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决不固步自封，神学更应当不断有丰富的发展，神是无限又全能全善的，怎么可能像一潭死水不动不涌？可是发展要来自不变的神和他永恒的启示，而不是流行的理论。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都非一无是处。但不要反仆为主，不要引进它们作僭主而忘了神。基要派持守真道是对的，但骄傲（或因自己学习能力不足而产生自卑）不肯谦卑受教是错的。摩西学埃及人学问（使徒行传7:22），采取叶忒罗的建议（出埃及记18:19），大卫欣然任用非利士将领（撒母耳记下18:2），保罗引异教诗人的话证道（使徒行传17:28）。伟大的20世纪卫道学者Machen在他的《基督教与新神学》（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痛斥新派根本不是基督教，可是他也公正地说：“当我们提到‘异教’时，并无贬损之意，古希腊是异教，但它是光荣的。近代世界的成就较之古希腊，是望尘莫及的。”
基督教讲道


基督徒不要沾沾自喜。偶像的破碎，不等于敬拜真神。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溃亡（你放心，一定有那一天，虽然他们现在和当年的现代派一样嚣张），和污鬼离了人身（马太福音17:43）一样，如果真道圣灵没有来充满，后来会更坏。何况现代后现代派，都会找一群不甘寂寞的背道者，就是启示录中的大**作工具。教会要打的仗，要耕的地，要牧的羊，要作的工还很多。


以上是根据非基督徒的论述，概略地指出它们的漏洞、破绽和错误。可是就算别人真的都错，也不表示我们就对。现代神学家太多后现代色彩，他们喜欢说：“基督教没根据，但你们也没有，所以别批评我们。”这不理想。我们的信仰是扎实有根据的。
如何才能叫人信呢？如何才是“充分的证据”、“完美的证明”？


从圣经、从人性来看，神迹应当是神存在的证据。埃及法老心硬，摩西行了大神迹后，法老就承认“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出埃及记9:27）。以利亚向假神的先知和旁观的百姓挑战：“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列王记上18:24）。火应祷告而降，百姓看见，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同上18:39）乃缦得医治后说：“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列王记下5:15）耶稣行神迹，“门徒就信他了”（约翰福音2:11）。方伯见神迹，“就信了”（使徒行传15:12）。


虽然新派和信仰纯正的Essationist（神迹已停派）都不信今日仍有神迹，但我们从圣经和教会历史中看到，上帝仍行神迹，只是人未必因此信主。如新派神学家Reinhold Seeberg所说，“神迹一度是信仰的基石，后来是拐杖，现在是十字架（意指是一个叫信徒羞愧，需要用力解释掉的东西）。”看到甚至亲身经历神迹而不信的大有人在，包括法老和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我们绝不贬损神迹的价值。“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说。”（使徒行传4:14）“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约翰福音11:47-48）不要因自己行不出神迹，或有人捏造、误用神迹，就否定圣经所肯定的。但神迹的施展的确因人而异，举几个例子。


像有人说，你把耶稣变给我看，我就信。他不知道，他会有看到耶稣的一天，但那不是“眼见为凭”的日子，而是哀哭切齿的一天：“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启示录1:7）看到神迹而信，不如听神的话而信：“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20:29）


额，FBI、GA是什么

耶稣的话，最值得思想。他是上帝的儿子，有没有证据？有，有好几个：
一、施洗约翰的证明（约翰福音1:7, 34; 5:33），但这个证明或证据公信力不大，因为人说约翰被鬼附了（马太福音11:18）。
二、父神的证明（约翰福音5:32，34，37），这也没什么用，因为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而天父说话时，人们认为是打雷了（同上12:29）。
三、耶稣的工作：“我奉父之名所作的事，可以为我作见证”（同上10:25）。这些事，包括神迹，可是看见的人，不但不信，反决心灭迹：“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同上12:10）。


