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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赖斯出任国务卿之际，大家最想知道的是这位「单身贵族」和布殊的关系怎么样？她在九一一前是否忽视盖达组织对美国的威胁以及她在入侵伊拉克的决策上扮演甚么角色？
与布殊关系暧昧
自一九九九年夏天加入布殊团队以来，赖斯与布殊单独相处的时间，也许和布殊与妻子劳拉独处的时间差不多。赖斯与布殊个性相投、脾气差不多、嗜好也相同（音乐除外），两个人都早睡早起（十时就寝、五时起床），都酷爱健身运动。在白宫、马里兰州大卫营和德州克劳佛农场，两人早晚一起运动、散步、做体操、慢跑（布殊膝盖不行，现在只能骑脚踏车）、举哑铃。两人一起看电视体育节目、玩猜字游戏。据报道，赖斯有次接受访问时突然提到：「我的丈夫……」当下立刻改口说：「他（指布殊）……」
去年年初，赖斯曾公开表示二零零四年是她在白宫的最后一年，想换个环境。媒体一度盛传她属意的是国防部长或是当大学校长，但布殊需要她，虽不像过去「长相左右」，至少也不能离得太远，鲍威尔挂冠求去，赖斯就顺理成章地转任卿职。赖斯在国安顾问任内的表现，受到极大的非议，曾在克林顿和布殊时代任职白宫国安会议反恐行动小组的李察．克拉克，去年在九一一调查委员会听证会上公开指责赖斯忽视情报机构搜集拉登和盖达组织发出的威胁信号。个性倔强的赖斯起先以「行政特权」为由拒绝出席作证，后来妥协赴会，矢口否认克拉克的指控。
虽然赖斯与布殊的关系如此密切，总统对她亦信任有加，但在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两个大男人的夹击下，赖斯的影响力大为缩减。切尼是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副总统，甚至拥有自己的国安小组，他和拉姆斯菲尔德关系匪浅，过去四十年一直相互提拔，两人又都是大鹰派。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及赖斯对外交和国安政策都有发言权；其实，他们三人的意识形态完全一样，即使赖斯的影响力被削弱，亦不会对布殊的外交政策造成冲击，侵略伊拉克即是最突出的案例。
早在九一一前布殊已准备侵略伊拉克，九一一只是坚定布殊趁早攻打萨达姆的决心。过去几年赖斯多次发表进攻伊拉克的理由与借口。今天，这些理由与借口已被证明虚假。赖斯和其它官员为掩饰撒谎，把一切责任推给中情局，把自己的手洗得干干净净。绝不认错是布殊政府的最大特色，赖斯在参院外交委员会的任命听证会上把责任推得一乾二净，仅轻描淡写地说在决定侵伊政策时，「犯了一些错误」。整个听证会上，只有加州民主党参议员芭芭拉．包克塞一个人严词质问赖斯，也只有她和选总统选输的克里在外委会中投票反对赖斯。布殊本来希望参议院一月二十日总统就职当天通过赖斯任命，人单势薄的民主党硬是要延搁一个礼拜。
傲慢自大的拉姆斯菲尔德曾以不屑的语气贬损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法、德是「老欧洲」，支持入侵政策的波兰等是「新欧洲」。事实上，赖斯于二零零三年春天即曾在白宫宣称，美国应该「惩处法国、漠视德国、原谅俄国」（Punish France, ignore Germany and forgive Russia）。直至今天，欧洲人仍未忘记这句自以为是的帝国言语。赖斯在一月二十日布殊就职当天，开列六个所谓「暴政前哨」（outposts of tyranny）国家：古巴、津巴布韦、缅甸、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布殊说美国未来将「扩大自由，铲除暴政」，这是意味美国还要继续手提大棒打人吗？
爱名牌皮鞋及瞎拼
当了国务卿以后，喜欢在周末逛高级店（她最爱买名牌皮鞋，每次购物都买好几双）的赖斯，也许不再有时间「瞎拼」（Shopping）了。她当国安顾问时，很少到白宫地下室餐厅用餐，因为她嫌「太贵太油太咸」。她每天自带午餐，很照顾自己的身体。做了美国首席外交官后，赖斯除了照顾美国的利益，是不是也会周到地、大度地照顾别国的感受和利益？■
