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徒较少参与德国现代工商业生活，这一点与自古以来以及现在所取得的经验背道而驰：少数民族或少数教派，作为「被统治者」集团面对作为「统治者」的另一集团，他们自愿或非自愿地被排除在有影响的政治地位之外，他们当中才华横溢者往往在政治舞台上无用武之地，于是会努力踏足工商界，以酬其雄心壮志。
俄国和东普鲁士境内的波兰人即是如此，他们在这两地的经济发展要比在他们所统治的加利西亚快得多。再往前说，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胡格诺教徒，英国的非国教派和贵格会教徒，以及不可不提的两千年来的犹太人，皆是如此。
而德国的天主教徒却完全没有受到其所处社会地位的影响，或者说这种影响微乎其微。即使在过去受迫害或仅仅被宽容的岁月里，无论是在荷兰或英国，天主教徒都没有像新教教徒那样在经济上取得突出的进展。
恰恰相反，新教教徒（特别是以后还要详加考察的新教运动当中的某些教派）无论是作为被统治阶层，还是统治阶层，无论是处于多数者，还是少数者，都表现出一种发展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
但在天主教徒身上，无论他们处于上述何种情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出现这种倾向。之所以有不同的表现，首先要从其宗教信仰持久的、内在的特质中，而不是单单从一时所处的外在历史—政治状况来找寻原因。

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中指出，不同社会阶层对宗教的“需求结构”不同：在传统天主教社会中，农民和小市民等下层群体由于生活不稳定、社会地位较低、对命运缺乏控制感，更需要宗教为苦难和不平等提供意义解释，因此往往更虔诚，而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拥有财富、权力与教育资源，更依赖政治、经济和理性解释世界，因而容易对教会权威产生疏离甚至反教权情绪；但在新教改革之后，宗教伦理发生转变，尤其是加尔文主义把勤勉劳动、节制享乐和履行职业“天职”视为宗教义务，使宗教不再只是为苦难提供安慰，而成为规范日常生活与经济行为的纪律，这种伦理最初反而吸引了城市中产阶级（如商人和工匠）等积极投身经济活动的人群，并在一些新教地区如尼德兰和英格兰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现代经济制度成熟，宗教动机逐渐被世俗制度所取代，于是出现了韦伯所说的现象：上层阶级对宗教态度日益冷淡，而宗教伦理却仍以世俗化的形式继续塑造社会行为。

在德国人的印象里，美国人所谓的美德不过是伪善，而在这里可说是证据确凿。富氏还将美德的「用处」归诸上帝的启示（正是上帝通过启示使他走上了美德之路）这件事，表明其中另有文章，他并非是在美化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格言。
他将美德的「用处」归诸上帝的启示（正是上帝通过启示使他走上了美德之路）这件事，表明其中另有文章，他并非是在美化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格言。其实，这种伦理所追求的「至善」——即赚钱，多多益善，并杜绝一切无节制的享乐，排除幸福主义，甚而根除享乐主义——纯粹是目的本身，以致从个人所谓「幸福」抑或「用处」的角度来看，完全是超越感官直觉和非理性的。人活着就要赚钱，赚钱是人生的最高目的，而不是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手段。这对自然事态可说是本末倒置，非常荒谬，却公然成了资本主义的指导纲领。

如今资本主义已在经济生活中取得了主导权，以经济筛选的方式教育和造就它所需的经济主体——企业家和工人。那种适合资本主义特质的生活方式和职业观若能被「筛选」出来，即从其他方式和观念中胜出，它首先必定是既已形成的，并且不是出自个别孤立的个人的观念，而是群体共有的观念。至于这种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才真正是需要解释的。
无疑，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出生地（马萨诸塞州），（我们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先于「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早在 1632 年就有人抱怨新英格兰地区——相对于美国其他地区——工于计算、唯利是图的特殊现象）。而毗邻新英格兰的殖民地以及后来加入的美国南方各州，资本主义精神大大落后于新英格兰，尽管这些殖民地和南方各州都是由大资本家出于商业目的建立和开发的，而新英格兰殖民地则是由传教士和神学院毕业生连同小市民、手工匠人、自耕农出于宗教原因创建的。
在此情况下，因果关系与「唯物论」立场所设想的正好相反。一般来说，这些观念的成长期经历了比「上层建筑」理论家们以为的更多的荆棘坎坷，而且其发展的复杂程度也远非草木生花可比。资本主义精神，就我们在此掌握的这一概念的意义而言，必得与整个敌对势力的世界进行过一番坚苦卓绝的斗争方才傲然挺立。

一个关键区分：即“前资本主义式”的逐利欲望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本质区别。“不赚钱是胆小鬼”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冒险家式的、投机式的贪婪，属于前者；富兰克林（及韦伯）的逻辑： 赚钱不再是“为了什么”，赚钱本身就是目的，是一项道德义务。在这种语境下，浪费时间或不努力。
这种将“获利”转化为“伦理责任”的过程，就是新教（特别是加尔文宗）发挥作用的地方。它把一种原本可能被视为“贪婪”的行为，洗练成了一种虔诚的修炼。韦伯想告诉我们，现代资本主义的源头不是“贪婪”，而是“自律”。那种“有钱不赚是胆小鬼”的论调，其实还停留在传统的、本能的逐利阶段；而真正让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立住脚的，是那种带有苦行僧色彩的、认为赚钱是神圣义务的价值观

