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慰　基督教是信徒们获得无限安慰的源泉。它减轻他们这一生的痛苦和折磨，教他们和善良的上帝打交道。上帝在这个短暂的世界里惩罚他们是为了他们好，他出于圣洁的温柔才能想出经常从下面用火烧他们。这对怕冷的人是很大的安慰。
板凳　是木制的坐物，神学家放置自己的神圣屁股的地方，当他们进行友好、文雅、有关宗教问题的谈话时，也常常用来彼此投掷。
布道者　是神圣的演说家。人民付钱来酬劳他们的无休止的和各种腔调的说教。他们反复向人民申述丝毫不能理解的、但人民却希望通过经常的重复而理解的事物。布道是非常有益的事；对此不可有任何怀疑。大家知道，上帝本人曾向亚当和夏娃布道，不过他们还未听完，就作了蠢事。
不变性　上帝是不变的，尽管我们在他留下的公文中发现他不止一次改变自己的意图，背叛朋友，甚至宗教。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破坏他的不变性，就象一切不能破坏他的教士们的不变性一样。他们从来没有改变自己愚弄俗人的坚决意图。
吐槽：
窝爱高级黑=w=【喂】

为了行使这种权力，必须使它具备一种持久的、洞察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监视手段。这种手段能使一切隐而不现的事物变得昭然若揭。它必须像一种无面孔的目光，把整个社会机体变成一个感知领域；有上干只眼睛分布在各处，流动的注意力总是保持着警觉，有一个庞大的等级网络。按照巴黎市长的意见，巴黎的这个网络应包括48名**分局局长，20名视察员，定期付酬的“观察员”，按日付酬的“密探”，领赏钱的告密者，另外还有妓女。
吐槽：
前面都很正常，最后是要怎样……法国真是个没节操的国家


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在18世纪变成政治统治阶级的进程，是以一种明确的、法典化的、形式上平等的法律结构的确立为标志的，是由于组织起一种议会代表制才成为现实的。但是，规训机制的发展和普遍化构成了这些进程的另一黑暗方面。保障原则上平等的权利体系的一般法律形式，是由这些细小的、日常的物理机制来维持的，是由我们称之为纪律的那些实质上不平等和不对称的微观权力系统维持的。而且，虽然在形式上代议制直接或间接地使全体人民组成基本的主权权威的意愿得以实现，但是提供征服各种力量和肉体的保障的是在基础起作用的纪律。
表面上，纪律不过是一种子法（infra－law）。它们似乎是把法律所规定的一般形式扩展到个人生活的无限细小的层面，或者说，它们看上去是能够使个人被整合进这些一般要求的训练方法。它们似乎是在另一种范围内构成了同类的法律，因而使之更精细也更宽容。纪律应该被视为一种反法律（nuter－law）。它们具有引进不可克服的不对称性、排斥相互性的作用……纪律虽然可能是有规律的和制度化的，但就其机制而言，它是一种“反法律”。而且，虽然现代社会的法律至上原则（juridicism）似乎划定了权力行使的界限，但是广泛流传的全景敞视主义使它能在法律层面之下运转一种既宏大又细密的机制，从而维持、强化和扩大权力的不对称性，破坏以法律为中心所划定的界限。
“旧制度”下刑事司法的极端表现是将弑君者碎尸万段。这是最强大的权力征服最严重的罪犯的肉体的表现。罪犯被彻底消灭就使得罪行彻底显示自己的真相。今天理想的刑罚目标应该是一种无限期的规训：一种无终止的审问，一种无限扩展乃至精细入微的调查，一种能够同时建立永不结束的卷宗的裁决，一种与冷酷好奇的检查交织在一起的精心计算的宽大刑罚，一种既不停地根据一种不可企及的规范测量差距又竭力促成无限逼近该规范的运动的程序。
吐槽：
不知为毛，看着看着就想到城管们……

1811年12月5日，威斯特伐利亚的国王热罗姆·波拿巴就他统治下的这个国家的状况这样写道：“此间群情激昂达于顶点……人们提出要仿效西班牙，而一旦战争爆发，莱茵河与奥得河之间各地皆将揭竿而起。局势动乱的主要原因不仅是不甘外国压迫，更强烈的原因是一切阶级莫不面临破产，苛捐杂税、战争捐献、供养驻军、士兵过境、骚扰无穷。人民已被剥夺到一无所有，因而再也不会丧失什么，人民陷入走投无路之境乃是最可怕的。”
吐槽：
小弟不要太真相……所以对人民的剥削其实也是门艺术【谢绝水表】