陈文茜年轻时就表现出了自己的政治天赋。当她还是台湾大学法律系学生时，就已经开始参加党外政治运动，24岁时她已经是竞选总干事，属于台湾民主化运动的第一批参与者。1986年，民进党成立初期，陈文茜就参与其中，属于元老级别，前民进党主席陈水扁也算是她的政治后辈。
尽管年纪轻轻就已经拥有了丰厚的政治履历，陈文茜却自言没有政治野心。
1987年，她远赴美国留学。以后的十年时间里，陈文茜涉猎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运动、国际政治、恐怖主义等诸多学科。1995年，陈文茜返回台湾出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此后还担任过民进党主席特别助理、青年部主任等职，为扩大民进党的知名度做出了很多努力。她自己也因为女性化的外表，敏捷的思路、犀利的言词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
对于自己的最终目标，陈文茜一点都不含糊：她表示自己人生最大的志向，就是要做两岸的谈判代表。
白岩松：其实大家看到了一段时间你跟政治之间的一种紧密的关系和这种热情，可是你又会有另外的一句话，其实我没有政治野心，我该怎么理解这两个之间仿佛很有落差，甚至很矛盾之间，同时却摆放在那儿？
陈文茜：我其实是超越不了我性格的某些限制，其实多数人都超越不了，我只是比多数人了解自己。所谓说没有野心，不是说我很了不起，我很清纯，我是一个清纯玉女，不是如此的。你一定要了解自己，我是一个要求自己活在真诚状态中的人，这个是我自己超越不了的，我没有办法，我今天如果要选台北县县长，我要加入国民党，我要取得提名，我必须跟很多地方派系的人合作，我要跟很多县市议员的人周旋，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愿意放弃我的文学想象，放弃我对很多艺术的偏好，我做不到，我不是这种人，简单讲就是你就不是这个料，你要看清自己，所以不用讲什么太伟大的话，你知道吧。
白岩松：可是你又说你很希望，假如有一个角色能扮演的话，你很希望扮演像辜振甫老人这样的角色？
陈文茜：对，这是我的精明，因为那个符合我的性格，符合我的理想愿望，其实在1998年的时候，我就认为说我在台湾的政治做得差不多了。我就觉得，如果我对政治有理想，我想做什么，其实我一直想要把自己跟历史有关的人，所以我就想做民族大事，民族大事是什么，就是两岸，所以我就一心一意的就觉得说，我要接辜先生的位置，我跟辜先生说过很多次，说我来当海基会的副董事长，当然辜先生对我很疼爱，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我想在两岸谈判里扮演一个角色，希望能够把桥梁建立起来，把成见抛在旁边，如果它的定义叫做政治，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政治，而对我而言是有意义的政治，如果政治为的是个人利益，权利的政治，那我觉得我的牺牲太大，我不干，可是如果是历史性的政治，我觉得我对它充满了幻想，对它充满了热情，对它充满了，我们用英文讲，就是你愿意献身的愿望，那个时候你觉得牺牲自己是一个小事，所以你如果讲我如果愿意交换的就是只有像这一类型的工作。
1998年，与民进党有着深厚渊源的陈文茜却选择了离开。
陈文茜：“我选择挥别民进党，不是为了任何权力斗争，我也在选择一个对民进党伤害最小的时候，给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新的定义。”
不认同陈水扁等人奉行的台独主张，是陈文茜作出这一选择的直接原因。
陈文茜：“我希望我未来的工作，不管是任何职务，我希望能够下个阶段我想做的，是对于未来国际政治跟国际经济下的两岸关系尽我的一份心力。”
此后，陈文茜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台湾民意代表，高票当选。
陈文茜在多家报社、电台、电视台开辟了专栏和专题节目，批评陈水扁的“台独”理念，并因此被台湾舆论称为是“打击陈水扁政权”的专家。
由于陈水扁在超过发言时间以后没有离开发言台，并且在“郝部长”答询中插话，引起了台下几位“委员”的不满，双方吵成一团，已经埋下了冲突的导火线。稍后在“郝部长”答询结束之后，陈水扁认为不够完整，不但推倒了自己的发言台，甚至上前把郝部长的发言台也予推倒。这个动作引起了在场许多“委员”的愤慨，郁慕明“委员”突然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摔了一张椅子，场面立刻乱成一团。
