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帮顶

李森科和李森科主义
海勒娜·希恩（Helena Sheehan）
夏三月 译
对于苏联生物学家而言，情况大不相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争论集中于遗传学[1]观点的冲突，正如孟德尔和摩尔根等科学家，以及正在经历某种复兴的拉马克主义所阐述的那样。
　　起初，许多苏联生物学家两者都倾向。他们在遗传学中认识到个体遗传的物质基础，但他们认为它不足以解释物种的进化或环境在进化过程中的影响。拉马克主义被同情地视为是在回答这些假定的不足。[2]
　　研究由实验者在两个方向进行。季米里亚捷夫研究所是拉马克主义研究的中心。共产主义科学院于1925年向奥地利拉马克主义者保罗·卡默尔提供了一个实验室。[3]
　　与此同时，遗传学家也开展了他们的研究。一些人，如B·M·扎瓦多夫斯基和季米里亚捷夫，主张摩尔根主义和拉马克主义假设的兼容性，并敦促两种观点的和解。在20世纪20年代末共产主义科学院举行的一系列讨论中，激进的摩尔根主义者，如塞雷布罗夫斯基、阿格尔和杜比宁，强烈反对任何此类和解。他们坚持摩尔根主义和拉马克主义的绝对不可调和性。
　　关键问题是获得性特征的遗传。拉马克主义者引恩格斯为他们的代表。B·M·扎瓦多夫斯基及被他说服的其他人回答说，他们不能与过时的科学联系在一起，必须与获得性特征遗传的信念决裂，即使这意味着放弃马克思和恩格斯，或者达尔文和季米里亚捷夫的观点。
　　拉马克主义者指责摩尔根主义者通过将进化限制于偶然和概率来侵蚀科学决定论。摩尔根主义者对拟人论指控作出回应，认为他们的随机、无方向的突变的进化的图像，是科学决定论的最可靠辩护。然而扎瓦多夫斯基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支持拉马克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他的理由是，因为他受到了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他的学生的挑战，他们认为遗传学是“资产阶级科学。”
　　在1929年4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机构会议上，摩尔根主义者将拉马克主义与机械论联系起来，并推动对拉马克主义和机械论的正式否定。他们没有成功。然而，摩尔根主义仍在生物学辩论中取得了优势。阿格尔和其他人自信地断言，摩尔根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生物学中的实现。这一断言建立在许多人思想中生物学中的摩尔根主义和哲学中的德波林学派之间的联系中。在德波林学派胜利的时期，这对他们有利，但当德波林学派被称为“孟什维克唯心主义”时，就不对他们有利了。
　　然而，在1930年，摩尔根主义和德波林学派都方兴未艾。在那一年的全体生物学家大会上，摩尔根主义者宣称拉马克主义由于其目的论特征而与马克思主义冲突，而辩证唯物主义则内含于遗传学科学中。这个小组不仅包括生物学家阿格尔、塞雷布罗夫斯基和莱维特，还包括哲学家普列津特，很快成为遗传学中最苛刻和最无情的反对者之一。
　　这场辩论的一个令人困惑的方面是，拉马克主义一再被认定为机械论和生机论。也许对某些作者来说，这可以归结为过于简单和肤浅的标签。然而，在扎瓦多夫斯基关于伦敦科学大会历史的1931年论文中，他对这两个极端相互传递的趋势的评论，提供了一些证明。扎瓦多夫斯基进一步指出，进化论正在经历一场无法通过任何折衷主义和解解决的危机。拉马克对遗传的解释具有简单的优点，但这种简单性已被科学超越。遗传现在只能根据孟德尔主义和摩尔根主义的更为复杂的公式得到真正解释。然而，他确实对遗传学家的自发热情不以为然，他们完全忽略了外部环境的影响。
　　除了提及辩证唯物主义外，苏联生物学家之间的辩论和其他地方生物学家之间的辩论平行发展。随着实验证据越来越多，拉马克主义在各地都在失去基础。辩论的转折点发生在1927年，第五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柏林举行，穆勒发布了人工产生突变的方法。这一发现正如塞雷布罗夫斯基在他1927年9月11日发表于《真理报》的题为《震动科学界的四页》的文章中兴奋地宣布的那样被认为是对拉马克主义的决定性打击。
　　争论仍在继续，但平衡已经移动。科学院副院长科马罗夫是他这一代生物学家中典型的拉马克主义同情者，他对拉马克主义越来越批评，越来越倾向于遗传学。他开始评论拉马克的事实材料的贫乏和演绎结论的优势，并强调从事实出发并结合归纳和演绎方法的重要性。
