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爱之深的含义
如果说在汪直被调时上意还不够清楚，还有不知深浅的知府来小小戏耍汪直一下的话，在汪直被贬后，上意算是彻底清楚了。原来汪直最牛的时候不是在领西厂或者打仗的时候，而是在被贬后。朱见深就像在汪直周围画了一个大圈，又在边上立了一个牌子“擅入者死”。
对于朝中仍当权的人来说，汪直以前不过是个孩子，都能造成那么大影响，现在没有权势了，不把他赶尽杀绝是绝不会放心的，汪直想要平安又是难上加难了，可是没有人可以这么做。
史书上记载的那几位扳倒汪直有功的“功臣”，无不在汪直被贬没多久后就被宪宗收拾的极惨。尚铭倒了，许宁倒了，郭镗也倒了。
明史和明实录上都没有写有哪个言官单独上章弹劾汪直，《明史纪事本末》里提到了一个叫徐镛的监察御史在汪直一事上冒了头。就在汪直被贬后四个月，徐镛上了道奏章建议暂停庆成宴。宪宗以庆成宴乃祖宗定制，徐镛不谙大体为由，命锦衣卫把徐镛下狱审问，后来降为边远地方知县。言者无罪，更何况是这种小事，就算不采纳徐镛的建议，也不至于做的那么狠吧？再说这有什么好审的呢？宪宗根本是在找茬！
不只是这些人，甚至连全体科道官也没能幸免。尚铭获罪后，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联名上了一道关于内臣与外臣交结的奏章，希望能痛加追究。宪宗因为这个奏章没有明确指名，大为恼怒，把各官召集到朝上要集体廷杖。幸而宪宗很快又怒解，命怀恩对众官加以斥责，并声明今后再有言及尚铭之事的必罪不宥。
本来只是觉得怎么连全体科道官也这么倒霉，仔细推敲才觉不对。从表面上看来，是因为科道官没有写清到底那些官员通贿于尚铭，只是这样双方都显得太莫名其妙了。尚铭并没有与重臣结交，所做的不过是卖一些小官而已。宪宗对尚铭丝毫面子都没有讲，按言官喷人的本性，怎么可能不敢讲出到底是哪些人通贿于尚铭呢。这个奏章居然还是所有言官联名上的，连出头的人都没有。尚铭已经被处置的重到不能再重了，何必要集体费那么大周章？
大家都是傻子吗？宪宗是相当宽容的，居然产生那么大的怒火，科道官们之前真的没有心理准备吗？在这之后的一个月里，宪宗又对尚铭余党个个下了狠手，完全没有维护尚铭的意思。
联想起上一次宪宗集体廷杖科道官，这一次恐怕还是因为同一个人。提起内臣中与外臣相交的人，大家立即会想到的就是不久前被贬的汪直。但是言官们不敢提汪直，因为他们老大的停俸还没有结束呢，甚至有同僚因为劾汪直不实被下狱了，而汪直结交的那些大臣大部分还在显位上呢。没有人敢出头，于是，一二三，一起上。
但宪宗无法被糊弄过去，冷冷问道，你们到底想说什么？含沙射影也不行，法不责众也不管用，把所有言官都召集起来，吓唬吓唬他们，确保今后没有一个人敢再提汪直一句。
史书掩盖了这些事情，所以没有一件可以得出确切结论。但如果所有事都是巧合的话，汪直就相当于天天中彩票了。无论怎样，结果是所有对汪直有威胁的人都安静了。正是宪宗在汪直事情上的超高压政策，让所有大臣噤若寒蝉。没有人知道如果让宪宗知道了大同败仗会引发什么灾难性后果，明明大家都对许宁愤恨不已，却没有人敢站出来把实情上报。满朝大臣集体静默一年，创造出了另一个“奇迹”。
汪直是自王振以来最大的权宦，连弹劾离开京城二十年后的汪直都能青史留名，但在成化朝剩下的几年里，没有一个人试图找过汪直的麻烦，就像大家都遗忘了这个人似的。在对比过其他当权人物下台后多年还会遭人清算的惨状后，才觉得这种鸦雀无声是多么的不正常。而找到了这种鸦雀无声是怎么来的后，才真正明白爱之深的含义。