尽管年纪轻轻就已经拥有了丰厚的政治履历，陈文茜却自言没有政治野心。
1987年，她远赴美国留学。以后的十年时间里，陈文茜涉猎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运动、国际政治、恐怖主义等诸多学科。1995年，陈文茜返回台湾出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此后还担任过民进党主席特别助理、青年部主任等职，为扩大民进党的知名度做出了很多努力。她自己也因为女性化的外表，敏捷的思路、犀利的言词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
对于自己的最终目标，陈文茜一点都不含糊：她表示自己人生最大的志向，就是要做两岸的谈判代表。
白岩松：其实大家看到了一段时间你跟政治之间的一种紧密的关系和这种热情，可是你又会有另外的一句话，其实我没有政治野心，我该怎么理解这两个之间仿佛很有落差，甚至很矛盾之间，同时却摆放在那儿？
陈文茜：我其实是超越不了我性格的某些限制，其实多数人都超越不了，我只是比多数人了解自己。所谓说没有野心，不是说我很了不起，我很清纯，我是一个清纯玉女，不是如此的。你一定要了解自己，我是一个要求自己活在真诚状态中的人，这个是我自己超越不了的，我没有办法，我今天如果要选台北县县长，我要加入国民党，我要取得提名，我必须跟很多地方派系的人合作，我要跟很多县市议员的人周旋，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愿意放弃我的文学想象，放弃我对很多艺术的偏好，我做不到，我不是这种人，简单讲就是你就不是这个料，你要看清自己，所以不用讲什么太伟大的话，你知道吧。
白岩松：可是你又说你很希望，假如有一个角色能扮演的话，你很希望扮演像辜振甫老人这样的角色？
陈文茜：对，这是我的精明，因为那个符合我的性格，符合我的理想愿望，其实在1998年的时候，我就认为说我在台湾的政治做得差不多了。我就觉得，如果我对政治有理想，我想做什么，其实我一直想要把自己跟历史有关的人，所以我就想做民族大事，民族大事是什么，就是两岸，所以我就一心一意的就觉得说，我要接辜先生的位置，我跟辜先生说过很多次，说我来当海基会的副董事长，当然辜先生对我很疼爱，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我想在两岸谈判里扮演一个角色，希望能够把桥梁建立起来，把成见抛在旁边，如果它的定义叫做政治，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政治，而对我而言是有意义的政治，如果政治为的是个人利益，权利的政治，那我觉得我的牺牲太大，我不干，可是如果是历史性的政治，我觉得我对它充满了幻想，对它充满了热情，对它充满了，我们用英文讲，就是你愿意献身的愿望，那个时候你觉得牺牲自己是一个小事，所以你如果讲我如果愿意交换的就是只有像这一类型的工作。
1998年，与民进党有着深厚渊源的陈文茜却选择了离开。
陈文茜：“我选择挥别民进党，不是为了任何权力斗争，我也在选择一个对民进党伤害最小的时候，给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新的定义。”
不认同陈水扁等人奉行的台独主张，是陈文茜作出这一选择的直接原因。
陈文茜：“我希望我未来的工作，不管是任何职务，我希望能够下个阶段我想做的，是对于未来国际政治跟国际经济下的两岸关系尽我的一份心力。”
此后，陈文茜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台湾民意代表，高票当选。
陈文茜在多家报社、电台、电视台开辟了专栏和专题节目，批评陈水扁的“台独”理念，并因此被台湾舆论称为是“打击陈水扁政权”的专家。
