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日本战犯在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使用了“满蒙（和谐）非中国论”等歪理邪说、“满蒙生命线论”等侵略理论进行狡辩。
日本战犯狡辩说：“自从将中国肢解得支离破碎的革命开始，“满（和谐）洲国”就不再属于共和国。中国不再拥有对其正式从属关系的控制”。
“满洲的多数人完全不同于中国的人。甚至近些年从中国华北的山东、河北移居到满洲的数百万人都显著地与长江流域的人有所不同，无论从体格上还是从风俗习惯甚至语言上都不一样”。
“满洲人的大部分，正确地来说，是由应该被称为满洲人的人口构成，他们是由旧满洲族的子孙以及归化满洲族的中国民族和蒙古人所组成”。
日本战犯狡辩说：“日本多年以来在满洲享有治外法权，该治外法权在“满（和谐）洲国”建国前的状态下，成为影响我国国运在“满（和谐）洲国”发展的重要因素”。“满铁附属地带则是我国在日俄战争中赌上国家前途才获得的。近来三十年，我国以不懈的努力一直在经营满铁。自不待言，其成了我国在满洲发展的基础”。
检方“通过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官方的记录与资料否定了“满（和谐）洲国”自主建国一说，证明了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是早已策划的阴谋，建立“满（和谐）洲国”乃是出于对苏联战争准备的需要”。
检方“通过对证人、原“满（和谐）洲国”皇帝溥仪的问话以及相关证据证明了日本与“满（和谐）洲国”不是如日本政府一直坚称的建立在《日满议定书》基础之上的“和善”、“协作”的“友好国家关系”，而是建立在赤（和谐）裸裸的武力威胁、人身控制基础之上；表面上政府主要官职的副官以及顾问均由日本人担任，主要政策也由这些日本人制定，背地里则辅以石原莞尔等人的特务活动，所谓“满（和谐）洲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等权力均把持在关东军手中”。
以下内容出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侵占东北辩方举证(下)》。“前言本书为1947年4月10日至1947年4月22日的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其内容涉及从九一八事变前后至七七事变直至日本战败投降期间关东军、日本政府、天皇、军部等相关的活动，并主要围绕伪满（和谐）洲国的对日关系、经济建设、鸦片政策、宗教问题及其体制问题等相关案件进行审理。
辩方首先提交了包括“满（和谐）洲国”独立宣言以及溥仪即位诏书等证据，以期证明满洲从中国独立出去乃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言下之意是与日本无关。而被告之一的南次郎，于1931年4月14日开始就任陆军大臣，可以说是以最近的距离见证了从九一八事变至“满（和谐）洲国”成立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并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书的大多数内容，也是检方与辩方通过对南次郎被告的直接询问与交叉询问与反证展开。
检方首先通过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官方的记录与资料否定了“满（和谐）洲国”自主建国一说，证明了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是早已策划的阴谋，建立“满（和谐）洲国”乃是出于对苏联战争准备的需要。而从多数资料可以推论日本政府事前知道关东军的此举，因此南次郎以陆军大臣不能干涉军政一说无法成立。
其次，检方澄清的事实是，事后相关人员谒见天皇，请求日本政府追认关东军的活动以及朝鲜军擅自越境出兵的行为，相关负责人并未被严惩，也是出于军部的阴谋推动。接下来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日本与“满（和谐）洲国”的关系以及围绕“满（和谐）洲国”的承认日本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检方通过对证人、原“满（和谐）洲国”皇帝溥仪的问话以及相关证据证明了日本与“满（和谐）洲国”不是如日本政府一直坚称的建立在《日满议定书》基础之上的“和善”、“协作”的“友好国家关系”，而是建立在赤（和谐）裸裸的武力威胁、人身控制基础之上；表面上政府主要官职的副官以及顾问均由日本人担任，主要政策也由这些日本人制定，背地里则辅以石原莞尔等人的特务活动，所谓“满（和谐）洲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等权力均把持在关东军手中。而日本政府不仅没有对此加以制止，反而顺水推舟，不仅迅速承认了“满（和谐）洲国”，还在国联李顿调查团得出结论认为不应承认“满（和谐）洲国”之后，不惜与国际社会闹翻，最终退出国联。“满（和谐）洲国”成立之后，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中土肥原贤二等人又进一步策划了华北自治和分裂（和谐）内蒙古、新疆等阴谋活动，证明了日本军国主义分裂（和谐）中国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