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David Hume用一套复杂的理论否定神迹。他说，假定伊利沙白女皇死了，御医及朝廷上下都这么说；但她复活了，继续治国。Hume的判断是：“她装死，所谓复活是假的。”（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单就这一点，我同意Hume。统治者制造假相，媒体**纵而颠倒真假的太多了。谨慎的保留，适度的怀疑有其必要，但Hume的怀疑是独断的、霸道的（dogmatic）、不顾证据的。他引一个故事（John Lucke, Bishop Sherlock，Bishop Butler. J.S Mill都用过）：暹罗国王，听到荷兰大使说，他们国家河水在天冷时，会奇硬无比，连大象都走得过去。国王无论如何也不信。这个例子非常恰当的要人勿以个人经验来涵盖一切，毕竟，“天地间无奇不有，非我们小夕哲学或经验可完全掌握”（改写自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这例子也鼓励人要心胸开放，勿以自己所经历所知的就是完全的真理，可是Hume居然认为，暹罗国王不信是对的，人都应当像国王一样让自己的经验决定对错。这是固步自封，不合理的思维。我们明明知道，河水是可能结冰的，只是暹罗国王不知有水会结冰这回事。

可是这个神迹，和圣经、教会历史及今天（包括在中国发生的）千千万万无可置疑的神迹（我同意许多所谓的神迹是以讹传讹、加油添醋的结果，这是可耻且应防止的，但连Hume也承认可能有极少数神迹是真的，只是他仍不愿信），有没有叫所有知道的人信呢？没有。

少数有科学头脑的人，在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神迹后，诚实地承认他们不能按现有的科学解释，但“这只是显示，目前的科学知识不能解释，必定有一天，我们能不用上帝行神迹，而用自然现象说明”。读者不要吃惊，在下完全同意这话。圣经记载，上帝派他的使者，一夜之间，杀死了18万5千亚述军队（见以赛亚书37:36；列王记下19:35；历代志下32:21）。完全有可能，有一天，科学证明，这些人是死于一种细菌或病毒，可是这不会减损基督徒对上帝信心的分毫，反而更肯定圣经的记载。因为我们向来相信，上帝可以使用（或不使用）任何受造物，包括细菌、病毒、自然界、人文界的东西，来完成他的旨意。只是我们也说，科学不能证明或推翻，是上帝使这场瘟疫（或洪水、地震、五千人吃饱等）发生，我们相信或知道这事，是因为上帝的话（圣经）如此记载，说得更完全一点，我们信，是因为圣灵使我们接受了上帝的话（哥林多前书2:12；罗马书8:16）。总之，上帝的话，是比神迹更大的权威。


如果理性（逻辑推理）找不到稳当的知识基础，经验又限制知识的范围，认识（或证明）上帝，就只剩下一条路：圣经。有人说，耶稣是唯一的路，这也不错，但我们唯有通过圣经，而非其它文献（如新派学者Jesus Seminary 所为）才能认识耶稣。所以借着圣经或借着耶稣认识神并不是冲突的说法。但是，这不是自圆其说（circular argument）吗？圣 经证明或保证有上帝。为什么？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怎么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因为圣经这么说的。哪有人自己给自己写推荐信，自己替自己担保的？


这个批评是正确的—用在上帝以外的任何受造物都正确。这个批评是合理的—用在圣经以外任何书都合理。容我举一个例子。假定相对论发表后，我不知此论对不对。碰到一位（或数位甚至数十数百位）有名的物理教授，他（们）向我保证：“相对论可靠，我（们）是专家，相信我（们）的推荐！相信我（们）的担保！”于是我放心地接受相对论。我们一般习惯都是如此。可是，想一想，推荐相对论，保证相对论，有没有比相对论作者爱因斯坦更好、更可靠、更有权威的？当爱因斯坦推荐、保证相对论时固然是自圆其说，但这不是最好的、甚至唯一好的推荐和保证吗？上面已说过，任何人，事物都非绝对权威。
基督教讲道


用圣经的话来证实圣经，这固是自圆其说，但这是最合理，唯一合理的自圆其说。其它宗教哲学文化，包括上面提到的数学，都办不到。
必须先相信圣经，才能证明圣经；必须先相信上帝，才能知道上帝。这是奥古斯丁信先于知的传统，这是改教运动“唯独圣经”的观念，这是加尔文宗，特别荷兰加尔文宗在这一百年来所发展、这十几年大放异彩的transendental method和改革宗认识论（二者也有不同）。这个传统并不轻看理性和经验，但强调上帝权威（就是上帝的呼召、拣选 、恩典）。就如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作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作见证……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约翰福音8:14，16；路加福音24:48）。神或圣经自圆其说，这并不霸道（如爱因斯坦说相对论是对的；莫扎特说他的音乐动听；亚历山大说他是英武的战士；李白说自己的诗高明；马度纳说自己球踢得好。这一点不霸道，事实上，他们如自谦不好才是虚伪。那么，上帝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是最天经地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