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叶·尤·斯丕岑（Евгений Юрьевич Спицын）所说，20年代末期苏联的农业产品总产量尚且是由5000万至5500万个体农民产出的（沙俄时代还要更多），而在战争爆发前夕的年份中，则是由3000万至3500万名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生产出全部农业产品。如此一来，苏联的发展让农村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超过2000万人被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

苏联的计划经济从开始到结束一直都是由计划委员会通过投入产出法的一套体系最后形成一张国民经济平衡表

把平衡法运用到国民经济计划统计工作中来，是苏联在计划经济实践中的一个创举。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国民经济平衡表──《苏联1923/1924年国民经济平衡表》是由苏联中央统计局编制的。后来，经过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统计工作实践，这种方法逐步有所改进和演变。W.里昂惕夫于30年代创始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同苏联的国民经济平衡表有历史渊源。这种分析方法实际上是棋盘式的部门间联系平衡表，尽管它在经济理论上是以西方的全部均衡理论为基础，然而作为一种平衡方法，可以经过改造而使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工作中来，并且可以视为平衡法的发展。

其实李森科主义得以在国际共运中兴起，有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自然科学基础包括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生物进化论。其中的这个“生物进化论”并不是在今天被普遍学习的持有“物种通过基因突变为进化提供原材料，自然选择对物种的基因突变进行筛选，物种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共同作用之下，物种的基因频率发生变化导致物种进化”的现代生物进化论，而是在后来的岁月里被生命科学界证伪的持有拉马克主义的“用进废退”以及获得性遗传观点的进化论。
也就是说，那个时代下，马克思，恩格斯他们采用的进化论是拉马克的旧进化论，恩格斯所著文章中所使用的论据也是旧进化论的获得性遗传的观点。而旧进化论的“获得性遗传”观点和基因遗传学，染色体遗传学的认为相对稳定的遗传物质是生物遗传的基础观点有冲突。直到新进化论即之前所说的现代进化论诞生后，基因遗传学，染色体遗传学和物种进化论三者的观点才实现了和解，而旧进化论即持有拉马克主义获得性遗传观点的进化论则被证伪。
也就是说，其实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所使用的自然科学论据，是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的。当然这有个人不能完全超越的时代局限性因素。由于这种时代局限性，导致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接受的进化论也都是持有拉马克主义观点的旧进化论，这就导致了已经接受了持有拉马克主义观点的旧进化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发现基因遗传学和染色体遗传学与持有拉马克主义获得性遗传观点的旧进化论存在明显的矛盾冲突时，马克思主义者们可能会将基因遗传学和染色体遗传学的观点视为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否定和攻击。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马克思主义者们就可能会选择不承认基因遗传学和染色体遗传学的正确性。

也就是说由于时代局限性的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他们
所著的原著中
所使用的进化论方面的自然科学论据，
在今天看来是不符合客观实际，
已经被证伪的观点。
由于这种局限性导致的先天性缺陷，
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中的大多数
接受的是这种错误的拉马克主义的
旧进化论的观点。
这为后来李森科主义在
国际共运中的兴起
埋下了指导思想领域的根源。

由于20世纪的国际共运
带有明显的把马克思，恩格斯
原著神圣化，教条化的倾向，
所以当孟德尔和摩尔根
的基因遗传学和染色体遗传学的
观点和实验证据与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原著中
使用过的获得性遗传观点的论据
发生矛盾和冲突时，
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选择
修改和更新进化论的观点
以实现进化论和基因染色体遗传学的和解。
而是选择拒不承认基因遗传学
和染色体遗传学的正确性。

另外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其实有很多弄虚作假伪造实验成果的行为，很多贴吧里的斯大林崇拜者为了维护斯大林就去为李森科辩护，吹捧所谓的李森科的农业成就，却对李森科主义者们弄虚作假的行为选择视而不见。在实验结果中都会弄虚作假，李森科主义者们的“农业成就”可信度能有多少？

其实马克思（1818-1883)，恩格斯（1820-1895)，孟德尔（1822-1884）是在同一个时代下存在的人，就是可惜孟德尔为遗传学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奠定基础的豌豆遗传学实验成果，在19世纪的时代没有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在马克思，恩格斯，孟德尔三人均已去世的20世纪，孟德尔的研究成果才开始被他人关注和重视。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机会发现拉马克主义的进化论观点的局限性。如果孟德尔的实验成果和理论在19世纪就得到他人的重视并被公开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看到之后可能会与孟德尔产生一场观点上的碰撞和论战，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否接受孟德尔的观点就未可知了。当然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演绎性的而非关于真实历史本身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