由于陈水扁在超过发言时间以后没有离开发言台，并且在“郝部长”答询中插话，引起了台下几位“委员”的不满，双方吵成一团，已经埋下了冲突的导火线。稍后在“郝部长”答询结束之后，陈水扁认为不够完整，不但推倒了自己的发言台，甚至上前把郝部长的发言台也予推倒。这个动作引起了在场许多“委员”的愤慨，郁慕明“委员”突然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摔了一张椅子，场面立刻乱成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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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茜：陈水扁本身刚好就是我最不喜欢政治人物的典型，就是权力利害，一切计算，毫无信仰，任何东西都是他践踏跟操纵的对象，包括两岸的战争，许许多多的事情，符合他权力，他就往前冲，不符合他的权力，他就往后退，你看这种人，你就会觉得我是在跟一个赌盘商打交道吗。对我来说，陈水扁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也毫不在乎任何知识分子的尊严、身段，力求表现。比如说他以前当“立法委员”，他会把桌子推翻，根本他还没有搞清楚事情，就夸大它的厉害，拿预算书砸对方，吹牛说他抓到一个舞弊案，最后又不了了之，找一个理由说，可见我问政多认真，就是说我用一个句子来讲，现代流行这种痞子政治，在我眼中，我就是不喜欢他，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痞子，我没有办法推荐这种人给一个社会。
由于旗帜鲜明地反对陈水扁的台独主张，陈文茜受到了台独势力的报复。在当局的压力下，她主持的节目《文茜小妹大》播出难度重重，陆续换了三家电视台。
白岩松：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是什么刺激了你？
陈文茜：我在民进党的时间，严格来讲，是从我19岁，到我离开民进党的时候，应该是40岁左右，21年，我从一个民主的概念，自由的概念跟他们合作，到后来我们站在第一线上要求正视两岸问题跟族群问题的时候，我变成他们天天地下电台，用各种骂女人的脏字，侮辱的对象长达三四年，我后来离开民进党的时候，我像一个受虐的妇女的心情，这是后来我跟国民党的理性关系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几年我必须承认我对政治的热情没有以前我20岁的时候那么高，因为我已经强烈的理性意识到，我无法改变这个时代，我就活在现在限制性的处境之下，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超越一个民族里头的悲剧跟困境，然后你无法，你就知道说，你就得渡过那个历史的辨证关系，你现在就走到了一个整个历史的低潮，在两岸的，在台湾内部的族群的，这个历史的辨证关系它非走到一个极端，它就不会反弹回来，你的岁月就非得等到黑格尔告诉你，这个辨证关系的极端一直出现为止，它才能够慢慢的回到历史的一个新的循环。你这么意识到，这么理性的，这么冷静的，你的热情就不见了，因为你不觉得你可以，马克思讲的Man can make history，就是人可以改变历史，你现在发现人不能改变历史，是历史回过头来决定了你，你就觉得好挫折，突然之间你多出好多时间，多出可以照顾你实际利益的一些空间，你好像觉得你不需要为理想而牺牲，以前你觉得你是为理想牺牲，结果发现当你不需要为理想牺牲的话，你是如此的不快乐，你发现你很沮丧，你真正把自己牺牲掉了，所以这种事情对我来讲，其实活在现在，谈政治比较伤感一点。
白岩松：你说其实你很喜欢的是妥协，但是可是大家在你的节目当中，在你的一些文章当中，经常容易解读出文茜的攻击性来。
陈文茜：反正这个家伙就是该骂，你明知道骂他对自己不利，可是不骂他不行，日子活不下去，不行，所以我说某种程度上来讲，有一部分的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精明的我，可是有一部分的我，是完全属于梦幻型的，其实说穿了，我其实在政治里头，所有说大话的都不是真的，这是我的信仰，我自己就觉得说好吧，你是一个大财团，我本来应该巴结你，巴结你对我有好大的好处，很明显。第一个，有钱，第二个有势，第三个何必跟这种有社会地位的人，得罪他，他对你是排山倒海的反扑，而老百姓傻傻呆呆的也不见得感激你，赚的钱也不到你口袋，帮了老百姓之后也不一定有好处，可是我没办法，我很不爽，我觉得我在这里干什么，这很糟糕，这不是我，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所以很简单来讲，就是那个精明的我，妥协的我说服不了梦幻跟一直想要突破某些大局某些体制，要叛逆的我，就是困难，所以没办法，你命中注定就是当一个永远的反对者，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权力好处，你到了权力高峰的时候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所以你人生最要知道这就是你的命。
