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秋风
这几年来，笔者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了十分奇怪的事情：至少两种最时髦的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到了中国，都被其最狂热的迷信者用来证明，中国现在的市场已经是超级自由了。
我说的是两种经济学：第一种是新制度经济学或者交易费用经济学，在大陆，这一理论因为张五常教授的人格魅力而获得一批拥趸。第二种经济学的代表性论证就是弗里德曼的两本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两种经济学的核心政策意见倒是大体相同的，主张自由市场，反对凯恩斯主义、反对社会福利、反对工会垄断、反对政府管制。
用大师们的批评性话语来比照中国的现实，张五常教授及一班自由市场的信徒们异常兴奋：这里没有系统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也没有根深蒂固的福利体系，政府对私人企业也是放任不管，至于民主，当然更付之阙如。
于是，张五常教授对萝丝•弗里德曼汇报说：中国的市场比美国的还要自由。然后，在其七十生日会上，更自信地断言：我认为现在中国正在浮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我知道的最好的制度。
这话算是为复旦大学教授谢百三的“盛世论”作了一个最精彩的注脚。由此，我也联想到了林毅夫教授与杨小凯先生当年围绕中国渐进转轨模式与苏联东欧休克疗法之得失利弊而展开的争论，林教授当时就已相信，中国模式已是转轨的最优模式，并且似乎依据这种经验搞出一套中国经济学体系了。
我还联想到李稻葵教授在考察印度之后得出的高论：印度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自居，但是在经济水平非常低的情况下,她的民主并没有带来自由，它的法制也不应神化。在这个议论背后，同样包含着中国当下的制度对企业更自由、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因而比较好、甚至更好这样的判断。
于是，信奉自由市场，以弗里德曼信徒自居的经济学人，不经意间，与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成了同路人。确实，他们是最激烈的反民族主义者，他们痛恨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他们确实在为民族主义提供情绪发酵剂。民族主义者只是肤浅地看到了中国物质性力量的增强，这些经济学人却在旁边提醒他们，其实，我们的强大不仅表现在物质上，更表现在制度上。
历史主义的陷阱
当然，网友加西亚也补充说，假如在此之外再加上一点点法治、加上一点点宪政，那中国的制度就完美得无以复加了——这是我读过的本年度最为黑色幽默的一句话。而正是这句话，也漏出了自命的制度经济学家严重的跛脚。
1980年代以来全球自由市场知识界的共识是：优良的制度，比如法治之下确获保障的私人产权，有限政府框架下的政府较少管制，如此等等，可以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而我上面提到的那群经济学人则把这个结论颠倒过来，较快增长必然意味着该经济体有一套优良的制度。如此颠倒之后，还是否成立，值得怀疑。计划经济在其建立之初实现了短期内的经济快速增长，但计划经济显然不是优良的体制，至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有如是共识。因此，中国目前的制度是否十分完美，十分自由，需要对制度本身进行缜密的分析。
但是，这群经济学人没有这样做。张五常教授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研究制度的，那些宣称中国企业已经享有比美国更多自由的经济学人们也自称十分重视制度。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去仔细地分析制度本身。相反，他们的注意力基本上被耀眼的增长绩效所吸引。过去若干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十分强劲，既超过俄罗斯、东欧，也超过印度，更超过日本、美国，几乎是天下无敌。他们根据上面那个被不假思索颠倒过来的命题，作出结论：既然中国的经济增长绩效天下第一，那么，中国当下的制度就是最优秀的。
当然，有些好学的经济学人也进行了一些分析。但是，新制度的思路让他们误入歧途。说来也许有点奇怪，新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带有强烈的历史研究色彩。诺斯反覆地研究英国、欧洲、美国的自由市场起源问题，甚至科斯也更像历史学家，他所从事的工作，在我看来，大体上是对普通法法官解决产权问题的思路进行分析，从而阐述了隐含在普通法中的法律准则。总之，新制度学派试图解释过去的成功者为什么会获得成功。
