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西厂查办的官员并不多，找来找去就那么几个。还有一个问题是汪直与西厂还不能完全等同，汪直可以动用的远不止西厂。前面讲过的马文升、阜俸等人的事情是由管锦衣卫镇抚司的吴绶来办的，强珍一事也始终都没有西厂参与的痕迹。或许是汪直刻意回避了，这些和汪直有关，但似乎没有办法顺便算成西厂行事。
有事情不大，处分也不重的：
成化十五年九月，光禄寺临祭祀用的大牲口被厨役偷了，为西厂校尉所发，光禄寺卿艾福，少卿秦玘，寺丞顾祯、杨敦、胡恭全被下狱，后全部赎杖还职。
（什么破事儿！）
唯一有“以权谋私”嫌疑的：
成化十六年二月，监察御史李敬被降为贵州查城驿驿丞。之前李敬自陕西巡按回京，以疾未复命，托人把奏本呈上。后来李敬疾愈，随例入朝，当即奏劾都御史屠滽不法事，李敬的奏章被留中不出。当时相传李敬屠滽曾经交恶，所以李敬先发制人。紧接着西厂和都察院先后交举李敬托疾不朝以及酗酒无状之事，请勘察其罪。宪宗下诏说不必勘了，直接降边远驿丞。
屠滽是经王越挖掘举荐的人，后来也成为一代名臣。西厂找李敬的麻烦，明显是汪直看了王越的面子为了护屠滽所为。这里面的原委宪宗是一清二楚，从屠滽紧接着的上奏可以看出来。屠滽因为自己的私怨竟然劳动西厂和都察院出头，觉得很不安，专门上了一道奏疏：“臣近缘王越举荐，蒙恩授臣今职。今御史李敬以本院奏发其过，降黜远方，扬言欲陷臣于罪。使臣有罪，甘赐诛戮。如敬诬罔，亦当重加窜逐，以警将来。”宪宗回旨：“敬已处治，尔宜安心治事。”
（感觉这件事比上面那件更让人无语，皇帝、西厂提督、左右都御史合起伙来欺负一个小御史，那个李敬居然还扬言要报复！）
查处官员贪赃枉法的：
成化十六年十二月，河南道监察御史陈珷巡按云南，西厂缉事校尉访其枉法纳贿诸事，下锦衣卫狱鞫治。追其赃不得，久之珷乃称寄于原籍亲识，遣官往追。完之，刑部拟坐绞罪 ，上宥其死，发充外军，家属随住。
（古文比现代文简洁明了多了。）
有记录的西厂行事就这么多了，至少大事应该没别的了，实在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可以看出，成化十五年以前，西厂大张旗鼓地查办了不少权贵，也让汪直得罪人无数。从成化十六年开始，因为厂督汪直的长期缺位，西厂少有行动。到成化十七年以后，干脆没有办案记录了，根本就是半歇业状态。
成化十八年三月，汪直既在大同镇守不得回京，六科十三道交章奏西厂苛察纷扰，大伤国体，请仍罢西厂。宪宗回旨，朝廷自有处置。
于是内阁首辅万安约大学士刘珝说：“西厂为害久矣，今科道欲革之，朝廷不从，吾辈岂可坐视，当有以劝上，宜从众言。”（就别装了，那些言官还不是你发起的？不敢直接对汪直攻击，就从西厂入手。）
刘珝不以为然，说道：“西厂行事有何不公道也？”
万安道：“公不欲，吾自为之。”于是独自署名上奏：“仰惟太宗文皇帝建立北京，防微杜渐，无所不用其极。初令锦衣卫官校暗行缉访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等事，犹恐外官徇情，随设东厂，令内臣提督控制之，彼此并行，内外相制行之五六十年，事有定规，人易遵守。往年京城妖狐夜出，人心惊惶，载劳圣虑，添设西厂官校，特命太监汪直提督缉访，用戒不虞，所以权一时之宜，慰安人心也。自是事情纷扰，臣不赘言。兹者汪直已受敕镇守大同，地方京都大小官员以及军民人等众口一辞，皆谓朝廷革去西厂为便矣。伏望圣明洞察事机，俯顺下情，将西厂特颁敕旨革罢，官校悉回本卫，庶旧制以复人心。以安缘西厂存革实于人心治体关系最大，臣不敢缄默。”
万安的奏章递上去，宪宗终于同意再次罢西厂。实录上写道中外欣然应该是真的，至于后面又提到刘珝的反应就纯粹胡扯了，万安这么做针对的包括他刘珝，刘珝能不黑脸吗，说是刘珝面有惭色，也太自作多情了。
西厂在万阁老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关闭了，成为万安少有的“功绩”。西厂关闭，却丝毫不影响汪直在前线的行事，真正同意关掉西厂的人，是汪直。


二十三、名节杀手
汪直可以折服正直的刘珝，却折不服油滑的万安，让刘珝从当初涕泪交加力罢西厂到主动说话维护西厂。刘珝在历史上的名声不错，后世提起刘珝一般会对刘珝与汪直的关系讳莫如深，想方设法来掩饰。
与汪直相交意味着会背上阿附权宦的恶名，是士大夫最厌弃的一种，要说起被汪直毁掉名声的人可真不少。
