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
其言辞而徒以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
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
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
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
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
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
《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
《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
《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
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
《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
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书；所谓‘削’者，
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
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
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
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
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
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
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
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
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
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有以启之。”

[译文]
先生说：“你所谓的明道，是指返朴归真，使道在平常生活中落实
呢？还是指华而不实，借此哗众取宠呢？天下纷乱，主要是因为重虚文、
轻实行。天下之道倘若光明，如此也就无所谓删述六经。孔子对六经的
删述是万般无奈之下才为之。自从伏羲画卦，到文公、周公，其中论《易》
的如《连山》、《归藏》等著述纷纭繁复，种类数不胜数，《易》道因
此乱作一团。孔子发现天下一天天盛行文饰之风，认为如此延伸只会目
无纲纪，所以效法文王、周公关于《易》的论述，觉着只有他们的主张
才把握了《易》的宗旨。于是众多观点被废弃，天下论《易》始归一统。
《诗》、《书》、《礼》、《乐》、《春秋》无不如此。《尚书》自《典》、
《谟》之后，《诗经》自《周南》、《召南》之后，如《九丘》、《八
索》，许多淫邪妖冶之句，达成百上千篇。《礼》、《乐》的名物度数
不计其数，孔子均作了删削述正，自此其他说法才终止。在《书》、《诗》、
《礼》、《乐》之中，孔子不曾增添一句话。现今《礼记》中的解释之
词，大多是后世儒生附会而成，不再是孔子的原本了。以《春秋》来说，
虽称是孔子之作，但都是在鲁史之旧文上笔削而成。所谓‘笔’，亦即
照抄原文；所谓‘削’，亦即删减繁复，这样只少而不会多。孔子传述
六经，担忧繁文扰乱天下，虽想简略却不能彻底做到。他要求人们不要
死扣经典中的字句，应当追求经典的本质。他并非要用文辞来教化天下。
《春秋》之后，繁文日益盛行，天下一团漆黑。秦始皇因焚书而得罪天
下，由于他是出自私心，更不该焚毁六经。秦始皇当时若志在明道，把
那些背经叛道的书全拿来烧掉，就会正合孔子删述的本意。从秦汉以来，
著述之风愈刮愈烈，要想彻底废止根本不可能了。只得效仿孔子的作法，
对那些和经书道理接近的加以表扬，那些荒诞无稽之论，也就慢慢消失
了。我不明白文中子王通当初模拟经书是何意图，但我极力赞成。我认
为，圣人即便再复出，也是不会否认这种观点的。天下之所以混乱不堪，
只因为写文章的多，实干的少。人们各抒己见，争奇斗异，喧嚣于世，
这只会混淆人们的视听，蒙弊世人的耳目，使他们只去争相修饰文辞，
力追声名，而不再懂得还有崇尚真实、返朴归淳的切行。这些都是著书
立说的人所导致的。”

[评析]
此段紧接上文中对王、韩二人的评判，进一步阐明“理”是心之本
体，“文”是显现于外的形体，用文辞教化天下，必然使人舍本逐末，
忘却天理，失去本心而扰乱天下。所以，阳明先生反复强调要务本尚实，
反朴还淳，崇尚先圣经典的宗旨，将“理”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去。

[原文]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
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
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
明，孔子何必削之？”

[译文]
徐爱说：“有些时候，著述是不能缺少的。比如《春秋》这本书，
如果没有《左传》作解，人们大概也是难以读懂的。”
先生说：“《春秋》必须有《左传》才能明白，这样，《春秋》不
就成为歇后谜语了。圣人作如此艰深隐晦的文章，又何苦来哉？《左传》
大多是《鲁史》的原文，如果《春秋》要凭借《左传》才可读懂，那么，
孔子删削它，又有何必要呢？”

[评析]
此段亦即承上启下的过渡段，师生间讨论孔子儒学的传承。平常的
谈话，细想必有深意。

[原文]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
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
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
书‘代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要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
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
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
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
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
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
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犹
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
策而已。’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
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
只要添上。”

[译文]
徐爱说：“程颐先生也认为‘《传》是案，《经》是断。’比如，
《春秋》上记载弑某君、伐某国，如果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大概也难以
作出确切的判断。”
先生说：“程颐先生这一句话，差不多也是承袭后世儒生的说法，
没有理解圣人作经的本意。比如写‘弑君’，弑君是罪过，为什么还要
问弑君的经过呢？讨伐的命令该天子发布，写‘代国’，就是说讨伐某
国便是罪过，为什么还要问伐国的经过呢？圣人传述六经，只是端正人
心，只是存天理、去人欲。对于这些事情，孔子曾经就说过。孔子常依
据人们的问题，对各自的程度与性质作不同的回答。他也不愿多讲，只
怕人们在语言上挑剔，所以他才说：‘予欲无言’。如果是些灭天理纵
人欲的事，又怎能详细作解呢？详细地告诉人们等于是助纣为虐呀！因
此《孟子·梁惠王上》讲道：‘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烈后世
无传焉。’这就是孔门家法。世俗的儒者只讲霸道的学问，因而他们要
精通许多阴谋诡计。这完全是一种功利心态，与圣人作经的宗旨南辕北
辙，他们怎么想得通呢？”因此先生感叹地说：“如果不是诚达天德之
人，我很难与他谈论这个问题！”他接着说：“孔子曾说：‘吾犹及史
之阙文也。’孟子也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
而已。’孔子删除《尚书》，即使是尧、舜、禹这四五百年间的历史，
也仅存数篇。除此之外，难道再没有值得称道的事吗？虽传述的仅有几
篇，但圣人的意图再明了不过了。圣人仅是剔除繁文，后儒则要雪上添
霜。”

