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说“老”。优待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直系子孙的责任是敬亲，是“孝”，而养则是起码的条件，所谓“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那些没有子女的孤老，或者在宗谱族党中属于旁支而不能继承祖先财产的老人，国家就要给予照顾。《礼记·王制》曰：“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看起来最早的养老院是和学校办在一块的。和慈幼相同，从秦汉起，养老亦转为州县常务。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居养院的制度，则自北宋开始，元朝改名为养济院，《大元通制》规定：“诸鳏寡孤独老弱残疾穷而无告者，于养济院收养。应收养而不收养，不应收养而收养者，罪其守宰。”明清承袭宋元，州县均有养济院，《香祖笔记》上说明代权臣严嵩被抄没家产后，就住进了杭州养济院，直到老死，杭州养济院还将其祀为院神。在戏曲中，严嵩是副“死了喂狗，狗也嫌臭”的嘴脸，你能设想他居然还能在身后享受香火供奉吗？
抚恤病残也是老传统，北魏时就有“使京畿内外疾病者咸令居处，便医治之”的官立慈善医院(《陔余丛考》卷27)。唐代时武宗发起灭佛运动，配套的政策是把许多寺院改办成悲田养病坊，用寺田租米作为维持经费。到了宋朝，虽然许多佛寺又恢复了，但这套制度仍得保留，京师有福田院，全国各地有安济坊。明代嘉靖时来广州一带游历的西方传教士克路士，曾撰文介绍中国地方政府收治贫困病残患者的情况——

生有养和死有葬，是传统中国礼仪文化之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东汉时官营公墓和公
祭的史实，是明白无误地写在《后汉书》里的。不过，直到北宋神宗时，才有了诏令全国各
地经营“义冢”的制度。到了宋徽宗时，据说是蔡京出的主意，在义冢的基础上普遍开设“
漏泽园”，意思是皇恩之泽如雨露普施，也别把那些死人或枯骨漏掉。于是全国州县都设置
政府出资经营的公共墓园，兼办殡葬事务。凡平民家无地安葬死者的，都可以廉价入葬公共 墓
园。无主死者或贫困家庭可以免费入葬。这些工作，都被纳入地方官员的考核。所以赵翼认 为，如果严嵩可当养济院院神的话，那么蔡京也可以在漏泽园中享受香火了。
有些读者或许会产生疑问：向来都知道封建政府只会压迫老百姓，怎么会关心起老百姓 的生老病死了呢？这里也有几个原因：其一，国家的财政收
入就是赋税，而人口就是赋税的源泉， 保养人户的长远利益，也就是养鸡取蛋；其二，恤幼养老、生养死葬这些传统文化观念的影
响，当然是不能小觑的，而且听任尸骸任意弃置或浅埋浮殓，还会引发瘟疫流行的严重后果 ；其三，州县衙门凭什么认认真真或者至少是装模作样地去干
这件事呢？先别说它们都是考核政绩的内容，就以州县的等级、编制的多少都与本地方人户 数目相关这一条来讲，对其也是刺激因素。


同“掌孤”之官的消失相同，州县衙门里也没有养济院、安济坊、漏泽园一类机构的专门
编制，也是以杂职掌管。所以，和“设官不给禄”的僧官、道官、医官们相比，这又属于既 不设
官也不给禄的更次一级了。可是即便如此，想巴结这些职务的人也真不少。从虚名上讲，编
制上没有，习惯上却同什么保正甲长啦差不多，好歹也算是个编制外的“鸡毛官”吧？而且
这个“鸡毛官”的“级别”特别高，是受州县衙门委任的。其实在明清时代，好多州县里的
这一类杂职全被主官次官带来的师爷、亲属们给占据了，要不就是给有钱有势的乡绅给瓜分
了，那“官”名儿似乎就更顺了一些。再从实际利益上讲，可以上下其手通同弊合的机会就
更多了，地方财政拨给和社会募捐这两项经费大宗，还愁养不肥自个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清人诸亩香著《明斋小识》中说，他的故乡青浦县的养济院地处西虹桥畔，有屋十余间，
收养定额是45人，每人每月给米二斗四升，给钱45文，于每月初二去县仓领走。其实这院中 根本
没有这些人数，管院人专吃“空额”，每到初二时，去雇一些人来应名冒领钱米。须得当面 领走的尚可如此作弊，其余方面，也就不难设想了。


曾任明代宛平知县的沈榜，在其名著《宛署札记》中也有这方面的披述。他是万历十八年 (1 590)到任的，在此之前，宛平养济院自万历元年(1573)到十年
(1582)，先后分三批收养过 2165位孤贫老疾。每人每年发给甲字库布一匹，每月发给太仓米三斗，由县丞每月赴院查点一次，造册发放，并委托一批“会头”领管。迄沈榜到任时，所谓制度早已“岁久法玩”，经办者盘踞其间，“亡者十不开一，存者十不给一”，即已经去世的不从名单上划 掉，照名单发放的连十分之一都没有，经手的人都发了小财。稍微跟他们顶真一些，“则群 然噪呼，引其老而NC026者百十人，秽身结衣”，等候在北京官道拦路**，向九卿科 道“环沦 而乞怜”。社会影响不好，领导还要责怪。沈榜有心整顿，“严绳承行者以法”，调出收受 孤老时的原始档案，“据其原报年岁，以年为序，遂查得百岁以上者五人，九十五岁以上者 二十七人，九十一岁以上者五十二人，八十五岁以上者百余人，八十一岁以下者不可胜数” 。孤老院竟成了人瑞村，其弊情昭昭易见，但“问之承行吏，问之委僚，又问之孤老头，则 又对之一口，莫得其间”，显然早已缔结好了攻守同盟。再提出要亲自点名，“则又托词官 廪不给所需，散村觅食”，就是都已经跑出去要饭了，无法**，“乞宽其点限”，然后“ 徐集无名者冒应之”。以沈榜这样的能员亲自整顿，成绩也仅仅是“半年之间，遂得除百余 名，即可省太仓米数百石、库布百余匹”而已。全国千余县，每年有多少财政漏厄，这笔账 怎么算得过来？

也许又有读者要提出质疑了：即便说管着这些“生老病死”的事儿有诸多好处可占吧， 可他们毕竟不在编制之内，怎么可以放在州县衙门内来介绍呢？

更多的是平民百姓，拿不出多的，捐个八文一吊，略表穷帮穷的心意，反过来还觉得太少了
些，不肯报上姓名。可是若将这些无名氏所捐的数目做个加法，结果也很可观。于是办捐者
就将其中大部分归纳在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姓名下，向国家换几张官照来，自己用不了还可以
卖给别人；方式是想过官瘾的人捐些钱出来，再塞一票给办捐者，让他把无名氏的数目拢起
来分到他的名下。照惯例，办捐者是要把捐人捐数都张榜公布以明无私的，所以他又总留些
“无名氏”在榜上，“无名氏”见了，都认作是自己而不会发生怀疑，岂知这些人钱也赚了
，名也捞了，官也得了呢！《官场现形记》第三十四回介绍一位“三代行善”的申义甫，“ 自从
他爷爷手里创办善举，无论有什么赈捐，都是他家起头。有名的申大善人，没有一个不晓的
。到这申义甫手里，也着实有几文了。申义甫每办一次赈捐，连捐带保，不到五六年，居然
由知县也升到道台，指省浙江。因为近年光景甚好，过的日子很舒服”，干脆留在县上继续 “行善”，那更是此道中的精英人士了。

有了“官身”，“鸡毛官”们也都一个个穿起了补服，像模像样地成了拈香站班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