韦瑛是汪直最早的亲信，西厂被罢时调到万全右卫仍为百户。后来汪直被贬时，韦瑛竟然无事，已经让大家颇为惊异。成化二十年十一月，韦瑛想通过邀功求再次起用，揭发巫人刘德兴之事不成，又自撰妖言，诬陷刘德兴等人图谋不轨。不料事情败露，宪宗下令将韦瑛斩首，天下闻而快之。
而就在斩韦瑛的同时，宪宗又通过传奉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尹旻为太子太傅（尹旻的太子太保就是汪直为他求来的），一场可能把汪直卷进来的风波就这样消弭于无形。凡是加大臣太保、太傅，无不需要正式赐敕，独尹旻出自传奉，前所未有（又是前所未有）。
朱见深在的时候，无论多少人都不可能动的了汪直分毫。但是宪宗根本不愿意汪直被人提起，希望他最好被人忘掉，是为他计到了自己身后。为了避免诛韦瑛变成一个汪直失宠的错误信号，甚至不惜把太子太傅的名号当成随意使用的工具。
就算这样宪宗都嫌不够放心，还特意把李荣调去做南京守备太监。
从成化十七年起，汪直就再没回过京城，到成化二十几年的时候，已经多少年都没见过宪宗了，但宪宗在汪直事情上的用心竟丝毫没有减少。所有人都知道那个人是谁，那个被朱见深亲自贬斥的人才是他最深的牵挂。那个人曾经权倾朝野，树敌无数，现在无权无势，大家却连提都不敢提。
宪宗明明对汪直关心到了极致，却偏偏把他放的远远的，让他远离政治，远离纷争，一直到死都没有让他回来过。原来，爱到深处竟是死生不相见。
所有与汪直有关的事情还没来得及沾到汪直，就提前转了向，于是，汪直就这么很神奇地从史书上“消失”了。
成化二十三年，明宪宗朱见深去世。其实，这篇文里讲到的除了汪直、王越、陈钺，还有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就是朱见深。在世人眼里，汪直应该不过是个有用则用，无用则弃的工具而已，可朱见深是真正的对汪直爱逾己出，放任他满世界乱跑，让他自由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他感到自豪，还要为他计好归宿，不舍得让他受半点委屈。
成化朝末年的一些乱象常被人扩大化，以致把宪宗所有的功绩都抹杀了。那时候受宠的那些人是工具，比如梁芳，不是终成化一朝一直受宠，而是把他丢给了孝宗。宪宗晚期怠于朝政、迷信僧道也是因为身体的每况愈下，趁有生之年要完成的一件事就是把汪直贬了。
稍微了解这段历史的都知道被贬对汪直来说实是幸事，但这不是偶然。


三十、一生逍遥
即使是按朱见深这般处心积虑的保护还是不够，汪直足足创造出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怎么可能被人忘掉呢？孝宗即位后的事情证实了这一点。
弘治元年，明孝宗朱佑樘刚刚即位，立即就有南京户部员外郎周从时上言，建议把汪直、钱能等人置之于法，追其赃货以充给边救荒之用。
汪直不是已经正式获过罪了吗？前朝那么大的事情谁不知道，怎么还需要“置之于法”？钱能是成化年间权势最盛的大太监之一，担任云南镇守太监十几年，以贪婪出名，后任南京守备太监，论地位不低于权势最盛时的汪直。钱能虽说后来也闲置了，但从来没被贬过。而汪直从理论上讲，只是一个戴罪的六品奉御。但是在周从时眼中，汪直还应该列在钱能前面，并且认为如果抄了他们的家，连救边荒都够了。因为汪直从来没有被抄过家，他有没有钱谁也不知道。