由于旗帜鲜明地反对陈水扁的台独主张，陈文茜受到了台独势力的报复。在当局的压力下，她主持的节目《文茜小妹大》播出难度重重，陆续换了三家电视台。
白岩松：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是什么刺激了你？
陈文茜：我在民进党的时间，严格来讲，是从我19岁，到我离开民进党的时候，应该是40岁左右，21年，我从一个民主的概念，自由的概念跟他们合作，到后来我们站在第一线上要求正视两岸问题跟族群问题的时候，我变成他们天天地下电台，用各种骂女人的脏字，侮辱的对象长达三四年，我后来离开民进党的时候，我像一个受虐的妇女的心情，这是后来我跟国民党的理性关系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几年我必须承认我对政治的热情没有以前我20岁的时候那么高，因为我已经强烈的理性意识到，我无法改变这个时代，我就活在现在限制性的处境之下，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超越一个民族里头的悲剧跟困境，然后你无法，你就知道说，你就得渡过那个历史的辨证关系，你现在就走到了一个整个历史的低潮，在两岸的，在台湾内部的族群的，这个历史的辨证关系它非走到一个极端，它就不会反弹回来，你的岁月就非得等到黑格尔告诉你，这个辨证关系的极端一直出现为止，它才能够慢慢的回到历史的一个新的循环。你这么意识到，这么理性的，这么冷静的，你的热情就不见了，因为你不觉得你可以，马克思讲的Man can make history，就是人可以改变历史，你现在发现人不能改变历史，是历史回过头来决定了你，你就觉得好挫折，突然之间你多出好多时间，多出可以照顾你实际利益的一些空间，你好像觉得你不需要为理想而牺牲，以前你觉得你是为理想牺牲，结果发现当你不需要为理想牺牲的话，你是如此的不快乐，你发现你很沮丧，你真正把自己牺牲掉了，所以这种事情对我来讲，其实活在现在，谈政治比较伤感一点。
白岩松：你说其实你很喜欢的是妥协，但是可是大家在你的节目当中，在你的一些文章当中，经常容易解读出文茜的攻击性来。
陈文茜：反正这个家伙就是该骂，你明知道骂他对自己不利，可是不骂他不行，日子活不下去，不行，所以我说某种程度上来讲，有一部分的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精明的我，可是有一部分的我，是完全属于梦幻型的，其实说穿了，我其实在政治里头，所有说大话的都不是真的，这是我的信仰，我自己就觉得说好吧，你是一个大财团，我本来应该巴结你，巴结你对我有好大的好处，很明显。第一个，有钱，第二个有势，第三个何必跟这种有社会地位的人，得罪他，他对你是排山倒海的反扑，而老百姓傻傻呆呆的也不见得感激你，赚的钱也不到你口袋，帮了老百姓之后也不一定有好处，可是我没办法，我很不爽，我觉得我在这里干什么，这很糟糕，这不是我，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所以很简单来讲，就是那个精明的我，妥协的我说服不了梦幻跟一直想要突破某些大局某些体制，要叛逆的我，就是困难，所以没办法，你命中注定就是当一个永远的反对者，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权力好处，你到了权力高峰的时候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所以你人生最要知道这就是你的命。
主持人：唐老师在伊拉克也待了很长时间，您对伊拉克的人民都有很深刻的了解，对这个民族也有很深刻的了解，您谈谈宗教和文化在这场战争中有什么独特的作用？
