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赚钱当作人有义务达成的目的本身，当作「天职」，这样的观点与其他任何时代的道德观都是背道而驰的，这一点似已无须证明。适用于商人活动的教条——「总非上帝所喜」，还有圣托马斯·阿奎那用来指称获利之欲的「卑鄙」（这一说法甚至还用来指责那种无法避免的且伦理上容许的「利得」）一词，都包含了天主教教会对于意大利城市中的金融势力的极大让步。
但意大利城市的金融势力与教会在政治上已经有了极为密切的联系。而且，即便天主教教义对现实有了更多的迎合之处，但那种伦理观从不曾完全消失，即坚持认为为获利而获利的活动到头来终归是一种「可耻的行为」，佛罗伦萨的安东尼主教就是这样认为的。获利行为之所以被容忍，不过是尘世生活某些不变的需求所致。
他们证明商业经营是必要的，而在其中发展出来的「勤奋努力」是利得的合法来源且在伦理上无可非议，尽管这样的证明不无矛盾。然而，当时居于支配地位的学说仍将资本主义的获利精神视为可鄙的，至少不予以伦理上的正面评价。
要是固守教会的传统，他们毕生的工作充其量不过是道德上不相干的、被容忍的，但由于始终存在着与教会禁止放高利贷取息的教义发生冲突的危险，因而会危及来世的幸福。各种资料表明，富人在临终之际往往会把巨额资财捐献给教会机构，以偿还「良心债」；有的甚至将从债务人那里榨取的「重利」归还给他们。只有那些在思想深处摆脱了传统束缚的城市商业贵族才不会这么做，异教徒或其他一些被认为有问题的人亦是如此。

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非物质财富丰饶后的自然产物，而是一种独立发生的伦理革命。在14、15世纪资本高度集中的佛罗伦萨，营利在道德上仍处于被质疑或被宽容的边缘地带，仅仅被视为一种“世俗的贪婪”；然而在18世纪经济尚且落后、甚至倒退回物物交换的北美荒原，营利却奇迹般地演变成了一种具有道德义务感的“天职”。
这种反差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真正的合法性支柱：它并非源于银行的林立或货币的周转，而是源于一种深层的、赋予获利活动以“神圣使命感”的思想背景。正是这种将勤勉获利视为道德必修课的伦理支撑，才让那种克己、禁欲且高效的新式企业家生活方式从纯粹的欲望冲动升华为一种文明的体系

罗曼语族地区多为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带，天主教会的组织根基极深；而日耳曼语族地区多处于昔日帝国的边陲，天然具有反抗教廷权威、追求个体独立（认知自主）的冲动。
一方面，日耳曼族人那种带有“孤独感”和“自我硬化”特质的原始性格，与强调个体直接面对上帝、在世俗职业中自我救赎的新教教义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契合，这种“选择性亲和”使得新教在北欧与北美迅速扎根并内化为一种严苛的职业伦理。
另一方面，天主教那套等级森严、强调感官仪式与赦罪机制的体系，则更易于被骨子里浸透着“自由意志”和现世享乐倾向的罗曼族人所接纳，形成了一种追求生活质感而非枯燥积累的民族性格。
然而，正是宗教一旦制度化，便反过来禁锢并重塑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新教将日耳曼式的勤勉从生存本能升华为道德天职，而天主教则保护了罗曼式的生活美学免受纯粹工具理性的彻底侵蚀。
因此，与其说是单向的塑造，不如说是一种历史性的互选——民族性格为宗教提供了土壤，而宗教则为这种性格提供了最终的逻辑合法性与伦理高度。
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那种独特的、带有宗教克制色彩的“理性”，与罗曼族人那种以自我享受为核心的“实用理性”之间存在本质对立。
韦伯指出，如果理性仅仅被理解为追求现世利益、受自由意志支配的生活态度，那么这种浸透在意大利或法国文化中的特质，反而因其过度关注个人的即时满足与感官自由，而绝难孕育出将“职业”视为一种超越性使命的奉献精神。
真正的资本主义理性化并非单一的逻辑，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概念；它要求个体不仅要在工具层面变得高效，更要在伦理层面将生活重心从“自我利益的挂钩”转向一种非个人的、近乎苦行式的职业义务。
因此，对理性主义的研究必须识别出不同文化路径下的分野：一种是通向了精致的现世享受，另一种则通过自我压抑与规范，最终锻造出了现代职业文明的道德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