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卡住两个点，其实像同一件事的两面，想合在一起丢出来聊聊。我不求结论，也不想把它聊成“谁对谁错”。我更想把问题问清楚：我们到底是在用哪把尺在量人。
先说古代这一面。诸葛亮这种人，手里事很多，能拍板的事也很多。放到我们现在的直觉里，很容易冒出一句话：这是不是太集中？会不会不稳？可奇怪的是，很多古代说法里，他反而常被当成“忠”的代表。这里到底是哪一步让它说得通？是不是古人嘴里的“忠”，根本不是我们现在常想的“听话、顺从、别抢风头”？那古人说忠，到底忠给谁？是忠给坐在上面那个人，还是忠给国家这盘局，还是忠给那套名分，还是忠给别人托付的一件事？如果忠的对象不一样，那“手里事多”是不是就不一定等于“不忠”？那他们判断“忠不忠”，第一眼看的是不是也不是“你能管多少”，而是别的东西？
我一直想追的就是“别的东西”是什么。古人心里是不是有一条线？不一定写在纸上，但大家都默认：有些事你再能干也不能碰，有些话你再有理也不能说，有些动作你再急也不能做。那条线到底会被理解成什么？是不能动继承的安排？不能改基本的规矩？不能把公事变私事？不能把公家的资源变成自家的？不能让身边的人只认你不认上面？还是别的更细的点？如果真有这条线，那他们怎么看一个人“有没有踩线”？是看结果，还是看过程？是看你做了什么，还是看你怎么做？比如同样是办成一件事，有人会说“你办得好”，有人会说“你办得太过”。那“太过”的判断，是从哪里来的？
还有一个细节我也想问：古人判断“你守不守线”，是不是很看“样子”？比如你说话的口气，做事的手法，功劳怎么分，锅怎么背，钱怎么花，住得怎样，用的人是谁，跟谁走得近，做决定时有没有给别人留面子，有没有给上面留台阶，有没有让大家感觉“这人做事是为了把局撑住”，还是让大家感觉“这人是在给自己铺路”。这些“样子”到底算不算他们判断忠不忠的一部分？如果算，那我们今天看古人，是不是很容易忽略这种“当时的感觉”，只剩下“他手里多大”这种硬指标？
再往下一层，我最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上面那层会愿意夸一个手里事这么多的人“忠”？按直觉，上面不是最怕下面太强吗？那把他捧成“忠的招牌”，到底是在夸人，还是在教规矩？是在告诉后人“你也可以这样强”，还是在告诉后人“你可以强，但只能按这种方式强”？如果是后者，那这种“方式”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要把话说得很明白：我只是替你扛，我不是要换你？是不是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很窄的位置：我可以做很多事，但我不碰那几件最敏感的事？是不是要把功劳往上推，把风险往下扛？是不是要把“我能做”变成“我必须做”，让它看起来像责任而不是野心？这些到底是哪种“证明”在起作用？靠做事？靠态度？靠公开的说法？靠长期的生活习惯？还是靠旁人的背书？
然后转到现代这一面。我们现在聊一个人，很多时候第一句就很像“他手里有多大决定权”。好像这个值一变大，后面很多判断就跟着变。我们是不是更相信一句话：越集中越容易出问题，所以先看集中不集中？这个习惯到底从哪来的？是因为现代的事情更大、更快、更复杂，所以我们更需要先做“风险判断”？还是因为我们更常在陌生人之间合作，所以我们只能抓一个最直观的信号？还是因为现在信息太多、节奏太快，大家没空慢慢看过程，只能先看一个最容易传播的点？又或者，是因为现在很多体系都会把“权限”写得很清楚，能量化、能画图、能列清单，于是大家就很自然地把“权有多大”当成第一问？
但我们问“决定权大不大”时，具体在问什么？是问他能调多少资源？能定多少人事？能改多少规则？能否一句话就让一件事生效？还是我们其实没分这么细，只是用一句“很大”来表达一种不安？如果我们没分清“哪一种大”，那我们讨论是不是就很容易跑偏：把“做事需要的权限”当成“个人想要的掌控”，把“岗位自带的分工”当成“个人的野心”，把“体系给的责任”当成“个人的欲望”。那我们到底有没有一套更细的问法：他大在哪里？为什么大？大到什么边界？有没有人能提醒他？有没有人能拉住他？有没有透明的记录？有没有清楚的流程？有没有可以被替换的机制？如果这些都在，那“手里事多”是不是就不一定等于危险？那为什么我们还是第一时间盯“多不多”？
我还想问：现代人会不会更习惯把“结构问题”聊成“人品问题”？比如我们明明可以问“这个体系有没有限制，有没有检查”，但我们更爱问“这个人靠不靠谱”。我们明明可以问“这件事怎么设计更安全”，但我们更爱问“这人是不是好人”。是不是因为问结构很费劲，问人品很省事？是不是因为结构很难在短视频里讲清楚，但“他权很大”一句话就能引发情绪？是不是因为网络聊天要快，大家更容易抓一个最尖的点来表达立场？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越来越盯“权大不大”，是因为我们更聪明了、更谨慎了，还是因为我们更急了、更没耐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