南京官员最了解情况了，汪直在南京的待遇根本不只是六品官。如果想了解汪直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可以参考王越谪居后的生活。《明史•王越传》中写道，王越被贬后“饮食供奉拟王者，射猎声乐自恣，虽谪徙不少衰。”王越高规格的生活人尽皆知，却没有人提出异议，极有可能是出自官方供奉，更何况宪宗真正疼惜的是汪直。
当然，周从时没能成功。汪直是高压线，即使到了弘治年间也电压不减。孝宗说道，从时所言，朝廷自有处置，但奏内宗社等字失于提写，命礼部看详以闻。礼部认为，周从时事属不谨，于是孝宗命刑部逮周从时治罪，不久又放出。
有一篇写钱能的文章中也认为周从时被下狱的理由纯粹是借口，但也说不清其中的原因。孝宗本就以能纳谏著称，更何况这还是在弘治元年，居然因奏章字词问题把人下狱，太不可思议了。朱佑樘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件事又是巧合？反正后来没有人再试图弹劾汪直了。
周从时下狱是不是因为汪直难以确定，但孝宗对汪直的照抚是绝对的。
汪直被贬后，原来跟随汪直的那些子侄奴仆非但没有树倒猢狲散，还要倚仗汪直来获得官位。
成化年间作为汪直的子侄被升为都督的，除了汪钰，还有毛伦。毛伦更加夸张，被升为从一品的都督同知。同样，在汪直镇守大同后的成化十八年三月（也就是罢西厂的同月），广西副总兵告缺，兵部举荐了四人，宪宗皆不用，出乎大家意料地任命毛伦充副总兵镇守广西。后来汪直被贬时，汪钰、毛伦这些子侄全部被罢为平民。（老是镇守广西，比汪钰得的好处都多，这个毛伦会不会是汪直真正的亲戚？）
弘治六年，因两广总镇太监王敬、总督都御史闵圭等人举荐毛伦谋勇可用，孝宗升了毛伦为都指挥佥事（秩正三品），充左参将分守广西浔梧等处。弘治十五年，孝宗重新任命左参将都指挥事佥事毛伦充副总兵镇守广西。
这还算低调的，弘治十一年左右，孝宗不顾满朝大臣反对，召回了汪直等人。从明实录中可以看出，上疏阻止的大臣极多，但孝宗均不理会，甚至有官员因阻谏不成愤而弃官，看来回京后的待遇绝对是不差的。
这次召回的前因后果均不清楚，被召回的除了汪直，还有梁芳、韦兴、陈喜等前朝宦官。如果说汪直与他们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汪直是被宪宗给贬的，而其他人都是孝宗即位后处置的，都是充净军，过了十几年却要召回，就更让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成化年间得势的很多人，比如宦官钱能、韦兴、梁芳，还有汪直的亲信王越、韦瑛，都有求复用的记录（成没成功是另一回事）。汪直是被史官盯得最紧的，没有记录就说明从来没有求进用过。汪直不像梁芳等人，在南京过的很惨（退休老干部与苦役犯的区别），孝宗的召回让汪直再次进入舆论漩涡，或许这对汪直根本就是一种打扰。
这期间关于汪直的记载有时是与梁芳一起提到，有时是与王越一起提到。弘治十一年恰好是王越起复的时间。因为北方蒙古达延汗部（达延汗就是小王子）日渐壮大，边患愈演愈烈，朝廷万般无奈之下起用王越为三边总制。王越以七十三岁高龄重新挂帅，在贺兰山大破鞑靼老巢，取得弘治一朝最大的胜利。


我倒更愿意认为汪直是与王越一起，不要官位，不求赏赐，只求与老朋友一起再次报效沙场。王越本是绝世名将，却把一生名节尽付给了汪直，又或者汪直可以陪伴着王越走过人生最后一段时光，问问他今生是否后悔与自己相交。