唐师曾： 这是一般的中国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因为中国的宗教势力不是很强，但是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很多地方宗教势力十分强大。而且在此之前我自己也不知道。我1991年的2月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去圣母教堂，一个神职人员给我一个十字架，我当时不是很懂，他就问我，你是穆斯林吗？我说不是。问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也不是。你是天主教徒吗？我说我也不是。他说那你信什么呢？你是中国来的吧？因为他们的人都是信一个神的，这个神可能是一个具体的物质，比如说犹太教的耶和华，像基督教的基督，像穆斯林的安拉，这几乎渗入到了每一个家庭。吃饭之前，基督徒就有祷告，穆斯林有五功，包括每天五次的朝拜，以前我也不知道。在中国的时候，我有一个外交官朋友是穆斯林，我们两个人一起住一个房间在北京的郊区渡周末，早上凌晨的时候，我一看他没了，正跪在地上做祷告。对一种超自然的神力的崇拜，会使人获得超出一般想象的力量，所以这种力量在前一段是不被人所注意的。
比如最近美军在靠近巴格达附近行进迟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接近了人居住的哪些小城镇，而在伊拉克，所有的城镇，所有有人的地方就有清真寺，最近鏖战的那一带，巴格达的西南，有一个地方叫卡尔巴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圣地。
在这里我讲一个故事，不一定很准，如果不是很准，我先向所有了解和信奉这个事的人道歉。穆罕默德的女儿法提玛嫁给了他的侄子，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哈桑，一个叫侯赛因，哈桑被杀了，侯赛因为他报仇，到了卡尔巴拉这个地方，又被杀死了，侯赛因是很受敬仰的人，人们就在这里给他修了一个清真寺，就叫侯赛因清真寺，这是名字叫做侯赛因清真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清真寺。还有传说，说他的头自动地跳回了埃及，回到了他妈妈在的地方。还有一个跟这个清真寺有密切关系的清真寺，叫阿里清真寺，伊朗的国王被霍梅尼驱逐之后，死了之后葬在了阿里清真寺，每年有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到卡尔巴拉来朝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叫阿苏拉节，跟这个清真寺也有关系，好象就是跟纪念侯赛因有关，我不是很懂，我讲这个是好意，但是可能不准，请原谅。
主持人：网友们都读过您的书，比如说《我从战场归来》，《我在美国当农民》，请界定一下您心目中的记者是怎样的角色，战地记者又是怎样的角色？
唐师曾： 首先心要自由，然后身体才能自由，而实现自由的两个很重要的前提，一个就是真实，一个是勇敢。
主持人：您一定能做到了。
唐师曾： 我没有做到，我追求这个目标，但是我没有达到。
主持人：您对中国的战地记者怎么看？具体到这次战争中他们的表现也好，或是在以前战争中他们的表现也好。
唐师曾： 战地记者现在是一个很时髦的词，前年有一本书，叫《世界的眼睛》，是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的，这本书原名叫《麦格南五十年》，翻译成中文叫《世界的眼睛》，是讲麦格南图片社摄影记者的故事，其中最主要的是罗伯特卡帕，他是我认识的最杰出的战地记者，所以我的邮箱的名字就叫capa，很感谢新浪网送给我一个邮箱，这是我所知的一个最合格的战地记者。