成化年间刑部尚书林聪是以敢言著称的名臣，倒在林聪手下的佞臣无数，几经沉浮，声望显著，一生刚正不阿，仗义执言，被商辂誉为自景泰以来，论谏之臣第一。成化十五年四月，辽东守臣太监叶达、都督同知欧信等人失机，宪宗命定西侯蒋琬、刑部尚书林聪与汪直一起前往辽东勘察，回来后各自上疏论述辽东守臣功罪。这次同行，汪直对林聪毕恭毕敬，倾心相交。回来后，林聪上疏的意见与汪直是一致的，结果林聪被人骂成阿附汪直，晚节不保。《明史·林聪传》上也不忘把这件事作为林聪一生唯一的污点给记了下来。
我认为，林聪没有说谎，只是当时群臣与汪直正值对立，之前又从来没有过尚书随内臣出外勘事的先例，所以众人认为林聪一定是畏于汪直的威势不敢直言。不管汪直的意见是什么，林聪不反对就一定是阿附了汪直。士论对林聪独加责备，林聪也只能百口莫辩。这件事在后来在很多地方又变了味道，比如在《明史纪事本末》里又和马文升拉上了关系，好像马文升也成林聪诬陷的了，单看那一段还以为林聪是个大奸臣呢。
汪直把老臣林聪的晚节给毁了，年轻气盛的也不能幸免。
成化十六年正月，兵科给事中孙博上疏了几条建议，比如用通货膨胀减轻财政压力以供边饷等，颇有想法。其中有一条：“东西二厂缉事旗校多毛举细故以中伤大臣。旗校本厮役之徒，大臣则股肱之任，岂旗校可信反有过于大臣？纵使所访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实，所损实多，乞严加禁革。”要把东西厂全部给罢了，足够大胆的建议。宪宗回复：“孙博不谙事体，所陈皆浮泛之辞，本当究治，姑恕之。”
汪直听说孙博的上奏涉及西厂，很是生气，把孙博召来面加诘责，众人都为孙博捏了一把汗。没想到汪直拉着孙博一起出来了，还帮忙上奏为孙博记功。
事情还没有结束，威宁海之役，汪直特意带了孙博一起去。众人还径自安慰，孙博是被迫的，孙博对汪直一定只是曲意承顺。结果从威宁海回来后，孙博服了，也上奏夸赞汪直，而且与汪直同功受赏，不复有所辨白。弄得众人很是惋惜，多好的热血青年啊，怎么失节给了汪直呢？
汪直权倾朝野的时候，有记载直接针对汪直上疏过的，只有秦纮和孙博。和汪直比起来，历代权臣打压异己的手段都变得黯然失色。
与汪直结好的那些大臣如果被描述成汪直的心腹或者亲信并不合适，这些人都是本来就身居高位的，和汪直并没有从属关系，汪直只是与他们关系很好而已。如果收集史书记载，每个和汪直走得近的人都有骗汪直的记录，王越对汪直又是哄骗又是要挟的，陈钺欺瞒汪直，朱永利诱汪直，刘珝和尹旻合起伙来利用汪直……简直可以描述为大家一起来骗汪直！
照这些记述，汪直糊里糊涂的，被人耍的团团转。这么多汪直亲近的人竟没有一个好脾气的，相互间也不和，私下里对汪直是否谄媚实在很值得怀疑，搞不好汪直还得受他们的气。可是这些人通通都团结在汪直周围，出谋划策，个个对他竭心尽力。
王越恃才傲物，与朝臣通通不和，唯独与朱永和刘珝极其相厚，但也终皆反目。王越和汪直之间也闹过矛盾，王越拿出汪直告诉过他的什么秘事要挟汪直，换别人也反目了，可没过多久就与汪直和好如初。
更绝的是威宁海之役明明是王越与汪直一起戏耍了朱永，朱永带的大军马死近半，很狼狈地从榆林班师，应该也是从那时起王越朱永反目。可是从后来还有人通过朱永得以接近汪直来看（指汪宪的事情，其中还另有玄机），朱永与汪直的关系仍然很好，大同之役也是个例证。
刘珝通过王越与汪直结好，王越与刘珝反目后，刘珝仍然站在汪直这边。


成化十九年六月，宪宗下诏，调镇守大同太监汪直为南京御马监太监，并派司礼监太监李荣前往大同向汪直传旨。李荣是司礼监最受宪宗恩宠的秉笔太监之一，在全国政坛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就是传国书也没有用过这么高的规格啊。更重要的是，李荣是汪直的心腹好友，每次汪直一派商议出的意见都是因为李荣在司礼监才得以顺利通过的。让李荣千里迢迢跑到大同给汪直传个调令，这到底是责备他呢，还是心疼他呢？事情应该没有这么简单，李荣与汪直交谈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从此汪直退出历史舞台。
汪直受了委屈，只简单收拾了些行装就默默走了，这才有了路遇知州裴泰的小故事。实录上为了表现汪直的落魄，记下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故事。
先是盘点起汪直以前的恶行，当初出使，常常放着好马不骑，自己一个人驾着骡车日夜跑个不停，有司追候不及，动遭棰挞。曾经有一次，定州知州裴泰预先准备好了食具以待，汪直到了之后，仆从个个醉饱，高高兴兴，汪直心下记住了这个裴泰。这次汪直被调，途经曲阳县，有司皆闻风畏避。