梅特有一故事，说某女士在结婚的前一日，竟忘记了试穿新婚礼服，以至使缝衣匠大为焦灼；后来记起来时已是深夜了。结婚后不久，她就被她丈夫离弃了。梅特认为，忘记试衣和此事不无关系。我也知道一个已和丈夫离异的女人。她在金钱往来上，常用她未婚前的名姓签字。如此，多年之后，果然又被称为小姐了。我还知道有几个旁的女人，她们在蜜月中遗失了她们的结婚戒指，我并且知道她们的结婚经过就是造成失落戒指的原因。现在还举一个结果较好的怪例子。德国有一个著名的化学家，他结婚时忘记了婚礼，不到教堂里去，反而走进了实验室。后来，他便永远不再结婚了。
吐槽：
最后那个人完全就是想跟化学结婚吧，好奇是谁

During the Battle of Trafalgar, Admiral Nelson remained imperturbable and in full command of the situation in spite of the hysteria and panic around him.
啊啊在红宝书里看到这个例句小小地鸡血了下><

但是，西班牙牧羊业的发展，并没有像英国那样建立起自己的毛纺织工业。本来，在十六世纪初期，西班牙的毛纺织工业开始发展起来了，当时的呢绒工业中心塞维利亚就有作坊一万六千家，纺织工达十三万人。可是，到了十六世纪中叶，由于从美洲殖民地获得了大量的金银，封建统治阶级就不再关心本国经济的发展。统治者和贵族富豪们不是将这些金银作为生产的资本，而是用它们购买外国的消费品，这样一来，西班牙本国的工业就衰落了。拿毛纺织业来说，十六世纪中叶较之该世纪初期，产量就缩减了五分之四。西班牙自己生产的羊毛，在国内只能加工极少一部分，大宗羊毛除了出口以外，是没有其他出路的。
吐槽：
太有钱的悲剧……

“我已经在达尔马提亚准备就绪。陛下亦已在多瑙河作好准备。……5月1日，我们的军队就可以到达亚洲；陛下的军队同时也可以到达斯德哥尔摩。那时英国人在印度一带受到威胁，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又被赶走……他们非垮不可。”
其实，俄国当时要在芬兰和东方两处都大兴师旅是力所不足的。拿破仑之所以用这样的甜言蜜语来怂恿沙皇，其目的是要亚历山大一世从中又看到提尔西特那种诱人的前景。沙皇果真着迷了，他读了拿破仑的信后不禁放声叫道：“啊，这才是提尔西特的语言啊。”拿破仑一面像一个陶工那样，把亚历山大一世这团泥土拿在手中任意捏来捏去，一面又利用提尔西特条约提供的有利形势实现自己的各种计划……
……
……1809年法奥战争的爆发还导致了法俄联盟的破裂。这场战争只有亚历山大一世可以制止，只要他肯说一句话，夹在法俄之间的奥地利就不敢轻举妄动。然而，亚历山大一世却闭口不言，无论拿破仑怎样恳求，他都拒绝和拿破仑一起共同对奥地利施加外交压力以制止战争的爆发。沙皇在同拿破仑打交道时得出经验：为了从这位伟人手里得到一些好处，就要利用他的不利地位，而奥地利的进攻来得正中下怀。战争爆发以后，法国大使科兰古奉拿破仑之命，多次请求亚历山大一世向拿破仑提供援助，可是沙皇只在加里西亚边界集结六万人装装样子，迟迟不向奥地利开战。 不仅如此，亚历山大一世还趁拿破仑陷入困境的机会，大肆扩张自己的势力：他于4月又开始了和土耳其的战争；9月17日，他从瑞典手中夺取了芬兰。同时，他还策划反对华沙大公国的行动。沙皇的所作所为引起拿破仑越来越大的愤怒，拿破仑说道：“这不是我的一个盟国。”因此，拿破仑在粉碎了奥地利的进攻之后，也就没有考虑亚历山大一世的要求，没有维持他原来答应的瓜分加里西亚的比例，减少了分给俄国的份额。拿破仑这样做，又引起了沙皇对他的不满。
吐槽：
婊子渣攻の狡诈+腹黑伪娘受の逆袭=东西基♂友组の破裂【这是什么总结啊喂！】

教职　慈祥的上帝的宗教，为主的朴素的奴仆们确定了各种教职——这些纯粹是世俗的差别。因为，他们不配过象主本人居留凡间时所过的那样朴素、贫困的生活。
检查　是神学家对未蒙他们垂爱或与其圣洁思想相左的人或书的侮辱性的考语。我们决不希望，我们的这本小辞典会招致这样的考语。
吐槽：
够了……你就是想被天主教会查水表才写这个吧……