非新教地区人士的「贪财」远比相同情况下的英国人更加强烈，更加肆无忌惮。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按照西方标准来看还处于「落后」状态；也正是在这些国家，普遍盛行着在赚钱谋取个人的荣华富贵方面绝对的肆无忌惮，这已经成了它们突出的特征。
正如每个工厂主知道的那样，这些国家的工人缺少劳动「自觉」，比如意大利较之于德国，这一点以前是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现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资本主义不会雇佣那些不守纪律、「随心所欲」的人来劳动，也不可能用那些在与人交往中表现得极其无耻的商人，这是富兰克林告诉我们的。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对钱财「欲求」的发展有多大程度的不同，对财富的贪欲就像人类历史一样古老

获利过程中那种绝对的肆无忌惮往往与严守传统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随着传统的解体以及自由经济或多或少地不断渗透进社会群体内部，这种新生事物并没有得到伦理的肯定，也没有发生重大影响，只是作为事实被容忍。这种事实要么被视为与伦理不相干，要么是令人不快的，却又不幸是难以避免的。这样的态度却是人们在适应有序的市民—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前提条件时，普遍遭遇的最大心理障碍之一。
这不仅是所有伦理学说的普遍立场，更为重要的是，也是前资本主义时代普通人在实际行动中所表现出的态度。所谓「前资本主义」，是指企业经营中理性地运用资本和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尚未成为决定经济行为取向的支配性力量。

资本主义为求发展需要人口过剩，以便能在劳动力市场用低价雇到人工。这样庞大的「劳动后备军」有时确实有利于量的扩大，然而却有碍于其质的发展，特别是会对转型为劳动密集型经营形态有所妨害。低工资和廉价劳动并不是一回事。单从量的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会随着薪酬无法满足生理需求而下降，长此以往将导致最有违「适者生存」的后果。
如今，在同一时间内，一个普普通通的西里西亚人即便竭尽全力也只能收割一个波美拉尼亚人或梅克伦堡人所收割土地的三分之二多一点儿，后两者不仅报酬高，营养也好。而越是靠近东边的波兰人，其体力活的成果就越赶不上德国人。
单就生意而言，举凡产品制造都需要某种熟练的劳动，或是要使用价高且易损的机器，或是一般而言需要某种程度的敏锐专注力与创新精神，而在此时，低薪制根本无法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支柱。低薪不仅不划算，而且会事与愿违。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有高度责任心，而且工作时不能分心去计较怎样才能最悠闲最省力地赚到同样的薪水，还得把工作当作绝对目的本身，即「天职」来做。然而，这样一种心态并非自然形成的，也不是通过高薪或低薪刺激出来的，而是长期不断的教育的结果。

为了从劳动者那里获得尽可能最大值的劳动量并提高劳动强度，近代企业主常用的技术手段之一是论件计酬。通过向劳动者提供短时间内获得高工资的机会，激励他们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
然而，雇主在此遭遇到独特的困难：提高计件工资的结果，往往是在同样时间内所干活计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劳动者对于提高工资的反应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其工作量。套用《圣经》上的话说，他「知足」了。挣得多，不如干得少来得愉快，他不会问：我尽最大力干上一天能挣多少钱呢？而是问：我得做多少工，才能赚到我一向所得的报酬，从而满足我的传统需求呢？
这仅仅是我们称为「传统主义」行事方式的一个例子。人并非「天生」就想赚得越多越好，而是想单纯地过一种他所习惯的生活，能赚到维持这种生活所需的钱就好。举凡近代资本主义开始通过增加人类劳动强度来提高「生产力」的地方，都会遭遇到前资本主义经济劳动出于前述主导动机的顽强抵制；而且时至今日，它所依赖的劳动力越是落后（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所遭遇的抵制程度就愈烈。

资本主义为求发展需要人口过剩，以便能在劳动力市场用低价雇到人工。这样庞大的「劳动后备军」有时确实有利于量的扩大，然而却有碍于其质的发展，特别是会对转型为劳动密集型经营形态有所妨害。
低工资和廉价劳动并不是一回事。单从量的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会随着薪酬无法满足生理需求而下降，长此以往将导致最有违「适者生存」的后果。
单就生意而言，举凡产品制造都需要某种熟练的劳动，或是要使用价高且易损的机器，或是一般而言需要某种程度的敏锐专注力与创新精神，而在此时，低薪制根本无法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支柱。低薪不仅不划算，而且会事与愿违。