（为什么是有司皆闻风畏避呢？史书在这里无意疏漏了，不是大家看汪直落魄所以躲开，如果真是那样会有人来落井下石的，而是因为这个上意实在是太不清不楚了。如果是别人从大同镇守太监调为南京御马监太监，他会很高兴的。大同镇守环境艰苦，责任又重，而南京御马监主管江南皇家马场、草场等事，肥的流油。可是对于汪直，大家就搞不清其中的玄机了。没有人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所以还是先离汪直这个是非之人远一点为好。）
汪直闲的百无聊赖，困卧公馆中，孤灯荧然。（这个精力旺盛到宇宙无敌的人忽然让他闲下来了，终于觉得累了吗？至于孤灯荧然，就随他们怎么说了。要知道汪直这时可是省部级大员，只点了一个灯不是说明人家节俭吗？）刚好裴泰迎谒上司，经过曲阳，汪直很高兴，向裴泰讨吃的，裴泰拿出随身携带的饮食进献给汪直（直喜甚求食，泰以所挟饮馔进）。汪直似乎忘了自己的处境，把裴泰当成朋友来相待（原文是“直遂忘己汝待之”，汝待：你我相称，亲切平等的意思），并且说道：“吾非复前比矣，吾南行，上意犹未可测，明发但得车马备办起程足矣。”裴泰拱手而立，诺诺答应。第二天一大早，裴泰径直驾车而去，声势寂然。
故事结尾很生硬地来了一句“以其小人得丧之态可为世戒云”，可是这里明明汪直不是小人，裴泰才是，如果小人得丧仅仅是这样，那人人都甘做小人了。汪直这时是南京御马监太监，比当初那个飞扬跋扈的覃力朋地位还要高，可他却既没有什么架子也没有带很多行装，只是投宿公馆，如果换成一个普通官员一定要大赞特赞他两袖清风了。故事里面包含的信息明明是，汪直宠辱不惊，永远都那么快乐。
史书对汪直的态度不仅仅是因为文官对宦官天然的抵触，更重要的是汪直后来是被定了罪的，官方口径必须要往坏处评论。可是汪直被贬后比被贬前都牛，谁敢欺负他，需要写些汪直落魄的场景实在太难了。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这么个根本不落魄的故事，居然能把汪直写的那么可爱，也不知道是该服了史官还是该服了汪直。
修史的人对事情的前因后果岂不是比我们更加清楚？汪直的离开实际上相当于提前下了泰坦尼克号沉船，宪宗选择调走汪直，一来是认为许宁毕竟是老将，总归比汪直靠谱一些，二来也是觉得大同已经成了一个是非之地，不想让汪直再参与其中了。史书上却那样讲汪直，让因这次调动而枉死的那一千多个明军将士情何以堪？


二十八、东施效颦
一些影视和小说里似乎对东西厂相斗特别感兴趣，但在历史上汪直掌西厂的时候，东西厂之间实在是没什么好斗的，因为西厂的势力大到东厂根本无力抗衡。有人可能会说了，汪直不就是被东厂厂公尚铭给弹劾失宠的吗？那是因为史官实在没办法把汪直失宠的真正原因列出来，只能在一些小事上拼命生拉硬扯。尚铭的地位不要说和汪直相比，就是和梁芳、韦兴比起来也差的远，如果不是尚铭有疑似扳倒汪直的功劳，在明史上根本不会有记载。
但要说东厂只是任人压制的小绵羊，却也不对。东厂与西厂之间的一系列暗流涌动，却也挺热闹。尚铭于汪直，是一个典型的东施效颦的故事。
在西厂成立的前期，东厂的行事记录极少。只在西厂被关的一个月内办了一件大案，还是冤案，也就是诬陷兵部尚书项忠一事，在史书上的记载居然说是汪直指使东厂办的。尽管我认为那时汪直并没有能力去指使东厂办事，前面有讲到过。这件案子应该是西厂罢后东厂为了向宪宗证明自己的存在性，迎合上意所办。不过在宪宗眼里，其他人终究还是不如汪直合意，只要有机会，还是重开了西厂。
尚铭当上东厂厂公的具体时间不清楚，但绝不是在西厂成立前，因为尚铭是后来靠汪直引荐才进入东厂的。西厂重开后，汪直没过多久就长年累月脱离厂公工作岗位，以致西厂一直处于半歇业状态。
自从尚铭成为东厂提督，东厂势力开始抬头，办了一些案子，得到宪宗的赏识。这时的尚铭，开始谋求取代汪直的位置。当然，仅仅指的是取代汪直的西厂相关职能。
汪直行事，不仅不看任何权贵的面子，甚至连其他宦官的帐也不买，因此特别得宪宗信任。尚铭也想有样学样，不敢去惹那些位高权重的大太监，却去欺负还只是一个中官的蒋琮。成化十五年，内官蒋琮负责管理海子，曾经潜留私宅两天，为东厂太监尚铭所发，命人将蒋琮执赴镇抚司拘问。锦衣卫指挥佥事赵璟认为蒋琮情有可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尚铭又参奏赵璟徇情，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两方在宪宗那里争执了半天也没个结果，宪宗把赵璟责备了一番不了了之。