上面的推想并非没有可能，孝宗虽然没有起复汪直，却给汪直的养子汪钰、汪璥都授了官。因左监丞王润的奏请，汪钰被任为锦衣卫所镇抚，汪璥为锦衣卫总旗。汪璥在成化年间没有记载，应该是那时年龄还小。直到弘治十八年，武宗即位后，才因推荐之人被弹劾而罢职。
如果说毛伦还可以勉强解释成是靠自己能力的话，汪钰、汪璥就完全是靠的汪直了。把所有事情放到一起看，毛伦起复绝对是汪直在背后操纵。太监王敬、都御史闵圭成化年间都不在两广，也不管军事，根本不可能是对毛伦当年的勇谋念念不忘，更何至于突然间联名举荐一个十几年前靠汪直荫蔽而骤居高位，又随汪直而被罢的毛头小子？但这两人在成化年间的生活轨迹都与汪直非常重合，应该都是汪直的旧交。
别以为武宗就对汪直不好了，朱厚照和他爷爷、老爹一样，也是汪直的狂热粉丝，沾了汪直就变得不正常了，武宗在某些地方做的比宪宗朱见深还夸张。
正德二年二月，已故锦衣卫署指挥佥事王弘之孙王世臣上奏，说自己的祖父曾经跟随汪直累次因战功升级，后来汪直被贬时连坐谪戍辰州而死，当时与王弘一起被劾而削夺官职的如都御史王越、都督毛伦都已经起复，希望也能如例让自己承袭祖父王弘的职位。
兵部说道，军职已得之而又失之者，按例子孙不能承袭（这不是废话吗，兵部已经很耐心了），更何况王弘以罪死，并且已经让王弘之子王聪补了总旗之役了，王世臣的奏请妄不可从。但是武宗同意了，下旨特许王世臣世袭副千户。
王世臣既然没有官职，就根本没有上奏的权利，更何况是提出这么过分的要求。这个当然不可能是自发行为，而是提前已经得上面授意了，上奏请求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这也意味着，汪直的功绩宪宗、孝宗、武宗都是认可的，只是没有正式平反而已。
毛伦被孝宗起复为署都指挥佥事，镇守广西浔梧，后来又被召回到京城领京营。正德二年三月，毛伦自叙自己的前后功绩，乞复原职。
毛伦在成化年间的原职都督同知可是从一品，那是因为宪宗把汪直宠到了天上，拼命给他身边的人升职，毛伦得到的品秩根本就不是他按战功该得的，现在却特意强调前后功绩，要恢复成化旧职，是明摆着在为汪直申张了。
武宗又同意了，不但这样还下旨又给毛伦加了一级，升为右都督（正一品）。
到正德年间还活着能让武宗来升职的，也只有这些人了。有意思的是，实录已经修了好几代，当初的那些大臣一个个都去世了，史书在给那些反对汪直的大臣盖棺定论的时候都记下了当年他们不附权宦汪直的丰功伟绩，比如马文升、强珍、刘大夏，就像在讲一些很古老的事情。可是汪直一直都在，每代皇帝都对汪直照抚有加，没有人可以找他的麻烦，他的子侄位极人臣，朝中众多位高权重者都可以为汪直驱使。
弘治以后提到汪直都用了太监汪直的说法（太监是对最高品秩的宦官才会有的称呼），那就应该是孝宗恢复了汪直的品秩。但是从来没有汪直在做什么的记载，汪直本人一直都很低调，从来没有主动闹出过任何动静。从后面的事情看来，汪直一直赋闲没有进用，不是不能，而是不愿。
中年汪直和老年汪直就像一个背后大boss，从不露面，却始终掌控着一切。每隔五年十年被人提起一下，却让大家见识到什么是低调的牛B。
天知道汪直到底活到了什么时候，一直到嘉靖六年，还有太监汪直在天津宝坻县七里海的万顷荒地中建立庄园的记载。神秘的庄园，作为明朝官修的明实录居然来了句这个庄园“相传为御史用监公物”，可能因为嘉靖朝太长了，后来的皇家也搞不清了。
这时距离当初建立西厂已经有五十多年，史实可以超出小说家的想象，汪直最后归隐终老的地方可能是天津。
可以确定的是，汪直是善终的。明史在记载汪直结局的时候，很郁闷地来了一句“然直竟良死”，别的人就算善终用的字眼一般都是“卒废以死”、“久之卒”。修明史的人掌握的资料更多，他们未必没有发现汪直被贬后的不正常，很想写些汪直是如何落魄的，却怎么也找不出来，只能记的简之又简。看过了后面几朝的事情，才算是明白“然直竟良死”的含义。
