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访谈】一寸绫罗一寸心——徐澎

艺术要创新，一创新，坏了！
艺术要创新太难了，丝绢人物不属哪个画种和门类，世界杰出艺术家叶浅予先生说：“这是一门新的综合艺术。”如果说它是民间艺术，是的，它的原籍祖根在民间，但现在它回不去了，不能象剪纸那样普发开来。就象蝴蝶，再也不能变回蛹了，但肯定一点：它的属性要以作者的文化素质而定，作者有艺术文化教养，作品就有诗情画意，反之只能是人型，另外要决定在观众身上，观者有诗情画意，才能与绢人传情。


艺术需要创新，但一创新，坏了，你这啥都是，啥都不是。说雕塑，你不是雕塑，说绘画，你不是绘画，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成了孤家寡人了，所以我参加比赛没有拿过一等奖，我很难得一等奖，跟谁比呀，不认可这个绢人，只能给我一个特等奖。也不让出河南参加展览，说没有绢人这一项。那时候我做的东西卖到了无锡工艺品商店，当时也去了开封工艺品研究所，我来找所长和书记看看我做的小玩意，提提意见。”但他们根本不看，他们说，你别拿，好了去找***他会收购，不好了，你别拿。那些娃娃连小孩子都会做。我就说，我不要你一分钱，不要你半个馒头，只请您认真地看一看，我就说，就因为你挂的是开封工艺美术研究所的牌子，我是搞工艺美术的，所以来请你看一看，我不是来要馒头的。


但是相反群众都说好，我的展览在洛阳、山东泰安六个月，济南七个月，都是一个人先看，然后亲朋好友都来看，都是一个人带来一串。我在趵突泉展览，展览还没有完，岱庙就把我又请去了。展览引起了这么大反响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那个时候做绢人的信心就更加坚定了，决定把一生的精力投入到绢人制作上，做出真正属于河南自己的绢人，希望有一天能神气地说这是我们的“河南绢人”。

文化遗产不能光遗不发展呀！
2000年，中国加入WTO，我真得很高兴。咱们工业卖不过人家、农业也卖不过人家，但工艺品能卖过人家。爱国不是空谈的，那赶紧做，行胜于言。先做然后再说。做绢人比打牌强。现在全国都在抢救文化遗产。产是遗了，那进一步呢，不能只复古呀，得发展呀，河南就只知道泥咕咕、浚县泥猴，剪纸，那老一套，而且一代不如一代，水平也没有过去高了。有代表性地就要做，提高之中带着普及。绢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儿，丢掉了就太可惜，有没有这样实质的机构，会说的人不干，会干的人不说。要是会说的人要会干就好了，我非常高兴，毕竟还有一帮人在跑这个事儿，救的不是我，是整个这一个阶层的人。


有很多朋友，包括来采访的人都向我提议讲学收徒弟，甚至应该在大学里设一个系，教研室，制作礼品，展品。我想办学校，但没有办起来。办学校需要地方，地方要用钱租，如果只是买桌子凳子的钱，我也能交给，但你还要交税，你还要去办执照，不然你凭什么交税，很多事情很麻烦，学校没有办起来。我在家里收过一些学生，但一些学生来家里偷东西，有人一看这个珠子好，就用手一揪，一串都散了，搞得好很疲惫。弘扬国家民族文化不是一个，不应只是个人的行为，应是国家想的，应是一个民族的行为。我是从个人的兴趣出发，包含了很多个人的情绪。我放弃了绢人好几年，专门做鞋，我带学生一分钱也不要，洛阳、开封等地方都有，都是个人自愿，也不太理想。都是做做就不做了。我的学生也都给抢救办公室写过两次信，但没有丝毫回音。他们来学绢人的时候，我光毛线就买了三百斤，来学的人都是没钱的，我就教他们编织各种东西，各种毛鞋、毛袜子等等。但有些人宁愿什么都不做，也不学。来这里就是发牢骚，这是教育问题，如果他们都做绢人，可以切磋技艺，不就不打牌了了吗，他们是无事生非？这个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也是我的愿望。好事。

我个性很要强，有一种很深的女性情结。
我出生于一个封建大家庭，因为我是个女孩，总想要个男孩子。妈妈总抱着我说，总说我是个女孩。那时候堂叔的弟弟，那时候穿着长袍，上学堂，我好不愿意，哭闹着要去，学堂先生说，让她来吧，现在民国了，不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了，女子可以上学堂了，就这样我五岁开始受启蒙教育，读私塾，那时候我的课本很简单，我读完了，就听四叔、堂史弟读。我就天天听，他们背不会的时候，我就给他们提醒一句，先生就很惊奇，他对我爷爷说，“你这个孙女了不得，只是听就听会了，天份很好，只可惜是个女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后来了，我当时有一个动力，就是和男儿做比较，我跟男的一样，你们能干什么，我就能干什么。学堂就我一个女孩，我想的都跟男孩一样。要强。