[评析]
此段仍是继续阐述务本尚实、反朴还淳。不过，这里面又深涵着先
生的独特见解，他认为：“圣人达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
去人欲。”圣人是诚达天德的人，他们著述的六经，是为了教化民众，
淳朴人心，反归天理的。孔子删略“六经”，也是防止后人只注意一些
细微末节，而忽视了禹、汤、文王三代治理天下的根本。
[原文]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
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
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译文]
徐爱说：“圣人著经，仅为了去人欲，存天理。春秋五霸之后的事，
圣人不肯把详情告诉人们，确实如此。那么，尧舜之前的事，为什么统
统省略，丝毫不可得见？”
先生说：“伏羲、黄帝时代，历史久远而不详尽，流传下来的自然
很少。这也是可以想象的，其时民风淳朴，重文彩的现象一无所有。这
就是上古社会，非后世所能比拟。”
[评析]
古人的著述不重文彩，留传下来的文字，可谓字字千钧，千古不朽，
哪一个字不是一篇文章？哪句话不涵藏着深邃的哲理？因此，我们今天
领略古人的经典，切切要务本当实，认真深究先圣们的淳朴。

[原文]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
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
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
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
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
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
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必行
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
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
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译文]
徐爱说：“《三坟》之类的书，也有流传下来的，为什么孔子也要
删除它？”
先生说：“就是有流传下来的，也因人世的变化而跟不上时代的步
伐。风气更加开化，文彩日愈讲究，到了周末，想再恢复夏、商的习俗，
已不可能，唐虞时的习俗就提也不要提了，更何况是还早的伏羲、黄帝
时的习俗？各朝代治世的表现不同，但遵循的仍是一个道。孔子祖述尧
舜、宪章文武。周文王、周武王的治世方法正是尧、舜的道，然而都依
各时情况而行，他们各自的政令制度互不相同。因此，就是夏、商的政
措在周代实施，亦有不适宜之处。所以，周公里想并采禹、汤、文王的
举措，碰到不合适的地方，还需夜以继日地深入研究。更何况远古的治
世方法，又怎能重新施行？这正是圣人删略的原因。”
先生接着说：“但求无为而治，不能像禹、汤、文王那样依据时代
的具体情况而进行治理，去非要实行远古的风俗，这是佛教、老庄的主
张。根据时代的变化对社会进行治理，却不能像禹、汤、文王那样一切
均以道为根本，而是根据功利行事，这正是五霸以后治世的情形。后世
许多儒生翻来复去地讲说，都只讲了一个霸术。”
先生又说：“尧、舜之前的治世方法，后世不可能恢复，可以把它
删除。夏、商、周三代之后的治世方法，后世不可仿效，可以把它删除。
只有三代的治世方法可以实行。然而，世上议论三代的人，却不了解三
代治理天下的根本，仅注意到一些细枝末节。所以，三代治理天下的方
法也不能恢复了。”

[评析]
夏商的衰败，是不变法而灭亡的；禹、汤、武三代的兴起，是不互
相因循而称王的。因此圣人执政，法律与时代一起变动，礼制与习俗一
起变化。
从上古至今，朝代更替，时代日新，社会制度也随之变换，但中华
传统文化却代代相传，弘扬光大。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则是民族之魂，
是世代不变的“理”。

[原文]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
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
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
《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
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译文]
徐爱说：“先儒讨论六经，认为《春秋》是史。而史书只记载历史
事件，这恐怕与五经的体例和宗旨稍有不同。”
先生说：“从记事方面讲叫‘史’，从论道方面讲叫‘经’。事即
道，道即事。《春秋》亦是经，五经亦为史。《易》是伏羲的历史，《尚
书》是尧舜之后的历史，《礼》、《乐》是三代的历史。它们的事是相
同的，所讲的道也相同，什么地方有不同呢？”
先生接着说：“五经也只是史。史就是辨明善恶以示训戒。善可以
用来教化，因而特别保存善的事迹让人仿效。恶能够让人引以为戒，所
以保存一些戒条而省去事情发展经过，以杜绝奸邪。”

[评析]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人类文明史。其文化之灿烂，如日如月；其
著述之丰富，如烟如海。粗计文集，当不下千余万卷之多。在王阳明看
来，历代的史书与先儒的经典著述，只是体例上各具心裁的区别，而纵
深发掘书中内涵，不难发现：先圣、先哲们的恢宏思路皆是一致的。中
华上下五千年，炎黄子孙们正是沿着这条大思路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