　　拉马克主义者和摩尔根主义者这时都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科学。拉马克主义者断言，他们的立场意味着工人阶级不是过去的奴隶，而是未来的创造者。摩尔根主义者回答说，遗传特征的持久和抵抗能力更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因为它通过数代贫困、饮食不足和普遍的最不利的外部条件，解释了他们的人的潜能的存在。然而，这些论点并非苏联辩论所独有，也是其他地方讨论的特点。[4]
　　然而，大约在这个时候，苏联的辩论是由一个全新因素沿着一条完全独特的道路设定的。激进的布尔什维尔克人要求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重建生物学，就像其他科学一样。这种趋势假设拉马克主义和摩尔根主义都是外来的，因此是资产阶级的，需要被一种新的、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的和完全无产阶级的生物学所取代，这种生物学将超越拉马克主义和摩尔根主义。
　　胚胎学家和季米里亚捷夫研究所所长东金宣称，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停止在资产阶级科学背后徘徊，并创造“生物学中的单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至于这样一个学派会是什么样的，只有最模糊的想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与社会建设的任务相关，尤其是实际服务于苏联农业。
　　有关于苏联生物科学与苏联农业之间不可分割的统一的令人兴奋的宣言，但没有新的理论突破。有很多摸索，但没有特定的无产阶级生物学的迹象。大多数生物学家继续接受与其外国同事相同的假设，这样做实际上是认真地为苏联农业服务。遗传学方面的认真工作正在进行，并且与其他任何地方的研究状况相比都是顺利的。
　　然后李森科走上舞台
李森科主义
　　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是一位来自乌克兰的年轻农学家，他在1927年首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这与他在外高加索地区的冬天种植豌豆的实验有关。他在阿塞拜疆的偏远站的成绩在《真理报》中耸人听闻。这篇文章展示了他作为一个闷闷不乐的“赤脚科学家”的形象（接近他的农民本质）。
　　随后，李森科因发现“春化”而闻名，“春化”是一种农业技术，通过浸泡和冷却发芽种子一段时间，可以从夏季播种中获得冬季作物。他是第一个使用“春化”一词的人，但实际上并不是第一个发现这种技术的人，正如马克西莫夫很快指出的那样。李森科忽视了之前对植物发育中热因素的研究，并对马克西莫夫的科学优先权声明和他对李森科实验技术的批评做出愤怒的反应。
　　在1929年1月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全苏遗传、选择、植物和动物繁殖大会上被马克西莫夫蒙上阴影后，李森科组织了一场关于春化的运动，并根据他的农民父亲进行的一项谦虚实验做了过分的主张。为了在两年饥荒后提高生产力，乌克兰农业委员会下令大量使用春化技术。李森科被转移到敖德萨全联盟遗传与植物育种研究所新建的春化部门。在那里，他开始出版期刊《春化》，在该期刊中他广泛传播了他的想法并创造了一场围绕春化的群众运动。
　　在李森科职业生涯的下一阶段，从1931年到1934年，他开始推进一个理论来解释他的技术。根据植物的阶段性发展的想法，植物经历了不同的发育阶段，在每个阶段期间，其环境要求急剧变化。李森科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了解为人类通过控制环境指导这一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理论，永远不会被完全阐明，但它为李森科的纲领从简单的农业技术到全面的生物学理论的演变提供了连接。
