叙说的内容。

 PS： 
西里尔字母－－九世纪传教士西里尔发明的字母，系现代俄语字母的本源 
地藏车－－－－喇嘛使用的宗教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