他生在匈牙利，在德国受教育，在法国谋生，在西班牙内战成名，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派驻日本，死在越南。其中他也有混不下去的时候，比如说在美国的时候要被驱逐，这时候有一个模特就说，你跟我结婚，你就能成为美国人，就能留下来，他说那就结婚。他晚上去找这个美人，美人说给你一个身份就得了，你还想真来啊。他也有过很好的女朋友，比如说英格利-褒曼，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是完美的人生，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最后他死在越南，地雷响的时候，他还按了一下快门。我写过一篇文章，怀念莱卡照相机，并不一定那个照相机有多好，而是因为那个照相机被罗伯特卡帕这样的人使用过，那个照相机被血滋润过，所以它有上个世纪才有的浪漫的西洋武士情调，所以我喜欢莱卡相机。出版社的社长要求我给这本书写序，在此之前，对罗伯特卡帕介绍的人不多，我的每本书里都写到这个伟大人物的名字，我就很义务地为这个人写序，而且写得很长。发表后不久，环球银幕杂志的总编，又让我给环球银幕华报写一篇介绍卡帕的文章，因为那个冷冰冰的演007的布鲁斯南，要演一个简单的人和钢铁相机的故事，就是罗伯特卡帕死的故事，所以我又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关于战地记者的自由和国际记者的精神。
唐师曾： 这是一般的中国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因为中国的宗教势力不是很强，但是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很多地方宗教势力十分强大。而且在此之前我自己也不知道。我1991年的2月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去圣母教堂，一个神职人员给我一个十字架，我当时不是很懂，他就问我，你是穆斯林吗？我说不是。问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也不是。你是天主教徒吗？我说我也不是。他说那你信什么呢？你是中国来的吧？因为他们的人都是信一个神的，这个神可能是一个具体的物质，比如说犹太教的耶和华，像基督教的基督，像穆斯林的安拉，这几乎渗入到了每一个家庭。吃饭之前，基督徒就有祷告，穆斯林有五功，包括每天五次的朝拜，以前我也不知道。在中国的时候，我有一个外交官朋友是穆斯林，我们两个人一起住一个房间在北京的郊区渡周末，早上凌晨的时候，我一看他没了，正跪在地上做祷告。对一种超自然的神力的崇拜，会使人获得超出一般想象的力量，所以这种力量在前一段是不被人所注意的。
比如最近美军在靠近巴格达附近行进迟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接近了人居住的哪些小城镇，而在伊拉克，所有的城镇，所有有人的地方就有清真寺，最近鏖战的那一带，巴格达的西南，有一个地方叫卡尔巴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圣地。
在这里我讲一个故事，不一定很准，如果不是很准，我先向所有了解和信奉这个事的人道歉。穆罕默德的女儿法提玛嫁给了他的侄子，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哈桑，一个叫侯赛因，哈桑被杀了，侯赛因为他报仇，到了卡尔巴拉这个地方，又被杀死了，侯赛因是很受敬仰的人，人们就在这里给他修了一个清真寺，就叫侯赛因清真寺，这是名字叫做侯赛因清真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清真寺。还有传说，说他的头自动地跳回了埃及，回到了他妈妈在的地方。还有一个跟这个清真寺有密切关系的清真寺，叫阿里清真寺，伊朗的国王被霍梅尼驱逐之后，死了之后葬在了阿里清真寺，每年有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到卡尔巴拉来朝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叫阿苏拉节，跟这个清真寺也有关系，好象就是跟纪念侯赛因有关，我不是很懂，我讲这个是好意，但是可能不准，请原谅。
主持人：网友们都读过您的书，比如说《我从战场归来》，《我在美国当农民》，请界定一下您心目中的记者是怎样的角色，战地记者又是怎样的角色？
唐师曾： 首先心要自由，然后身体才能自由，而实现自由的两个很重要的前提，一个就是真实，一个是勇敢。
主持人：您一定能做到了。