尚铭表面上对汪直恭恭敬敬，暗地里却想方设法算计汪直。为了拿住汪直的把柄，甚至上演了“无间道”，在汪直和王越身边都收买了人。而这些卧底，也的确为尚铭带来了惊喜，也就是所谓的尚铭揭发汪直泄露禁中密语事。这件事具体带来了什么效果实在难说，史书解释说汪直因此失宠，也真够胡扯的可以。因为尚铭在背后阴汪直的事情发生在威宁海之役以后，宪宗给汪直的荣宠是在后来的大同之役后达到顶点的。这种宫中秘事，别说几十年后的史官，就是当时的人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就更不得而知了。
后来西厂第二次被罢，东厂彻底失去了压制，尚铭开始变得肆无忌惮起来。卖官鬻爵，无所不至，听闻京师哪家财多，就罗织罪名，直到富家献上重贿则已。而宪宗这时也的确很器重尚铭，比如尚铭上言说，锦衣卫旗校李玉等累执妖贼，请量加职役，以偿其功，宪宗于是下诏，让这些人递升一级，还因尚铭提督东厂有功，把尚铭的弟弟尚镛从百户升为指挥同知。
再后来，汪直获罪被贬。但因为宪宗的维护，汪直只是被降为六品奉御。这样的结果众人当然不满意，位高权重者一旦落魄，众人该有的穷追猛打在汪直这里统统都有。只是大家很快发现，汪直碰不得，这是根高压线，谁碰谁死。
尚铭对汪直这个昔日的恩人做了什么史书没有正面记述。实录在介绍汪直的手下陈钺时提到，汪直被贬时陈钺已经致仕，所以不再追究，后来被东厂揭发以前隐匿边情之事，将陈钺执来京师，宪宗将其贬为平民。这件事在当时绝不是小事，却没有任何正式记录，只是在讲别的事时顺便提到。陈钺是前兵部尚书，如果定罪一定要经过法司，但很明显，陈钺并没有被法司审理。而且宪宗并不想追究陈钺，只是贬为平民了事。

二十九、爱之深的含义
如果说在汪直被调时上意还不够清楚，还有不知深浅的知府来小小戏耍汪直一下的话，在汪直被贬后，上意算是彻底清楚了。原来汪直最牛的时候不是在领西厂或者打仗的时候，而是在被贬后。朱见深就像在汪直周围画了一个大圈，又在边上立了一个牌子“擅入者死”。
对于朝中仍当权的人来说，汪直以前不过是个孩子，都能造成那么大影响，现在没有权势了，不把他赶尽杀绝是绝不会放心的，汪直想要平安又是难上加难了，可是没有人可以这么做。
史书上记载的那几位扳倒汪直有功的“功臣”，无不在汪直被贬没多久后就被宪宗收拾的极惨。尚铭倒了，许宁倒了，郭镗也倒了。
明史和明实录上都没有写有哪个言官单独上章弹劾汪直，《明史纪事本末》里提到了一个叫徐镛的监察御史在汪直一事上冒了头。就在汪直被贬后四个月，徐镛上了道奏章建议暂停庆成宴。宪宗以庆成宴乃祖宗定制，徐镛不谙大体为由，命锦衣卫把徐镛下狱审问，后来降为边远地方知县。言者无罪，更何况是这种小事，就算不采纳徐镛的建议，也不至于做的那么狠吧？再说这有什么好审的呢？宪宗根本是在找茬！
不只是这些人，甚至连全体科道官也没能幸免。尚铭获罪后，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联名上了一道关于内臣与外臣交结的奏章，希望能痛加追究。宪宗因为这个奏章没有明确指名，大为恼怒，把各官召集到朝上要集体廷杖。幸而宪宗很快又怒解，命怀恩对众官加以斥责，并声明今后再有言及尚铭之事的必罪不宥。
本来只是觉得怎么连全体科道官也这么倒霉，仔细推敲才觉不对。从表面上看来，是因为科道官没有写清到底那些官员通贿于尚铭，只是这样双方都显得太莫名其妙了。尚铭并没有与重臣结交，所做的不过是卖一些小官而已。宪宗对尚铭丝毫面子都没有讲，按言官喷人的本性，怎么可能不敢讲出到底是哪些人通贿于尚铭呢。这个奏章居然还是所有言官联名上的，连出头的人都没有。尚铭已经被处置的重到不能再重了，何必要集体费那么大周章？
大家都是傻子吗？宪宗是相当宽容的，居然产生那么大的怒火，科道官们之前真的没有心理准备吗？在这之后的一个月里，宪宗又对尚铭余党个个下了狠手，完全没有维护尚铭的意思。
联想起上一次宪宗集体廷杖科道官，这一次恐怕还是因为同一个人。提起内臣中与外臣相交的人，大家立即会想到的就是不久前被贬的汪直。但是言官们不敢提汪直，因为他们老大的停俸还没有结束呢，甚至有同僚因为劾汪直不实被下狱了，而汪直结交的那些大臣大部分还在显位上呢。没有人敢出头，于是，一二三，一起上。
但宪宗无法被糊弄过去，冷冷问道，你们到底想说什么？含沙射影也不行，法不责众也不管用，把所有言官都召集起来，吓唬吓唬他们，确保今后没有一个人敢再提汪直一句。
史书掩盖了这些事情，所以没有一件可以得出确切结论。但如果所有事都是巧合的话，汪直就相当于天天中彩票了。无论怎样，结果是所有对汪直有威胁的人都安静了。正是宪宗在汪直事情上的超高压政策，让所有大臣噤若寒蝉。没有人知道如果让宪宗知道了大同败仗会引发什么灾难性后果，明明大家都对许宁愤恨不已，却没有人敢站出来把实情上报。满朝大臣集体静默一年，创造出了另一个“奇迹”。
