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永贞元年王叔文集团进行的革新运动,论者已夥,兹不赘述。惟需指出的是:这场运动直接影响到元和政治的方向。尽管唐宪宗“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而“对前帝的私人,不分是非功过,一概敌视,予以驱逐”(23),但在他即位之后,却基本遵循了“前帝的私人”所开辟的路线。从这一点来说,永贞实为元和之先导,元和则不啻永贞之发展。
如前所述,藩镇割据严重地削弱了中央皇权,已成为当时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因而为了维护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强化中央权威,首要的任务便是用武力扫平藩镇。元和元年,西川节度刘辟作乱,宪宗欲用兵征讨,议者以剑南险固为由,不予赞同,而宰相杜黄裳则力主用兵,劝宪宗说:“德宗自艰难之后,事多姑息……陛下宜熟思贞元故事,稍以法度整顿诸侯,则天下何忧而不治?”(24)这里,存在着两种趋向:要么征讨强藩,虽冒风险却可收天下大治之效;要么忍让姑息,虽免于生事却坐以养奸,重蹈贞元旧辙。同时,这里的选择是极为重要的:由于是即位之始,任何决策的制定都关系到日后的政治方向,如若此姑息,则不仅会导致拥兵武将纷纷效尤,而且此后即使再想讨伐,士气也很难振作了。这是一个历史的关口,它严正地考验着宪宗的意志和胆魄。终于,宪宗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同意了杜黄裳的意见,命高崇文挥师西进,初战告捷。接着,又相继平定了夏绥杨惠琳和浙西李锜的两次叛乱,赢得了宪宗即位后第一个振奋人心的高潮时期。诚如史家所言:“用兵蜀、夏之后,不容藩臣蹇傲,克复两河,威令复振。”(25)
用兵淮西是元和年间旷日持久而又最引人注目的一场战役。“上自平蜀,即欲取淮西”(26),却未逢其机。元和九年,章义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发兵四出,屠舞阳,焚叶,掠鲁山、襄城,关东震骇。”(27)面对此突然变局,宰相李吉甫、武元衡以及大臣李绛、裴度等皆力主用兵,于是宪宗发兵征讨。河北藩镇王承宗、李师道恐淮西平而祸延及己,一方面做好了支援淮西的准备,一方面派遣刺客杀死武元衡,伤及裴度。在这种险恶局势下,群臣多请罢兵,但宪宗坚执不允,任命裴度为相并统军督战。度临行慷慨陈词:“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未授首,臣无还期!”“帝壮之,为流涕。”(28)由于君相协力,上下同心,取消了宦官监军之制,发挥了将领才能,遂于元和十二年生擒吴元济,扫平了淮西镇。“及淮西平,师道忧惧,不知所为”,“贼中闻之,降者相继。”(29)元和十四年二月,李师道为部将所杀,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遂归顺朝廷。至此,元和君臣在短短十余年的时间中,基本解决了自安史乱后即已存在而至德宗末年尤为严重的藩镇割据问题,完成了永贞朝想完成却无力完成的任务,使得元和之治在实际上得以实现。所谓“宪宗刚明果断,自初即位,慨然发愤,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卒收成功。自吴元济诛,强藩悍将皆欲悔过而效顺。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30),当非溢美之言。
与用兵讨伐藩镇的同时,元和君相还继续推行了永贞时期的一些改革措施,如禁止贡奉,减免赋税,赈恤灾民,精简冗官,并在一定范围内抑制了宦官的权势。史载:“宪宗之立,贞亮(即打击王叔文集团最力的宦官俱文珍)为有功,然终身无所宠假。”(31)吐突承璀“自春宫侍宪宗,恩顾莫二。承璀承间欲有所关说,宪宗惮垍,诫勿复言”;而当承璀伺察上意,请求率兵征讨王承宗,结果师劳力竭,无功而还时,裴垍上言“请贬黜以谢天下”,宪宗遂罢其兵柄(32)。元和六年,弓箭库使刘希光受人贿赂,事连承璀,宪宗即将其贬至淮南,并对李绛说:“此家奴耳,向以其驱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33)他如“斥刘光琦之分遣敕使赍赦书(元和三年),允许孟容之械系神策吏李昱(四年),抵许遂振于罪(五年),赐弓箭副使刘希光及五坊使杨朝汶死(六及十三年),杖死王伯恭(六年),听裴度言,撤回诸路监军(十二年),又吕全如擅取樟材治第,送狱自杀,郭旻醉触夜禁,即予杖杀,未尝不奋其刚断,振彼朝纲。”(34)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宪宗对宦官有宠任,也有制裁,而宠任是建立在有充分能力制裁他们的前提之下的。当然,宪宗最后为宦官所杀,与他前期对宦官的宠任不无关系,但从总体着眼,则元和中前期的形势是朝臣之正气上升,宦官之邪气收敛,他们并未达到飞扬跋扈,控制朝政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