我要歌颂的是真人真事，妇女他们哪点不如儿男，我就为这个，我要做一个专题，一个系列。我做花木兰，一个小女子带领千军万马，把祖国恢复了，这个功劳不得了，你们好多男子汉很多也做不到。一生中做的很多女性：李清照、秋瑾、穆桂英、王昭君、文成公主等等，其实有很多好的题材，我没有时间，我应该做一些男的，像岳飞等，但我想还是想做女人，有点女性情结。

我做过流浪儿，知道没有国家，被人欺负是什么滋味。
我老家在山东，小的时候国家还在打仗，抗战时期，跟着家里四处辗转，是是个流浪儿，那种滋味不好受。建国后，一心想报效国家，1950年我豪情万丈来到河南，55年说我是***，其实我是最**，我最爱劳动，当时男同志送我一个外号“事业狂”。说我是***，我很难过。文革开始之后，丈夫也与我划清了界限，那时候我在街道洗衣组工作，一位老师傅问我，你会画画吗，会画广告吗？于是他找来了几个药盒让我照着画，我说我试试看吧。我比着画一变通，变成了自己的东西。于是师傅说，那你画广告吧。那时心里真的很高兴呀，心想，原来还可以靠着画画来生活，于是就到了附属于街道的一个印刷厂的美术组，天天画广告，参加了大型的展览，63年、64年河南省卫生展览、河南省农业展览。后来，街道生产自救，我就领着八个妇女干。想着干给国家挣钱，这样国家不就瞧得起我了吗？


当时很羡慕国营的工作，想做烈士，做不成烈士，做一个**者。我后来画毛主席像挣了很多钱，钱多有什么用，挣钱吃饭，吃饭挣钱，那不是和动物一样吗？1979年，在河南省工艺美术公司，第一次参展的作品是穆桂英，那时候展了好多，歌唱盛世，孔雀舞等都展了。很多当时占据了单独一个展柜。展览结束后，他们把我的作品给卖了，我当时高兴的很，我终于给国家做贡献了！
干美术挺挣钱，但后来我仔细想想，挣老百姓的钱，这不等于是从这个口袋拿钱再放到另外一个口袋吗？如果能够给国家出口创汇，那该多好呀。


改革开放以后，外国人来了，一群人都很惊奇，目瞪口呆 ，我就很生气，你们这帮人丢国家的人。1990年我应澳大利亚当代艺术研究院邀请，受中国文化部派遣到澳洲佩斯市展出绢塑人物“历代女英杰”后，澳大利亚文化部长凯·哈拉汉给我的信中说：“……惊人的杰作，令人敬佩，丰富了澳洲人民的文化生活，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澳洲当代艺术研究院还申请移民局延长我的护照一年，在那里教授丝绢人物。这件事情一直让我很得意，我心想，我“中国人”来了，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我是堂堂中国人。


在澳大利亚办展览，也教学生，主要是给外国人上课。当时是纺织学院的学生去的多，还有一些社会名流，搞美术的人，他们没有见过这玩意儿，中国都没有见过，那就是一个活动的图画，每个关节都可以动，衣服可以换，动作可以换，可以蹲下，可以坐着。我在那里还做了一个白雪公主，一个灰姑娘。


那时候一个小时一百澳元，相当于600元人民币，让我教一年。那时候国内很多人都说徐澎不会按时回来，16年前，钱是非常重要，但我想一诺千金，说回去就回去，有技术就不回来了吗？你们太看不起搞艺术的人了，再怎么说祖国最要紧呀。这是我一生之中难得的一个好机会。我是一个流浪儿，知道国家被侵占是什么样子，很知道国家的份量。为此事，咱们的文化报还刊登了一篇报道。

生活在绢人的世界里是一种享受。
现在人生活有一种误区，认为只有吃好的、住好的，用好的、玩好的才快乐，老干部处，老同志打牌，要打麻将，买麻将桌，要玩球，赶紧去买桌子，要是工作，就没有人帮，这是为什么，他们的观念吃喝玩乐就是幸福，他们不认为工作就是幸福，他们不懂得工作的快乐。绢人给我带来最大的快乐，如果要不是绢人的话，我就死了，一切的好与坏，关键就在于自己，你做了，结果不好，不在于自己。


虽然创作丝绢人物工序繁琐，劳心费力，但它强大的魅力，使我为之倾倒，那些丝绸锦缎，彩珠丝线，五彩缤纷，琳琅满目已足够100分的喜爱，创作绢塑人物胜过淘金，它是忘忧解愁的良剂，是幸福快乐之源泉。

产是遗了，那进一步呢，不能只复古呀，得发展呀，绢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儿。他们说我抠，我说我不是抠，是对劳动人民的尊敬。吃点喝点就行了，你非得消耗呢。非得吃最贵的就是好的，不干活就是享福，住大房子，比吃比穿，怎么不比贡献呢？咱们评选的健康老人，就有我，我不只是身体健康，我精神也很健康。我生活在精神世界里面，我是一个精神富翁。我没有空谈，我先做了，后说的，没有机会不怨我，我没有白白活一天，我每天都是二十四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