汪直真正做到了一生逍遥。


二十：浮华褪尽
在汪直、王越镇守大同以后，京城里汪直原有的势力几乎被宪宗除了个干干净净，西厂被解散，汪直王越也不再用拥有禁军指挥权，汪直也不再担任御马监掌印。而汪直的亲信，陈钺被弹劾致仕，戴缙明升实降调到了南京。虽然朱见深每次都给足了汪直面子，比如撤西厂的理由是汪直外镇，无暇管理，为了显示公平，让弹劾陈钺的勋臣也一并闲住，但谁也无法忽略的事实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原先权倾朝野的汪直在京城被打压的几乎一无所有。
如果说是因为宪宗对汪直不再信任所以撤他的权，这中间又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就是汪直这个时候可不是被闲置边陲了，而是大同镇守太监，也就是大同最高长官，相当于山西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拥重兵驻守着南京最重要的门户，特别是在王越任大同总兵官的时候，那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使。宪宗这么做，不怕他们拥兵造反吗？大同有多么重要不言而喻，而且当时边务正当吃紧，即使汪直没有叛乱的能力，朝中这样处置他，如果心怀怨望，投敌了，懈怠了或者是正如借酒消愁神妙的，后果都会不堪设想，但这每一个诡异的组合还真就存在。汪直的确不介意宪宗对他的处置，实际上，很难找到比汪直更尽责的镇守了。
两三个月来京城针对汪直势力沸沸扬扬的清洗好像与自己无关似的，汪直在大同任上的第一份奏章就把全国都给影响到了。成化十八年五月，汪直上奏：“各边镇守、总兵、巡抚并分守守备官员不肯尽职，姑且废事。请令巡按御史究其索性事迹来上，查其勤怠，以行劝诫。”宪宗同意后，御史们得了鼓励，很快就有巡按湖广御史柳淳把镇守湖广和抚治、郧阳等处内外官的事迹收集报了上来，可能是牵扯太多了，搞的宪宗都有些郁闷，声明以后的考察不要再波及内官。
汪直之前是生活在云端的人，即使下面有什么不法事情，他也是被众人隐瞒的对象。所以汪直对众边将多是帮他们请赏，有福大家同享。在汪直长久担任大同镇守太监以后，他才得以看到更多真实场景。众人发现，他们迎来的是一个魔鬼上司。
成化十八年润八月，镇守大同太监汪直上奏：“副总兵朱鉴之罪以为后戒，而朱鉴的部下都指挥马谦、指挥甯钺私下里只知道阿谀上司，连小股敌寇都不敢追剿，守备都指挥马升、把总指挥贺通等人或者守备失职，或者约束不严，应当一并治罪."事情捅到兵部，兵部意见逮朱鉴到京师查办，其余人令巡按御史按律审问。不久朱鉴被逮到京师，下了锦衣卫狱，法司判了斩罪。朱鉴上奏请求自裁，宪宗最后下诏宽宥了他。降朱鉴都指挥佥事，原来的不下马谦、甯钺也都各降一级。
同月，汪直再次上奏：”八月中有虏三骑入黄土坡墩伤一人，又三十余骑入牛岭墩杀掠军丁三人，请治守卫所镇抚等官李宽等罪，而牛岭墩被杀掠的数目分守参将卢钦、右少监陆訚匿不发，也难逃罪责。“宪宗诏谕兵部大臣说，掳窛入境再肆放杀掠才数十骑而已，；李宽等都不能抵御，如果掳窛大军前来他们将何以制敌？不治办他们于法理无以示戒。卢钦、陆訚本来应该立即服罪，却隐匿不发以图侥幸免罪，是罪加一等。这些人的罪行巡按御史要彻查其中的缘故，看看他们还有什么话为自己开脱！
