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把作者要讲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了。接下来作者还总结说：“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可见这则故事决不单纯为了嘲笑守株待兔之人的愚蠢，而是与作者的政治观点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例如《战国策·楚策一》中记载的这样一件事：荆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群臣莫对。江乙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之命也。子以我不信，我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于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

再比如，《孟子》中众所周知的“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可能也是这样在论述中产生的。

汉魏之后，利用笑话陈说事理的做法不象先秦那样盛行了。涉及到历史、政治、哲学等方面的论述往往庄重肃穆。但笑话并没有因此绝迹。不久之后，便出现了讲笑话的专书。

隋唐以后，笔记盛行起来，有些笔记中存在不少笑话的成分。此外，笑话专集也越来越多。

江夏王义恭，性爱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勖，已有所送，而王征索不已。何甚不平。尝出行于道中，见狗枷犊鼻，乃命左右取之还，以箱擎送之，笺曰：“承复须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犊鼻。”

这样的作品，可能流传甚广，被不同的人记录到不同的书中，故尔主要情节重复，而细节又或多或少地各有差异，这些都是正常现象。

《笑林广记》可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笑话集，语言风趣，文字简练隽秀，基本上没有史传笑谈，表现手法也十分成熟。这是清代笑话的一般特点。但这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庸俗、猥亵的东西，这些东西并没有嘲讽丑恶现象或其他方面的积极意义，而只是为了应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明清时代这样的作品不少，这是此时期笑话中的糟粕，是应该加以摒弃的。

纵观中国古代笑话的内容，可谓洋洋大观，不一而足。嘲笑讽刺是笑话的主要功能，而被讽刺和嘲笑的对象，则是方方面面的。除了封建社会的官府、贪婪腐败或昏庸无道的统治者常常在笑话中受到嘲讽和揭露外，诸如塾师、庸医、书生、道学先生、不守教规的僧道、吝啬者、惧内者、说大话者、愚昧者等等，也常是嘲讽对象。

有失去马鞍者，见一人面长而凹，认以为鞍也，执之。其人曰：“此吾面也。”争辩不已，将往听断于官。有行人问知其故，谓长面人曰：“劝兄赔他些价罢，若经官定是断给！”

塾师、书生常出现在笑话里，这一方面与封建时代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教书先生的地位低下。在这类笑话中，有许多就是直接与写科举考试的。例如：一士人赴试，作文艰于构思。其仆往询于试门，见纳卷而出者纷纷矣。日且暮，甲仆问乙仆曰：“不知作文章一篇，约有多少字？”乙仆曰：“想来不过五六百字。”仆曰：“五六百字，难道胸中没有？到此时尚未出来。”乙仆慰之曰：“你勿心焦，渠五百字虽在肚里，只是一时凑不起耳。”

这里把道学先生与强盗联系起来，表现了作者对道学先生的厌恶和憎恨。

讽刺庸医的笑话不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封建社会实行科举制，提倡读圣贤书，医学不仅不受重视，而且行医被认为是低贱的职业。读书人读了《四书》、《五经》，做了八股文章，弄得好可以中进士做官，弄得不好的，才去行医或者教私塾混饭吃，所以社会上庸医多，不通文理的塾师也多，这些都在笑话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笑话还经常嘲笑愚昧的人，像元明人作品中的艾子、迂公等人就是。到了清代，这些愚昧的人往往没有固定的姓名。这其中“呆女婿”的形象占的比重不少，这些故事很可能来自民间。

刘贡父觞客，子瞻有事欲先起，刘调之曰：“幸早里，且从容。”子瞻曰：“奈这事，须当归。”各以三果一药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