汪直是自王振以来最大的权宦，连弹劾离开京城二十年后的汪直都能青史留名，但在成化朝剩下的几年里，没有一个人试图找过汪直的麻烦，就像大家都遗忘了这个人似的。在对比过其他当权人物下台后多年还会遭人清算的惨状后，才觉得这种鸦雀无声是多么的不正常。而找到了这种鸦雀无声是怎么来的后，才真正明白爱之深的含义。


韦瑛是汪直最早的亲信，西厂被罢时调到万全右卫仍为百户。后来汪直被贬时，韦瑛竟然无事，已经让大家颇为惊异。成化二十年十一月，韦瑛想通过邀功求再次起用，揭发巫人刘德兴之事不成，又自撰妖言，诬陷刘德兴等人图谋不轨。不料事情败露，宪宗下令将韦瑛斩首，天下闻而快之。
而就在斩韦瑛的同时，宪宗又通过传奉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尹旻为太子太傅（尹旻的太子太保就是汪直为他求来的），一场可能把汪直卷进来的风波就这样消弭于无形。凡是加大臣太保、太傅，无不需要正式赐敕，独尹旻出自传奉，前所未有（又是前所未有）。
朱见深在的时候，无论多少人都不可能动的了汪直分毫。但是宪宗根本不愿意汪直被人提起，希望他最好被人忘掉，是为他计到了自己身后。为了避免诛韦瑛变成一个汪直失宠的错误信号，甚至不惜把太子太傅的名号当成随意使用的工具。
就算这样宪宗都嫌不够放心，还特意把李荣调去做南京守备太监。
从成化十七年起，汪直就再没回过京城，到成化二十几年的时候，已经多少年都没见过宪宗了，但宪宗在汪直事情上的用心竟丝毫没有减少。所有人都知道那个人是谁，那个被朱见深亲自贬斥的人才是他最深的牵挂。那个人曾经权倾朝野，树敌无数，现在无权无势，大家却连提都不敢提。
宪宗明明对汪直关心到了极致，却偏偏把他放的远远的，让他远离政治，远离纷争，一直到死都没有让他回来过。原来，爱到深处竟是死生不相见。
所有与汪直有关的事情还没来得及沾到汪直，就提前转了向，于是，汪直就这么很神奇地从史书上“消失”了。
成化二十三年，明宪宗朱见深去世。其实，这篇文里讲到的除了汪直、王越、陈钺，还有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就是朱见深。在世人眼里，汪直应该不过是个有用则用，无用则弃的工具而已，可朱见深是真正的对汪直爱逾己出，放任他满世界乱跑，让他自由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他感到自豪，还要为他计好归宿，不舍得让他受半点委屈。
成化朝末年的一些乱象常被人扩大化，以致把宪宗所有的功绩都抹杀了。那时候受宠的那些人是工具，比如梁芳，不是终成化一朝一直受宠，而是把他丢给了孝宗。宪宗晚期怠于朝政、迷信僧道也是因为身体的每况愈下，趁有生之年要完成的一件事就是把汪直贬了。
稍微了解这段历史的都知道被贬对汪直来说实是幸事，但这不是偶然。


三十、一生逍遥
即使是按朱见深这般处心积虑的保护还是不够，汪直足足创造出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怎么可能被人忘掉呢？孝宗即位后的事情证实了这一点。
弘治元年，明孝宗朱佑樘刚刚即位，立即就有南京户部员外郎周从时上言，建议把汪直、钱能等人置之于法，追其赃货以充给边救荒之用。
汪直不是已经正式获过罪了吗？前朝那么大的事情谁不知道，怎么还需要“置之于法”？钱能是成化年间权势最盛的大太监之一，担任云南镇守太监十几年，以贪婪出名，后任南京守备太监，论地位不低于权势最盛时的汪直。钱能虽说后来也闲置了，但从来没被贬过。而汪直从理论上讲，只是一个戴罪的六品奉御。但是在周从时眼中，汪直还应该列在钱能前面，并且认为如果抄了他们的家，连救边荒都够了。因为汪直从来没有被抄过家，他有没有钱谁也不知道。
南京官员最了解情况了，汪直在南京的待遇根本不只是六品官。如果想了解汪直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可以参考王越谪居后的生活。《明史•王越传》中写道，王越被贬后“饮食供奉拟王者，射猎声乐自恣，虽谪徙不少衰。”王越高规格的生活人尽皆知，却没有人提出异议，极有可能是出自官方供奉，更何况宪宗真正疼惜的是汪直。
当然，周从时没能成功。汪直是高压线，即使到了弘治年间也电压不减。孝宗说道，从时所言，朝廷自有处置，但奏内宗社等字失于提写，命礼部看详以闻。礼部认为，周从时事属不谨，于是孝宗命刑部逮周从时治罪，不久又放出。
有一篇写钱能的文章中也认为周从时被下狱的理由纯粹是借口，但也说不清其中的原因。孝宗本就以能纳谏著称，更何况这还是在弘治元年，居然因奏章字词问题把人下狱，太不可思议了。朱佑樘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件事又是巧合？反正后来没有人再试图弹劾汪直了。