　　基本主题是生命周期的可塑性。李森科开始相信，决定植物生长期长度的关键因素不是它的遗传构成，而是它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李森科的理论以务实和直观的方式发展，作为农艺实践的合理化和对其周围的意识形态环境的反映，而不是对科学界内制定并按照严格的科学方法追索的问题的回应。但是李森科给人们的印象是，李森科在对短期结果有巨大需求的时候取得了成果，并对已有科学家实现这些结果所采用的漫长而复杂的方法越来越不耐烦。

李森科作为那种取得成果的人的名气继续传播。无论多么模糊或多么不明确，无论他选择表达什么样的理论观点，都会有一个同情的听证会。李森科的实际成就极难评估。温和地说，他的方法严重缺乏严谨性。他的习惯只是报告成功。他的结果基于极小的样本、不准确的记录以及几乎完全没有对照组。早期计算中的错误引起了其他专家的评论，这使得他对数学在科学中的应用持极端负面态度。
　　与李森科的春化运动同期，人们对米丘林的工作的兴趣增加，米丘林是俄罗斯中部一个贫困的贵族家庭中的最后一人，他种植果树并开始尝试嫁接和杂交。米丘林的假设是环境对有机体的遗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质疑孟德尔的“豌豆法则”与果树的相关性。尽管米丘林本人没有这样的理论主张，但李森科很快就会抓住米丘林的名字来指定一种与经典遗传学相对立的全新生物学理论。米丘林不像李森科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反孟德尔主义者，因为他不全然坚持遗传的环境影响，而排除对有机体内部遗传构成的认识。实际上，在米丘林1935年去世前，他开始承认孟德尔主义的有效性。
　　直到1935年，李森科在春化中的农艺实验和在移植杂交中的米丘林农艺实验都没有被认为与苏联生物学的理论争论有任何直接关系。遗传学家继续他们的工作，虽然围绕着它情况持续紧张。
　　在1931年和1932年，一些遗传学家被称为“孟什维克唯心主义者”，并失去了共产主义科学院中的职位。放弃基础研究的压力越来越大，这种研究不太可能导致推进苏联农业的直接实际措施，而且这里有“纯科学”研究等于破坏的强势含义。
　　1931年在有影响力的报纸《经济学生活》中出现的一篇特别恶毒的文章是针对列宁农业科学院创始人兼主席、全联盟植物育种研究所所长瓦维洛夫院士以及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瓦维洛夫是一位国际知名的植物遗传学家，是科学与社会主义统一的热心倡导者。这篇文章附有编辑部认可，是由瓦维洛夫的一个相当不成功的下属科尔撰写的，他指责瓦维洛夫的理论与实践的反动分离，并建议他停止收集新奇事物并专注于可以直接引入农业生产的植物。
　　1931年，瓦维洛夫的全苏植物育种研究所被施加了不可实现的目标，1934年，他被召到人民委员会，以解释列宁农业科学院的“理论与实践的分离”。
　　李森科是这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激起了对基础研究的消极态度，并迫切要求立即取得实际成果。他支持最原始的反智主义，有一次说道：“知道少些更好，只要知道实践需要什么。”他也倾向于发表最狂野的唯意志论：“为了获得某种结果，你必须想要获得正确的结果；如果你想获得某种结果，你就会获得它……我只需要人们获得我需要的结果”。当然，年长的科学家对这种谈话感到震惊，这完全不同于以科学方法为基础的思维习惯。
　　但是，李森科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因为他正在扮演人民之人、土地之人的角色，他在革命后从低等级出现，并将他所有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他很清楚如何鼓励大规模的农民支持，如何吸引记者，以及如何争取党和政府官员的热情。他开始被描绘成新时代的模范科学家。他认为，他认真地将苏联国家的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而遗传学家却毫不犹豫地推测果蝇的眼睛颜色。
　　李森科充分利用了这一形象，在攻击遗传学家方面变得越来越恶毒，并将他们的“无用经院哲学”与他自己伟大的“实际成功”形成鲜明对比。他开始谈论科学中的阶级斗争，并在1935年第二届全苏集体农民突击队员代表大会的演讲中宣称，“一个阶级敌人，无论他是不是科学家，都是敌人。” 出席的斯大林在演讲结束时喝彩说“好样的，李森科同志，好样的。”
　　1935年，李森科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当时，他不再是一个尝试新技术的简单实践农学家，而是从苏联农学实践中诞生的新生物学的先驱。通过他与党员[5]、自然科学领域的教育方法学专家、接受过哲学训练、非常擅长在年轻知识分子的某个部分开始蓬勃发展的意识形态蛊惑的普列津特的合作，他得到协助，实现了这一飞跃。普列津特可能让李森科看到了他的春化运动的意识形态可能性。[6]
