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传习录上》之“曰仁所录”部分，在徐爱所作之序后有评注介绍徐爱其人，说他“少温文敏达，从王阳明游，器之，妻以女弟”，这些信息使得读者更容易理解相关语录的产生背景。同卷与郑朝朔论孝道，评注中指出孝道之难为，也即天理、诚心之难得：“温凊奉养，只是外面的仪节，无诚心以将之，则孝道亦甚易为，人人皆可为孝子矣。先生言此心纯乎天理之极，直打破许多饰伪矜情者。伪儒阅之，能无汗下？”与陆澄论圣人之心如明镜，评注也对明镜之明与照的关系再作发挥：“圣人之心，本来空明透澈。故无物不照，无时不明，真如明镜一般。明镜屡照不疲，圣人之心亦屡用而不懈。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自是深切之论。”卷四《寄诸弟》虽是阳明对于家中兄弟的劝勉，但也强调发明本心，评注则说：“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功用。能致其良知，则过自可寡，即有过亦易改矣。”其实王阳明原文并未提及良知之学，但实际上也是在讲致良知，许先生在评注中点明则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王阳明家教的特点。卷十九王阳明与湛若水有诗：“静虚非虚寂，中有未发中。中有亦何有？天之即成空。无欲见真体，忘助皆非功。至哉玄化机，非子孰与穷！”评注中说：“通首说明良知本旨，与禅理迥然不同。后世攘儒入禅，归罪文成，何不将此诗三复。”对王阳明诗歌的理解，必须区分儒、禅之异同，因为其后学多有攘儒入禅的，这可不是王阳明本人的错。

这些评注，都将王阳明的思想讲解得更加明白晓畅，还针对阳明学与朱子学、佛学的是非得失等问题，结合哲学史予以亲切有味的指点。需要指出的是，许舜屏的评注也不尽是其本人研读《王阳明全集》的心得，而是多方参考前辈学人成果之后形成的新的理解，比如卷三《传习录下》论及“四句教”，评注就引了黄梨洲（黄宗羲）的观点，并注明“梨洲所言，姑照录之，以为参考”。

许舜屏其人，学界现已少有人知晓，故在此略作介绍。他原名许德厚，杭州人，自称中华西泠词客，清末民初著名报人、文艺评论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戏剧家、谜家，上海萍社、大中虎社社员。曾在民国时期各大报章发表众多作品，还与张宗祥、郑逸梅、陈蝶衣、费有容等人多有往来。对昆曲素有研究，曾在《戏剧月刊》发表《新乐府之命名考》，并协助张宗祥在张氏的上海寓邸，多次为昆曲“传”字辈（“新乐府”戏班的姚传芗、张传芳、刘传蘅、华传浩、周传瑛等人）开课。除了《评注王阳明先生全集》之外，相关评注、解释传统经典的著作还有《易经白话注解》《易经语文解》《详注论衡》《白话注释唐诗三百首读本》等，都曾在当时广为传播，深受好评。此外，还著有《念萱室随笔》等。张宗祥为许舜屏的《评注王阳明先生全集》作序，认为在明代浙生三奇人刘基、于谦与王阳明中，只有王阳明的著作“独全”，而其“博大昌明”为朱子所不及，对“舜屏先生既评是书以饷世”极为推崇。

王阳明一生做过都察院左都御史、两广总督这样的高官，也做过不入流的驿丞，足迹遍布贵州、湖南、安徽、福建、广西、江西、浙江等地。然而他命运多舛，可谓历经百死千难，特别是在得罪宦官刘瑾后，被下诏狱受酷刑并贬至当时还很蛮荒的贵州龙场；平定宁王之乱后，又遭遇各种谗言与陷害，直至其身后依旧聚讼纷纷。丰富而曲折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思想格外多姿多彩。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不但被记录在《传习录》这部专门的讲学著作之中，还被记录在他一生留下的六百多首诗歌，以及三百多通书信、七卷奏疏、三卷公移等著作之中，故想要读懂王阳明其人其学，必须通读《王阳明全集》。

读懂王阳明的心学，关键在于弄清楚阳明如何奠定“心即理”的思想根基，如何努力将外在准则的“天理”，创造性地转化为内在的、自觉的、能动的“良知”，进而以“知行合一”破除此前儒家知识与实践的割裂，最终归于“致良知”这一彻上彻下的功夫。于是人作为道德实践的主体，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动力与更加方便的尺度，实现向内反省与向外行动的圆融统一。由此儒家的社会伦理与生活世界被重新安置在活泼泼的生命体验之中。

做一个明粉，也可以求学问知，很认真的。

读论语就够了

曾国藩全集可以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