周从时下狱是不是因为汪直难以确定，但孝宗对汪直的照抚是绝对的。
汪直被贬后，原来跟随汪直的那些子侄奴仆非但没有树倒猢狲散，还要倚仗汪直来获得官位。
成化年间作为汪直的子侄被升为都督的，除了汪钰，还有毛伦。毛伦更加夸张，被升为从一品的都督同知。同样，在汪直镇守大同后的成化十八年三月（也就是罢西厂的同月），广西副总兵告缺，兵部举荐了四人，宪宗皆不用，出乎大家意料地任命毛伦充副总兵镇守广西。后来汪直被贬时，汪钰、毛伦这些子侄全部被罢为平民。（老是镇守广西，比汪钰得的好处都多，这个毛伦会不会是汪直真正的亲戚？）
弘治六年，因两广总镇太监王敬、总督都御史闵圭等人举荐毛伦谋勇可用，孝宗升了毛伦为都指挥佥事（秩正三品），充左参将分守广西浔梧等处。弘治十五年，孝宗重新任命左参将都指挥事佥事毛伦充副总兵镇守广西。
这还算低调的，弘治十一年左右，孝宗不顾满朝大臣反对，召回了汪直等人。从明实录中可以看出，上疏阻止的大臣极多，但孝宗均不理会，甚至有官员因阻谏不成愤而弃官，看来回京后的待遇绝对是不差的。
这次召回的前因后果均不清楚，被召回的除了汪直，还有梁芳、韦兴、陈喜等前朝宦官。如果说汪直与他们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汪直是被宪宗给贬的，而其他人都是孝宗即位后处置的，都是充净军，过了十几年却要召回，就更让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成化年间得势的很多人，比如宦官钱能、韦兴、梁芳，还有汪直的亲信王越、韦瑛，都有求复用的记录（成没成功是另一回事）。汪直是被史官盯得最紧的，没有记录就说明从来没有求进用过。汪直不像梁芳等人，在南京过的很惨（退休老干部与苦役犯的区别），孝宗的召回让汪直再次进入舆论漩涡，或许这对汪直根本就是一种打扰。
这期间关于汪直的记载有时是与梁芳一起提到，有时是与王越一起提到。弘治十一年恰好是王越起复的时间。因为北方蒙古达延汗部（达延汗就是小王子）日渐壮大，边患愈演愈烈，朝廷万般无奈之下起用王越为三边总制。王越以七十三岁高龄重新挂帅，在贺兰山大破鞑靼老巢，取得弘治一朝最大的胜利。


我倒更愿意认为汪直是与王越一起，不要官位，不求赏赐，只求与老朋友一起再次报效沙场。王越本是绝世名将，却把一生名节尽付给了汪直，又或者汪直可以陪伴着王越走过人生最后一段时光，问问他今生是否后悔与自己相交。
上面的推想并非没有可能，孝宗虽然没有起复汪直，却给汪直的养子汪钰、汪璥都授了官。因左监丞王润的奏请，汪钰被任为锦衣卫所镇抚，汪璥为锦衣卫总旗。汪璥在成化年间没有记载，应该是那时年龄还小。直到弘治十八年，武宗即位后，才因推荐之人被弹劾而罢职。
如果说毛伦还可以勉强解释成是靠自己能力的话，汪钰、汪璥就完全是靠的汪直了。把所有事情放到一起看，毛伦起复绝对是汪直在背后操纵。太监王敬、都御史闵圭成化年间都不在两广，也不管军事，根本不可能是对毛伦当年的勇谋念念不忘，更何至于突然间联名举荐一个十几年前靠汪直荫蔽而骤居高位，又随汪直而被罢的毛头小子？但这两人在成化年间的生活轨迹都与汪直非常重合，应该都是汪直的旧交。
别以为武宗就对汪直不好了，朱厚照和他爷爷、老爹一样，也是汪直的狂热粉丝，沾了汪直就变得不正常了，武宗在某些地方做的比宪宗朱见深还夸张。
正德二年二月，已故锦衣卫署指挥佥事王弘之孙王世臣上奏，说自己的祖父曾经跟随汪直累次因战功升级，后来汪直被贬时连坐谪戍辰州而死，当时与王弘一起被劾而削夺官职的如都御史王越、都督毛伦都已经起复，希望也能如例让自己承袭祖父王弘的职位。
兵部说道，军职已得之而又失之者，按例子孙不能承袭（这不是废话吗，兵部已经很耐心了），更何况王弘以罪死，并且已经让王弘之子王聪补了总旗之役了，王世臣的奏请妄不可从。但是武宗同意了，下旨特许王世臣世袭副千户。
王世臣既然没有官职，就根本没有上奏的权利，更何况是提出这么过分的要求。这个当然不可能是自发行为，而是提前已经得上面授意了，上奏请求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这也意味着，汪直的功绩宪宗、孝宗、武宗都是认可的，只是没有正式平反而已。
毛伦被孝宗起复为署都指挥佥事，镇守广西浔梧，后来又被召回到京城领京营。正德二年三月，毛伦自叙自己的前后功绩，乞复原职。
毛伦在成化年间的原职都督同知可是从一品，那是因为宪宗把汪直宠到了天上，拼命给他身边的人升职，毛伦得到的品秩根本就不是他按战功该得的，现在却特意强调前后功绩，要恢复成化旧职，是明摆着在为汪直申张了。
武宗又同意了，不但这样还下旨又给毛伦加了一级，升为右都督（正一品）。