帝后的离婚程序怎么解释都不合民法典，是皇室特权起作用吧

因此，人们不应该把监狱的发展、它的失败和它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成功的改革看作是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而应该认为这是一个同时包容这几个方面的体制。这个体制在历史上是强加在法律对自由的剥夺上的。这个体制包含着四种因素：监狱附加的纪律因素——这是“至上权力”因素；对某种客观现实、某种技术、某种教养“理性原则”的生产——这是辅助认识因素；实际上对某种必须用监狱加以消灭的犯罪倾向的不断诱发、甚至强化——这是相反效应因素；某种“改革”的重复进行，这种“改革”表面上追求“理想主义”，实际上与监狱的规训运作同构——这是乌托邦复制因素。正是这个复杂组合构成了“监狱体制”（careeralsystem）”，而不仅仅是构成由高墙、管理人员、规章条例和暴力组成的监狱机构。“监狱体制”把话语和建筑，强制性规章和科学命题，实际社会效应和所向披靡的乌托邦，改造过失犯的计划和强化过失倾向的机制组合成一个形象。


19世纪初，民众非法活动有三种扩散形式（数量的扩展除外，因为这是有争议的、难以统计的）：它们进入一般的政治视野；它们明显地与社会斗争结合；不同形式和层次的违法行为相互沟通。这些过程也许还没有达到最充分的发展程度。它们在19世纪初确实没有发展成兼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大规模非法运动。但是，尽管它们才崭露头角，并且还很分散，它们已十分引人注目，加强了对待民众的“大恐惧”——即把民众整体视为犯罪和叛乱因素，成为关于一个野蛮、无道德和无法无天的阶级的神话的根据——那种神话从拿破仑帝国到七月王朝一直素绕着立法者、慈善家和深入工人阶级生活的调查者的话语。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监狱表面上“失败了”，但实际上没有偏离它的目标。相反，它能达到目标，因为它促成了各种非法活动中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兴起，它能够把这种形式分离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后者组成一种相对封闭的但又能被渗透的环境。监狱有助于确立一种公开的非法状态。这种状态在某种层次上是不可简约的，具有秘密的使用价值。它既固执，又驯顺。监狱能分离、勾画和产生一种非法活动形式，后者似乎象征性地概括了其它各种非法活动，但这就使得有可能把那些人们想要或必须宽容的非法活动掩盖起来。这种形式严格地说就是过失犯罪。人们不应把过失犯罪视为最强烈、最有害的非法活动，认为由于它所体现的危害，刑罚机构必须竭力通过监禁来消除它。相反，它是刑罚（和刑事拘留）的一个效应。它使得人们有可能区分、安排和监督各种非法活动。毫无疑问，过失犯罪是一种非法活动形式。它也确实植根于非法活动。但是它是“监狱体制”及其网络所确定、分割、离析、渗透、组织、封闭在一个确定的环境中的非法活动；它被“监狱体制”当做一个对付其他非法活动的工具。总之，虽然在司法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是对立的，但在战略上非法活动与过失犯罪是对立的。
“当苦难用尸骨点缀街道，用窃贼与凶手填充监狱时，上流社会的骗子在什么地方呢？……最堕落的榜样，最令人作呕的犬儒作风，最无耻的掠夺。……难道你们不害怕因从面包坊偷了一块面包就被送上法庭的人有朝一日会雷霆震怒，将证券交易所这个野兽的巢穴——国库与私人财富在这里被不受惩罚地盗窃着——彻底摧毁、片瓦不留？”


1809年秋，斯彼兰斯基受亚历山大一世的委托，开始实行改革。斯彼兰斯基的这次改革虽然丝毫没有触动贵族阶级的特权，但仍然遭到俄国贵族的激烈反对。俄国贵族之所以反对这次改革，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次改革是和法俄联盟一脉相承的。在俄国贵族看来，斯彼兰斯基这次改革的目的是要把贵族阶级从国家机器中排挤出去，而法国皇帝则是用大陆封锁制度使俄国贵族在经济上遭受破产。他们因此指责斯彼兰斯基的改革是拿破仑的法律和制度在俄国的翻版，甚至还攻击斯彼兰斯基是拿破仑的间谍。亚历山大一世在俄国贵族的压力之下，不敢支持斯彼兰斯基把改革坚持下去，为了不致重蹈他的父亲的覆辙，他还在1812年法俄战争前夕流放了他的这位青年朋友。
吐槽：
我感觉托尔斯泰也不太待见这个什么斯比兰斯基……

俄国“国内没有一旦攻下来就可以迫使它媾和的中心”，它像一个原始的机体一样，并无心脏，它的生命无形中遍布于全国无数的村社，与莫斯科和彼得堡都不相干。于是，拿破仑在莫斯科主动三次向亚历山大一世发出了媾和的建议，表示自己愿意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让俄国对土耳其，包括君士坦丁堡自由行事，还暗示波兰问题也可以按照沙皇的意见解决。但拿破仑向亚历山大一世发出的三次婿和建议仍然没有得到沙皇的答复。

吐槽：
个人感觉对法军穿心战略破产比较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