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梦之浮桥】胡因梦自传<生命的不可思议>连载

Don告诉我自从接到我的最后一封信，他的生活便开始失序，香烟啤酒无法离手，晚上经常失眠。后来他从老挝转到香港，替联合国难民组织的杂志做编辑，这份工作待遇不差，他很想存一笔钱为我们的将来打基础，他似乎有预感我很快会返回台湾。但是他在香港的生活起居仍然很不正常，过了没多久他就突然中风，全身瘫痪了一阵子，最近才恢复一些，这次过境台湾无论如何要见我最后一面。他说到处都看得见我的照片，我对他而言知名度已经太高，他消受不起了。我看着他，一边落泪，一边苦笑，不知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再多说任何话，只是以深幽的眸子融解了彼此的灵魂，让它流向它想去的地方。

一段刻骨铭心的宿缘就这样在生命的流程里滑落。多年以后我和林云二哥到华盛顿D.C.参加里根（Reagan）就职大典，我忍不住还是打了一通电话给Don。他人正在弗吉尼亚父母的家中，一个半小时后他来到二哥友人的住处和我见面。他的脸颊显得比以往更窄，头发也稀疏了一些，他说岁月在我的脸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们坐在玄关的长椅上相对无语，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便到达他父母的那幢林间木屋；他说小鹿夜里时常出没。我们在“秘密花园”般的庭院里散步，感受仍然和初恋一样。回到他的房里我开始强烈地渴望他的身体，他满脸严肃地看着我，然后很认真地对我说我在他心中的分量太重，他无法以一夜之情随意处置。

他开车送我回去的路上我们没有只字片语。第二天晚上在一起吃了一顿中式晚餐，第三天我就惆怅地离开了。后来我替“新闻局”主持中华民国电视大观，前往美国二十几个城市接受媒体访问，母亲陪我同行。到达D.C.时我还是忍不住打了一通电话给Don。我告诉他我对他仍旧难以忘怀，他说他也一样。离开D.C.之后，我每到一个城市第一件事就是拨电话给他。

和Don分手后随着知名度的提升，我变成许多男人心目中虚拟的梦中情人，直到今日都有人告诉我当年有多么为我着迷。然而这个由我、媒体和众人共同塑造出来的假象，却成了我的亲密关系中最具破坏性的第三者。这个完美的假象太容易引发人性中深埋的占有、嫉妒、不安全、恐惧、暴力、衡量和权力斗争；这个假象曾经令餐厅的侍者用扁钻刺伤我身边的男性友人，也曾经令四名陌生男子围殴我的一位男友，“她”更是我的亲密关系中“绿帽恐惧症”的肇因。

我记得法国杰出女演员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曾经说过一句豪气万千的话，她说她一生交往的男友无数，她恨不得能拥有一幢上百个房间的大厦，把她曾经爱过的男人悉数豢养在里面。我虽然从未扳着手指和脚趾仔细数过我的情人们，但是我想在中国女人里面我的两性经验算是相当丰富的。然而真正影响我的成长、促使我产生转化的，严格讲起来只有三位。这三位之中最令我“感恩”的应该算是《快意恩仇录》的李伯爵了。

李敖与我(1)

自从和李敖离婚之后，他写的书已经引不起我任何兴趣，但为了细述我们之间的陈年往事，还是去买了一本《李敖回忆录》，内容果然不出所料，仍然以一贯颠倒黑白的说话方式和精密的资料来合理化自己幼童般的生存欲望。到今天他都无法诚实面对自己的人格失调〔1〕，令我不禁莞尔。诚如他在回忆录中的记载，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七九年的九月十五日，地点是萧孟能先生花园新城的家中。在这之前“李敖”两个字对我而言早已不陌生，不但不陌生，简直就是中国文人里面最令我崇拜的偶像，而且这股痴迷的崇拜是自小种下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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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李敖的父母住在台中一中的宿舍里，离我们存信巷的老家很近，我时常听光夏表哥和母亲谈论李敖的奇闻逸事，譬如他不肯在父亲的丧礼中落泪，不愿依规矩行礼，甚至还传说他曾经从台北扛了一张床回家送给李伯母。当时我心想：不知道这怪人的庐山真面目会是什么模样。此外我时常看见李伯母穿着素净的长旗袍，头上梳着髻，手里卷着小手帕，低头深思地从长长的沟渠旁走过。母亲曾经低声对我说：“这就是李敖的母亲，她一定是去看电影，李敖在文章里提到过她妈妈喜欢看爱情文艺片。”后来听父亲说他和李敖的爸爸过去是同事，感觉好像更熟悉了一些。