副总兵朱鉴看样子是个皇亲国戚，汪直照样得罪不误。像鞳靼小股骑兵入境伤人这样的事以前时有发生，通常都会被守将瞒下，但汪直连伤害百姓一人也不能容许。支持这一切的，仍然是朱见深。看宪宗与汪直之间的往来公文，配合及其默契，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相互信任到如此地步的君臣还真是史上少见，几乎可以确定，汪直是主动退的。自从成化十七年五月带京营精锐出征，汪直就再没回过京城，也就没有机会与朱见深直接交流了。如果之前没有说好，汪直与朱见深之间就是再心有灵犀也做不到那样默契，即使汪直对权势完全不在乎，又怎么能不恐慌，怎么可能心无芥蒂呢？宪宗又怎么敢仍然让汪直坐那么关键的职位呢？这反而更好地解释了十七年五月的那次出征：汪直走后，在京城的所有势力任凭宪宗处置，朱见深觉得亏欠了汪直，所以给了他最大的权利和荣耀，京军万人竟然是送行的。十一月的时候，汪直选了个明显不合时宜的点请求班师，根本就是给了宪宗一个驳回的理由。

二十一：激流勇退，谁是主导？
汪直被贬的过程是从头到尾的不对劲，之前觉得汪直太小了，又行事激进，是朱见深为了保护他而为他安排的后路。只是奇怪天下怎么会有这般好事？直到无意中注意到了一条暗线+汪钰的职位变化。
汪钰是汪直的义子，倒也有意思，汪直自己都是个孩子，还硬要学别人收一个义子来。宪宗不止由着他胡来，简直是把给汪钰升职变成宠网址的渠道了。因为汪直宦官身份的限制，没办法得到太多升赏，就变着法从汪直身边的人入手来宠他。
可以看出，汪直对汪钰是非常喜爱的，出征时一般都带在身边，又每一次都派汪钰回京报捷，好让他可以得到赏赐。找不到汪钰有什么具体的才能，汪钰的年龄应该没汪直大，但又能小多少呢。汪钰的官最后升的比他的义父大了好几级（汪直是正四品），但汪钰在汪直面前，还真的只有当儿子的份了。


以汪钰的官职变化来看宪宗与汪直之间的感人拉锯很有意思：
威宁海之役后汪直派汪钰先期回京报捷，意在让他得到赏赐，但宪宗喜出望外，开先例升报锦衣卫副千户（从五品）汪钰为指挥佥事（正四品），竟是连升三级，可以想见宪宗对汪直有多么高兴。
大同之役后汪直仍派了汪钰报捷，但之前恐怕并没有指望宪宗会再次给报捷者升官。因为大同大捷没有威宁海大捷那么传奇，斩级数也不够多，而且这时汪钰已经是锦衣卫指挥使了（正三品），再升就太夸张了。但宪宗又因报捷故升锦衣卫指挥使（正三品）汪钰为都指挥同知（从二品），这时汪直还没有回京，对这个升职并没有控制权。宪宗对大同之役的封赏可谓叹为观止，把汪直的荣宠推向了最高点。
成化十八年二月，宪宗命汪直外镇，出任大同镇守太监的同时，又升了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使（正三品）汪钰为后军都督佥事（正二品），创下历史纪录。实录上解释说因为报捷升到都督的前所未有，可是最后一次不是因为报捷。
有记载的这三次升职记录都是汪直不在京城的时候完成的，再往上升就不是一次升几级的问题了，而是每一次都在挑战大家的底线。


宪宗这么做一来是让汪直安心，二来是向所有人宣告，汪直的地位无可动摇。否则像罢西厂那样一系列的大风暴，怎么可能丝毫波及不到汪直？
本来觉得汪直年龄太小，这场引退的主导者是朱见深，可汪直的事情还有汪直在大同所上奏的时间选择上看来，主导者是汪直自己。对天大的权势举重若轻，说放就放，丝毫不留恋，世间有几人能做到？
这时的汪直，还不到二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