　　他们一起宣布了一种新的遗传理论，它拒绝基因的存在，并认为遗传的基础并不在于某些特殊的自我复制的物质。相反，在他们看来，细胞本身发展为有机体，并且没有任何部分不受进化发展的影响。遗传是基于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外部条件的内化。因此，他们认为基因型和表现型之间没有区别。[7]
　　遗传学科学被谴责为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它被认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强调基因的相对稳定性被认为是对辩证发展的否定以及对唯物主义的攻击。它强调内在性被认为是对自然各方面的相互联系的拒绝。它的突变的随机性和间接性的概念被认为削弱了自然过程的决定论和人类有目的地塑造自然的能力。
　　新生物学强调获得性特征的遗传和随之而来的由有针对性的环境变化而来的生物体的可变性，非常适合伴随着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加速发展的极端唯意志论。意志可以应用于大自然的想法吸引了那些希望强调苏联人可以用他选择的方式改变世界的人。李森科对实验结果和农业转型的唯意志论方法与斯大林对社会过程的唯意志论方法相对应，无疑是李森科在此期间抓住斯大林想象力的一个因素。
　　然而，其他政治领导人和科学行政人员并不那么容易受到影响。在科学院内部存在着强烈的抵抗，布哈林让人们知道他支持遗传学家——这并非好事，布哈林已受到谴责。但是遗传学家们在他们的角落奋斗并且得到了很有影响力的支持。
　　在1936年12月19日至27日举行的列宁农业科学院特别会议上，这次新辩论达到了一个高潮点，并专门讨论了苏联生物学的两种趋势，现在被称为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趋势和达尔文-米丘林主义趋势。该会议的官方目标是实现两种思想流派的和解，在李森科农业生物学框架内为遗传学提供某种住所。结果恰恰相反。
　　两种趋势的公开对抗导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的划线，并突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的不可调和性。有一些妥协者，如B·M·扎瓦多夫斯基和克伦克，但整体情绪严重不妥协。最不妥协的群体是李森科、普列津特及其追随者。遗传学家为了科学的未来而奋力拼搏，尽管必须说他们更愿意承认李森科在农学领域的工作价值。例如，瓦维洛夫对李森科关于植物的阶段性发育和夏季种植马铃薯的想法表示赞赏。
　　塞雷布罗夫斯基痛苦地反对李森科对20世纪一些最伟大成就的攻击，并指责他们使用革命口号来指向反动的结果。他们试图将苏联科学倒退半个世纪，这只会阻碍在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建立科学研究的努力。杜比宁用类似的术语提出了这些问题。
　　保卫遗传学的最尖锐的演讲来自美国遗传学家穆勒，他是苏联科学院的外国成员，因社会主义下科学的可能性的许诺而来到苏联工作。穆勒也倾向于对他的科学进行哲学反思，并且对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哲学框架内遗传学的位置有非常明确的看法。他转而指责李森科主义者是唯心主义者，并指责他们是机械论派，躲在被错误解释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掩蔽后。
　　在会议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李森科主义者进行了一场反对遗传学家的运动，运动越来越恶毒，越来越有诽谤性。科学和哲学的论点越来越让位于政治论点。对遗传学的追求被认为是坚持反应原因（cause of reaction）的同义词……这被认为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雅科夫列夫是苏联农业最高管理者之一，他称遗传学为“戈培尔部门的女仆”。许多遗传学家和遗传学的支持者被命名并被指控为破坏、间谍、恐怖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普列津特在1937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阿格尔、洛诺夫斯基和布哈林代表了反对苏联生物学采取的创造性方向的“黑暗势力”。