今天人们常常以女工，尤其是未婚女工，来呈现落后的传统主义的劳动样式。雇用少女，特别是德国少女的雇主，常常抱怨她们不仅毫无能力和意愿放弃传统的、业已学会的劳动方式来使另一种更为实用的方法得以采用；而且也缺乏能力和意愿去学习和适应新的劳动方式，去集中或只是运用她们的才智。再怎么分析和说明如何能使其工作更加简单易做一些，更容易忍受一些，她们通常还是完全无法理解；提高论件计酬的标准碰到她们的习惯之墙也只能是徒然。
只有那些有着特殊宗教教育背景，尤其是从虔敬派信仰流传的地区来的女孩子，会有所不同，这一点对我们的观察来说颇为重要。我们时常听说并且统计调查也证实，这个群体最有可能接受经济教育。集中思考的能力，对工作的绝对专注的责任感，在她们身上往往与苛刻的节俭、自制结合在一起。节俭的品德会使人考虑到获利的多寡，自制会大大提高生产能力。所有这一切正是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以劳动作为目的本身，以工作为天职的观念，在她们身上找到了最有利的土壤，加之宗教教育的背景，这些都为战胜传统主义的慵懒散漫创造了最大的可能。

桑巴特与韦伯在界定“资本主义”时一个非常微妙且关键的博弈：即经营的形式（资本主义组织）与经营的灵魂（经济动机）是可以分离的。
桑巴特将经济动因划分为两极：满足需求，即经济活动的终点是“人”。无论是为了填饱肚子，还是为了维持符合身份体面的生活，一旦需求达到上限，劳动就会停止。这正是韦伯所说的“传统主义”——农民只要赚够了当天的饭钱，就不愿多干一小时；营利，即经济活动的终点是“钱（资本）”。它是超越个人需求的，追求的是数字的无限增长。
如果将“满足需求”等同于“传统需求”（即一成不变的低水平消费），那么桑巴特的分类就很完美。但问题在于：如果一个人的“需求”非常巨大且不断膨胀，但它依然有一个“界限”呢？比如一个私人企业家，他使用先进的资本周转方式、雇佣工人、购买生产资料，看起来完全是一个现代资本主义者。但如果他的动机仅仅是为了“维持某种奢华的生活方式”或者“赚够了就去买个爵位退休”，那么在桑巴特的严苛定义下，这个有着“资本主义外壳”的经营者，其实依然属于“满足需求型”的经济范畴。
一个企业在组织形式上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但在精神内核上却是传统主义的。形式上他核算成本、雇佣劳动、追求利润（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实质上他缺乏韦伯所说的那种“天职感”。他赚钱是为了花钱，是为了享受，或者是按照祖辈传下来的“差不多就行”的节奏在经营。他没有那种“为了赚钱而赚钱、不断自我压抑、永无止境扩张”的现代冲动。
那些早期的、由私人企业家经营的资本周转活动，虽然看起来很“现代”，但如果他们的目标只是为了满足某种个人生活高度，他们就依然被困在“传统”的引力场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恰恰在于它切断了“赚钱”与“满足个人需求”之间的脐带。 钱不再是为了人服务的，人反而成了为了钱（资本增值）服务的机器

韦伯指出这种进取、理性的精神内核并非由坐享其成的“商业贵族”或拥有垄断特权的“大亨”所承载，而是寄托于那些出身草根、通过个人奋斗崛起的产业中产阶层（新贵）。即便在形式上已经采取了资本主义经营模式的大型金融或贸易机构，其内在管理往往仍被旧有的“传统主义”所统治——它们依赖于世袭资产、法定特权或专卖垄断，缺乏真正的内生动力。
相反，那场真正颠覆旧秩序、终结传统主义的革命，是由那些不受体制保护、在剧烈竞争中白手起家的曼彻斯特式工业新贵发起的；正是这群人将获利从一种单纯的“个人爱好”升华为一种严密的“伦理天职”，从而在旧有批发体系的废墟上，重塑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灵魂。

某个出身批发商家庭的年轻人从城市来到乡下，精心挑选符合其需要的织工，逐渐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和监督并施以教育培训，使他们从农民变成工人。此外，他也尽可能直接接触终端客户，将零售业务全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他还会亲自招揽顾客，每年照例一一走访；更重要的是，他会因应客户的需求和愿望来调整产品的品质，以迎合客户的「口味」，同时开始实行「薄利多销」的原则。
这样一种「理性化」的过程，无论何时何地都会一再产生这样的结果：若不跟进，就会落后离场。在刚刚开启的激烈竞争的压力之下，田园牧歌的景象土崩瓦解，荡然无存。财富大量聚集起来，却并没有用来放贷赚取利息，而是不断用于商业再投资，昔日闲适安逸的生活态度为严苛的讲求实际的态度所取代。迎头跟进的人之所以发家致富，乃是因为他们克勤克俭，不愿消费，只想获利；而仍然保持旧有生活方式的人则不得不节衣缩食。
在这些事例中，至关重要的是，这场变革的发生通常并不是由于资金源源不断地注入——据我所知，从亲友那里筹借几千马克就足以启动整个变革过程——而是由于新的精神，亦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注入并发生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