过了没多久，有一天李敖约我出来喝咖啡，我们谈到我在《工商日报》的专栏里为他写的那篇《特立独行的李敖》以及其他的琐事；我发现我们之间真正能产生交集的话题并不多。后来他带我到他金兰大厦的家见识一下十万册的藏书。他用深色木材沿着客厅的墙面做出一整片书架，地板用的也是深色木材，整体看来是个气质严肃的家，可墙上挂的竟然是从《花花公子》杂志里剪下来的裸女照片；这样的组合令人感觉有点不搭调。我告诉他裸女照片看起来有点廉价，破坏了这个家的气质，他说这些照片和画像都是他最得意的收藏品，已经伴随他多年了。我发现他是一个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人，别人发展出来的美学和设计理念与他无干，他关着门自有方圆。当他介绍浴室时，我看见他在浴缸旁装了一个电暖炉，我告诉他这个构想很仔细，冬天里洗澡出来感觉一定很舒服。进到卧室，抬头一看，天花板上竟然贴了一整面的镜子，又是一项出人意外的装潢，有点像《花花公子》的老板休·赫夫纳（Hugh Hefner）和某某文豪一起做出的室内设计。

我们后来坐在沙发上聊天，聊着聊着他突如其来地吻了我。我记得他吻我的方式是我这一生从未经验过的——他接吻的时候头摆的角度是笔直的，不知道是不是太紧张，他竟然忘了接吻头得歪一点才行，否则鼻子怎么处置呢？我发现他连做这件事的章法和一般人都不同。只见他笔直地冲着我的鼻子压了下来，猛力地吸我的上唇（因为够不到下唇），我被压得差一点没窒息，心想此人也太土了点儿吧。后来我去洗手间照镜子，赫然发现上唇和人中之间被李先生吸出了一圈赭色的吻痕。我赶紧拿出粉饼遮掩，以免回家被老母发现。那天晚上我们有没有性爱我已经记不得了，可能是因为他接吻的方式太令人难忘了。

往后的三四天里我随时都得补妆，以免露出那一小圈已经“红得发紫”的吻痕。老母一直没说些什么，但是以她那对闪电眉下的透视眼，不可能察觉不到那么离奇的吻痕�

李敖的土令我觉得十分新鲜，他人格中的冲突性更是令我好奇。我一向有搜奇倾向，愈是矛盾、复杂，愈是像谜团一般的人，我的兴趣愈大。当然猫通常是被好奇心害死的，但哲学上不二论也是这么被发现的。当我们开始进入状况时，我曾经问李敖他的另一位女友刘会云该怎么办。李敖说了一句令我绝倒的话，他说他会告诉她：“我爱你还是百分之百，但现在来了个千分之一千的，所以你得暂时避一下。”我听了之后不免心生疑惑，继续追问李敖什么叫做“暂时避一下”，李敖说：“你这人没个准，说不定哪天就变卦了，所以需要观望一阵子。我叫刘会云先到美国去，如果你变卦了，她还可以再回来。”李敖的多疑与防卫令我很不自在，他对女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也令我不安，但是人在充满着期望与投射时通常是被未来的愿景牵着走的，这些重要的小节也就用立可白粉饰掉了。

李敖与我(2)

十月中旬我和宝哥（葛小宝）到印尼登台，母亲陪我同行，前后总共二十一天的时间。我心里百般不愿和李敖分开那么久，但当时的酬劳很高，我和宝哥各唱几首歌，主持人访问几句，说些笑话，轻轻松松一天可以净得台币十万元。于是我们一站又一站地马不停蹄，每到一站我都和李敖通长途电话。二十一天下来我花了十万台币的电话费，李敖也打了台币八万元。宝哥每天都问我：“你的敖今天怎么样啊？”母亲那时还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阶段，她认为台湾唯一配得上我的男人只有李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