唐师曾： 我没有做到，我追求这个目标，但是我没有达到。
主持人：您对中国的战地记者怎么看？具体到这次战争中他们的表现也好，或是在以前战争中他们的表现也好。
唐师曾： 战地记者现在是一个很时髦的词，前年有一本书，叫《世界的眼睛》，是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的，这本书原名叫《麦格南五十年》，翻译成中文叫《世界的眼睛》，是讲麦格南图片社摄影记者的故事，其中最主要的是罗伯特卡帕，他是我认识的最杰出的战地记者，所以我的邮箱的名字就叫capa，很感谢新浪网送给我一个邮箱，这是我所知的一个最合格的战地记者。
他生在匈牙利，在德国受教育，在法国谋生，在西班牙内战成名，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派驻日本，死在越南。其中他也有混不下去的时候，比如说在美国的时候要被驱逐，这时候有一个模特就说，你跟我结婚，你就能成为美国人，就能留下来，他说那就结婚。他晚上去找这个美人，美人说给你一个身份就得了，你还想真来啊。他也有过很好的女朋友，比如说英格利-褒曼，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是完美的人生，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最后他死在越南，地雷响的时候，他还按了一下快门。我写过一篇文章，怀念莱卡照相机，并不一定那个照相机有多好，而是因为那个照相机被罗伯特卡帕这样的人使用过，那个照相机被血滋润过，所以它有上个世纪才有的浪漫的西洋武士情调，所以我喜欢莱卡相机。出版社的社长要求我给这本书写序，在此之前，对罗伯特卡帕介绍的人不多，我的每本书里都写到这个伟大人物的名字，我就很义务地为这个人写序，而且写得很长。发表后不久，环球银幕杂志的总编，又让我给环球银幕华报写一篇介绍卡帕的文章，因为那个冷冰冰的演007的布鲁斯南，要演一个简单的人和钢铁相机的故事，就是罗伯特卡帕死的故事，所以我又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关于战地记者的自由和国际记者的精神。
禅的意识浸润在高行健的作品中，禅宗的「明心见性」就是向内心的挺进，直逼人性深处与思想深处。
刘再复认为，高行健获奖作品《灵山》描述作者在精神流浪中最后找到的「灵山」，就是自己身上那一脉不灭的幽灵。另一部长篇《一个人的圣经》也是一个个体生命惊心动魄的生命体验与生命故事。
中国文学丧失贵族精神
刘再复说，贯穿在卡夫卡作品中的意识就是现代意识：意识到人被消灭，人变成到处被审判的荒诞的存在。卡夫卡是扭转世界文学乾坤的巨人，但丁、歌德笔下人文的、浪漫的激情至此转为对人的存在困境的清醒认知。从卡夫卡出发，高行健进一步从外到内，既看到世界的荒诞，又看到自身的混沌。在高行健冷眼静观的笔下，个人就是个人，不是群体的一分子，不是大写的人、英雄，是一个真实的、脆弱的人，他的作品因此区别于从前大陆作家的那些悲情、控诉、谴责、暴露以及小牢骚的表达。高行健笔下的人物是真实的个体生命，而作为创作者的自己也同样是一个个体，他在获奖发言中说：「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
比起作品中流露的慷慨和真率的激情，讲台上的刘再复含蓄、谦和、温厚，而且言辞谨慎，对文学以外的现实话题，极少正面直接的评判，但他以自己对禅宗的感悟、对卡夫卡的认知以及自己的人生体验，向人们展示中国文学的心路历程。他由衷赞美曹雪芹的伟大，认为曹雪芹、王国维、陈寅恪代表了近三百年来中国最优秀的人文传统，延续着中国人文的香火。但他又非常遗憾中国的贵族文学被奴才文学和痞子文学所淹没，惋惜以内心的高洁、高傲和精神的纯粹、雄健为特征的贵族精神在中国文学中失落。
从刘再复略显散乱的即兴演讲里，可以感觉他有太多的体悟、感触、思想要抒发，在他心中蓄积奔涌着的情感面前，口头的语言表达是无力的，而一个小时的演讲时间也太短暂。他在《独语天涯》有这样一段话表述自己现在的心境：「我不再欠债。我已从沉重的阶级债务和民族债务中解脱，这是生命的大解脱。一阵大轻松如海风袭来。轻松中我悟到：此后我还会有关怀，然而，我已还原为我自己，我的生命内核，将从此只放射个人真实而自由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