到正德年间还活着能让武宗来升职的，也只有这些人了。有意思的是，实录已经修了好几代，当初的那些大臣一个个都去世了，史书在给那些反对汪直的大臣盖棺定论的时候都记下了当年他们不附权宦汪直的丰功伟绩，比如马文升、强珍、刘大夏，就像在讲一些很古老的事情。可是汪直一直都在，每代皇帝都对汪直照抚有加，没有人可以找他的麻烦，他的子侄位极人臣，朝中众多位高权重者都可以为汪直驱使。
弘治以后提到汪直都用了太监汪直的说法（太监是对最高品秩的宦官才会有的称呼），那就应该是孝宗恢复了汪直的品秩。但是从来没有汪直在做什么的记载，汪直本人一直都很低调，从来没有主动闹出过任何动静。从后面的事情看来，汪直一直赋闲没有进用，不是不能，而是不愿。
中年汪直和老年汪直就像一个背后大boss，从不露面，却始终掌控着一切。每隔五年十年被人提起一下，却让大家见识到什么是低调的牛B。
天知道汪直到底活到了什么时候，一直到嘉靖六年，还有太监汪直在天津宝坻县七里海的万顷荒地中建立庄园的记载。神秘的庄园，作为明朝官修的明实录居然来了句这个庄园“相传为御史用监公物”，可能因为嘉靖朝太长了，后来的皇家也搞不清了。
这时距离当初建立西厂已经有五十多年，史实可以超出小说家的想象，汪直最后归隐终老的地方可能是天津。
可以确定的是，汪直是善终的。明史在记载汪直结局的时候，很郁闷地来了一句“然直竟良死”，别的人就算善终用的字眼一般都是“卒废以死”、“久之卒”。修明史的人掌握的资料更多，他们未必没有发现汪直被贬后的不正常，很想写些汪直是如何落魄的，却怎么也找不出来，只能记的简之又简。看过了后面几朝的事情，才算是明白“然直竟良死”的含义。
汪直真正做到了一生逍遥。


汪直待人直接，喜怒形于色，率性而为，简直像个透明的人，从这头可以看到那头去，可似乎这才是真正的深邃不见底。对于权谋似乎什么都不懂，可从实际效果来看，又似乎那才是最高境界。以少年身份权倾天下，却对此毫不在乎，全身而退，一生逍遥，不经意间，已胜却人间无数。
这是汪直的故事，想探究他的一生却不得，在史书上留下重重痕迹的只有那个无畏的少年。汪直在权力中枢长大，却志在辽阔的四方，曾经踏足过辽东的林海雪原，见证过漠北的长河落日，战时千里孤军深入直捣敌军老巢，守时竭心尽力不求名利保一方平安。视权势如无物，视名利如粪土，皇帝对他爱逾己出，不世出的豪杰与他结为莫逆。他是天然的妖孽，宦官掌权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为世人所容，可是几代不同风格的皇帝无一例外对他优遇有加，多少直臣猛将甘愿把最珍视的名节尽付与他，人生若此，还有什么遗憾？
汪直是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他的出现不是必然，也没有办法用任何框架来归类。但是历史上的确存在过这么一个人，还有那存在于广阔天地间的，永远的逍遥。
正文完！


二十：浮华褪尽
在汪直、王越镇守大同以后，京城里汪直原有的势力几乎被宪宗除了个干干净净，西厂被解散，汪直王越也不再用拥有禁军指挥权，汪直也不再担任御马监掌印。而汪直的亲信，陈钺被弹劾致仕，戴缙明升实降调到了南京。虽然朱见深每次都给足了汪直面子，比如撤西厂的理由是汪直外镇，无暇管理，为了显示公平，让弹劾陈钺的勋臣也一并闲住，但谁也无法忽略的事实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原先权倾朝野的汪直在京城被打压的几乎一无所有。
如果说是因为宪宗对汪直不再信任所以撤他的权，这中间又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就是汪直这个时候可不是被闲置边陲了，而是大同镇守太监，也就是大同最高长官，相当于山西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拥重兵驻守着南京最重要的门户，特别是在王越任大同总兵官的时候，那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使。宪宗这么做，不怕他们拥兵造反吗？大同有多么重要不言而喻，而且当时边务正当吃紧，即使汪直没有叛乱的能力，朝中这样处置他，如果心怀怨望，投敌了，懈怠了或者是正如借酒消愁神妙的，后果都会不堪设想，但这每一个诡异的组合还真就存在。汪直的确不介意宪宗对他的处置，实际上，很难找到比汪直更尽责的镇守了。
两三个月来京城针对汪直势力沸沸扬扬的清洗好像与自己无关似的，汪直在大同任上的第一份奏章就把全国都给影响到了。成化十八年五月，汪直上奏：“各边镇守、总兵、巡抚并分守守备官员不肯尽职，姑且废事。请令巡按御史究其索性事迹来上，查其勤怠，以行劝诫。”宪宗同意后，御史们得了鼓励，很快就有巡按湖广御史柳淳把镇守湖广和抚治、郧阳等处内外官的事迹收集报了上来，可能是牵扯太多了，搞的宪宗都有些郁闷，声明以后的考察不要再波及内官。