这几年来，笔者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了十分奇怪的事情：至少两种最时髦的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到了中国，都被其最狂热的迷信者用来证明，中国现在的市场已经是超级自由了。
我说的是两种经济学：第一种是新制度经济学或者交易费用经济学，在大陆，这一理论因为张五常教授的人格魅力而获得一批拥趸。第二种经济学的代表性论证就是弗里德曼的两本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两种经济学的核心政策意见倒是大体相同的，主张自由市场，反对凯恩斯主义、反对社会福利、反对工会垄断、反对政府管制。
用大师们的批评性话语来比照中国的现实，张五常教授及一班自由市场的信徒们异常兴奋：这里没有系统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也没有根深蒂固的福利体系，政府对私人企业也是放任不管，至于民主，当然更付之阙如。
于是，张五常教授对萝丝•弗里德曼汇报说：中国的市场比美国的还要自由。然后，在其七十生日会上，更自信地断言：我认为现在中国正在浮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我知道的最好的制度。
这话算是为复旦大学教授谢百三的“盛世论”作了一个最精彩的注脚。由此，我也联想到了林毅夫教授与杨小凯先生当年围绕中国渐进转轨模式与苏联东欧休克疗法之得失利弊而展开的争论，林教授当时就已相信，中国模式已是转轨的最优模式，并且似乎依据这种经验搞出一套中国经济学体系了。
我还联想到李稻葵教授在考察印度之后得出的高论：印度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自居，但是在经济水平非常低的情况下,她的民主并没有带来自由，它的法制也不应神化。在这个议论背后，同样包含着中国当下的制度对企业更自由、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因而比较好、甚至更好这样的判断。
于是，信奉自由市场，以弗里德曼信徒自居的经济学人，不经意间，与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成了同路人。确实，他们是最激烈的反民族主义者，他们痛恨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他们确实在为民族主义提供情绪发酵剂。民族主义者只是肤浅地看到了中国物质性力量的增强，这些经济学人却在旁边提醒他们，其实，我们的强大不仅表现在物质上，更表现在制度上。
历史主义的陷阱
当然，网友加西亚也补充说，假如在此之外再加上一点点法治、加上一点点宪政，那中国的制度就完美得无以复加了——这是我读过的本年度最为黑色幽默的一句话。而正是这句话，也漏出了自命的制度经济学家严重的跛脚。
1980年代以来全球自由市场知识界的共识是：优良的制度，比如法治之下确获保障的私人产权，有限政府框架下的政府较少管制，如此等等，可以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而我上面提到的那群经济学人则把这个结论颠倒过来，较快增长必然意味着该经济体有一套优良的制度。如此颠倒之后，还是否成立，值得怀疑。计划经济在其建立之初实现了短期内的经济快速增长，但计划经济显然不是优良的体制，至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有如是共识。因此，中国目前的制度是否十分完美，十分自由，需要对制度本身进行缜密的分析。
但是，这群经济学人没有这样做。张五常教授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研究制度的，那些宣称中国企业已经享有比美国更多自由的经济学人们也自称十分重视制度。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去仔细地分析制度本身。相反，他们的注意力基本上被耀眼的增长绩效所吸引。过去若干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十分强劲，既超过俄罗斯、东欧，也超过印度，更超过日本、美国，几乎是天下无敌。他们根据上面那个被不假思索颠倒过来的命题，作出结论：既然中国的经济增长绩效天下第一，那么，中国当下的制度就是最优秀的。
当然，有些好学的经济学人也进行了一些分析。但是，新制度的思路让他们误入歧途。说来也许有点奇怪，新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带有强烈的历史研究色彩。诺斯反覆地研究英国、欧洲、美国的自由市场起源问题，甚至科斯也更像历史学家，他所从事的工作，在我看来，大体上是对普通法法官解决产权问题的思路进行分析，从而阐述了隐含在普通法中的法律准则。总之，新制度学派试图解释过去的成功者为什么会获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