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这个人本身比较复杂,不是单单一句伪君子或真英雄能概括的。
从头到尾,刘备的中心思想永远是“匡扶汉室”,而“仁义”是为了实现这一最终理想的手段和口号。
如携民渡江一事,历史上是各路百姓害怕曹操再行徐州之事且刘备有“仁义”之称而主动跟随刘备。这无疑是刘备“仁义”品牌的最光辉实践,是他区分于曹操和孙权等其他势力的核心。对于主动跟随的百姓,刘备若抛弃他们,那么他最大的招牌“仁义”会不攻自破,相当于政治自杀,而刘备为了匡扶汉室的终极目标,必须承受这次的巨大风险。刘备有如此魄力,而不是为了求生抛弃百姓,这绝不是“伪君子”能做出来的事情,其悲悯之心是真诚的,难以伪装的。总之,“携民渡江”是刘备集团政治需求与道德情怀的一次高度统一,是其合法性也是魅力所在。
但距离蜀粉的“光之国”和“仁主”还差得远。其在夺取益州之后放任将士们大肆抢夺,分民财务,还是赵云劝诫后才有稍许收敛。以及后来的铸造直百钱、男战女运、益州疲弊、民有菜色,均为刘备集团为了实现匡扶汉室的梦想而对益州人民造成的苦难。蜀地人民承受了三国中最大的战争压力,生活是三国中最为艰难的,真正的仁主和以人为本果如是乎?
总的来说,刘备的仁义的确不假,但更多的是体现在其对于手下将领和谋士的仁义,以及携民渡江的人性光辉,其道德水平比起曹孙可谓高了不少。但其为了匡扶汉室给蜀地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并无哪怕一小条的仁政记载,无不说明了其距离“仁主”和“以人为本”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因此,简单定义刘备为“伪君子”太过片面和苛刻,而认为他是“真君子”或“仁主”则过于理想和过分。他是一个在残酷的战乱中努力践行自己匡扶汉室的理想、被现实裹挟而客观上对其百姓造成了灾祸的复杂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