汪直之前是生活在云端的人，即使下面有什么不法事情，他也是被众人隐瞒的对象。所以汪直对众边将多是帮他们请赏，有福大家同享。在汪直长久担任大同镇守太监以后，他才得以看到更多真实场景。众人发现，他们迎来的是一个魔鬼上司。
成化十八年润八月，镇守大同太监汪直上奏：“副总兵朱鉴之罪以为后戒，而朱鉴的部下都指挥马谦、指挥甯钺私下里只知道阿谀上司，连小股敌寇都不敢追剿，守备都指挥马升、把总指挥贺通等人或者守备失职，或者约束不严，应当一并治罪."事情捅到兵部，兵部意见逮朱鉴到京师查办，其余人令巡按御史按律审问。不久朱鉴被逮到京师，下了锦衣卫狱，法司判了斩罪。朱鉴上奏请求自裁，宪宗最后下诏宽宥了他。降朱鉴都指挥佥事，原来的不下马谦、甯钺也都各降一级。
同月，汪直再次上奏：”八月中有虏三骑入黄土坡墩伤一人，又三十余骑入牛岭墩杀掠军丁三人，请治守卫所镇抚等官李宽等罪，而牛岭墩被杀掠的数目分守参将卢钦、右少监陆訚匿不发，也难逃罪责。“宪宗诏谕兵部大臣说，掳窛入境再肆放杀掠才数十骑而已，；李宽等都不能抵御，如果掳窛大军前来他们将何以制敌？不治办他们于法理无以示戒。卢钦、陆訚本来应该立即服罪，却隐匿不发以图侥幸免罪，是罪加一等。这些人的罪行巡按御史要彻查其中的缘故，看看他们还有什么话为自己开脱！
副总兵朱鉴看样子是个皇亲国戚，汪直照样得罪不误。像鞳靼小股骑兵入境伤人这样的事以前时有发生，通常都会被守将瞒下，但汪直连伤害百姓一人也不能容许。支持这一切的，仍然是朱见深。看宪宗与汪直之间的往来公文，配合及其默契，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相互信任到如此地步的君臣还真是史上少见，几乎可以确定，汪直是主动退的。自从成化十七年五月带京营精锐出征，汪直就再没回过京城，也就没有机会与朱见深直接交流了。如果之前没有说好，汪直与朱见深之间就是再心有灵犀也做不到那样默契，即使汪直对权势完全不在乎，又怎么能不恐慌，怎么可能心无芥蒂呢？宪宗又怎么敢仍然让汪直坐那么关键的职位呢？这反而更好地解释了十七年五月的那次出征：汪直走后，在京城的所有势力任凭宪宗处置，朱见深觉得亏欠了汪直，所以给了他最大的权利和荣耀，京军万人竟然是送行的。十一月的时候，汪直选了个明显不合时宜的点请求班师，根本就是给了宪宗一个驳回的理由。

二十一：激流勇退，谁是主导？
汪直被贬的过程是从头到尾的不对劲，之前觉得汪直太小了，又行事激进，是朱见深为了保护他而为他安排的后路。只是奇怪天下怎么会有这般好事？直到无意中注意到了一条暗线+汪钰的职位变化。
汪钰是汪直的义子，倒也有意思，汪直自己都是个孩子，还硬要学别人收一个义子来。宪宗不止由着他胡来，简直是把给汪钰升职变成宠网址的渠道了。因为汪直宦官身份的限制，没办法得到太多升赏，就变着法从汪直身边的人入手来宠他。
可以看出，汪直对汪钰是非常喜爱的，出征时一般都带在身边，又每一次都派汪钰回京报捷，好让他可以得到赏赐。找不到汪钰有什么具体的才能，汪钰的年龄应该没汪直大，但又能小多少呢。汪钰的官最后升的比他的义父大了好几级（汪直是正四品），但汪钰在汪直面前，还真的只有当儿子的份了。


以汪钰的官职变化来看宪宗与汪直之间的感人拉锯很有意思：
威宁海之役后汪直派汪钰先期回京报捷，意在让他得到赏赐，但宪宗喜出望外，开先例升报锦衣卫副千户（从五品）汪钰为指挥佥事（正四品），竟是连升三级，可以想见宪宗对汪直有多么高兴。
大同之役后汪直仍派了汪钰报捷，但之前恐怕并没有指望宪宗会再次给报捷者升官。因为大同大捷没有威宁海大捷那么传奇，斩级数也不够多，而且这时汪钰已经是锦衣卫指挥使了（正三品），再升就太夸张了。但宪宗又因报捷故升锦衣卫指挥使（正三品）汪钰为都指挥同知（从二品），这时汪直还没有回京，对这个升职并没有控制权。宪宗对大同之役的封赏可谓叹为观止，把汪直的荣宠推向了最高点。
成化十八年二月，宪宗命汪直外镇，出任大同镇守太监的同时，又升了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使（正三品）汪钰为后军都督佥事（正二品），创下历史纪录。实录上解释说因为报捷升到都督的前所未有，可是最后一次不是因为报捷。
有记载的这三次升职记录都是汪直不在京城的时候完成的，再往上升就不是一次升几级的问题了，而是每一次都在挑战大家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