　　该运动的主要目标是瓦维洛夫，他在保卫遗传学和抵抗摧毁它的力量方面变得越来越坚定和坦率。他被反对派认定为阻碍李森科观点完全胜利的主要绊脚石。瓦维洛夫认为情况变得无法忍受，并抱怨李森科的文化水平低，他的科学观点已经过时，但最重要的是他的不宽容以及对那些不同意他的人的报复。尽管存在危险，瓦维洛夫还是心怀蔑视，他于1939年宣布：
　　 我们将步入火堆，我们将燃烧，但我们不会从我们的信念退缩。我坦率地告诉你，我相信并仍相信而且坚持我认为正确的事情……这是一个事实，从这一事实退却，只是因为一些占据高位的人希望这是不可能的。
　　瓦维洛夫没有过分夸大其词。他已经失去了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位，继承这个职位的首先是穆拉洛夫，然后是梅斯特。1937年，他们两人都被逮捕，1938年，李森科接替了这一职位。1938年，瓦维洛夫被科学院主席团斥责，理由是将遗传学研究所与李森科院士的科学工作所产生的趋势隔离开来。在此之前，针对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所长科利佐夫的运动为李森科当选院士扫清了道路。
　　1940年，瓦维洛夫被捕，李森科取代他担任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1941年，瓦维洛夫受审，被判破坏农业、与一个右翼阴谋有关、为英国进行间谍活动，以及其他一系列罪名。虽然他否认所有指控，而且“证据”包括虚假证词，但他被判处死刑。在死亡牢房中待了几个月后，瓦维洛夫被减刑，但他在1943年因营养不良而在监狱中去世。[8]

瓦维洛夫不是唯一一个。李森科日益增长的优势恰逢1936年至1939年间几乎所有苏联机构的清洗。在瓦维洛夫被捕之前，苏联生物学家的损失已经令人震惊。1936年，以赛亚·阿格尔、马克斯·莱文和所罗门·莱维特，所有在生物学理论领域工作的共产主义者，都被公开谴责为“人民的敌人”并被捕。关于阿格尔和莱文，这些指控涉及“孟什维克唯心主义”和他们与托洛茨基主义阴谋的联系。至于医学遗传学研究所所长莱维特，他对人类遗传的研究据说使他成为纳粹学说的教唆者，这大约在莫斯科党组织的科学部门会议上宣布，由阿莫斯·科尔曼主持。莱维特在监狱中死亡，他的研究所被关闭。另外两人被枪杀了。[9]
　　随后是许多其他人。许多人被捕。其中一些人被枪杀，而其他人则在监狱中死亡。其他人则被追捕，失去工作，被迫进入其他工作领域。研究所被关闭。期刊不再出现。书籍已从图书馆书架中删除。文本被修改。名字变得无人问津。计划于1937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七届国际遗传学大会被取消。当大会确实于1939年在爱丁堡举行时，没有苏联科学家在场，甚至连当选主席的瓦维洛夫也没有。
　　然而，反对派仍然强大。清洗的影响有些不均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最直言不讳和最挑衅的人幸存下来，而更多的妥协因素消失了。塞雷布罗夫斯基、杜比宁、科利佐夫、热布拉克、M·M·扎瓦多夫斯基和其他人继续抵制李森科主义。Prianishnikov大胆地为被监禁的瓦维洛夫提名斯大林奖。然而，他们的许多同事在压力下屈服，进行了自我批评，并承认了李森科的超凡智慧。士气低落的程度令人沮丧。
　　1939年10月有另一次会议呼吁另一次努力实现某种妥协。这次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主持下组织的。科学院主席团呼吁哲学家放弃他们在生物学两种趋势之间斗争中的中立性。米廷试图在李森科和普列津特嵌入楔子，赞扬李森科的作品，但批评普列津特试图将他的“经院哲学”和“大话”加到李森科作品上的“无限自负”。李森科不允许这样做，无论米廷如何继续试图说服他保持他的实际结果，并离开学术上为具体材料强加哲学范畴的的倾向。李森科继续反对并引用恩格斯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经典在他那边。然而，米廷通过断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中也存在过时的观念，削弱了这一论点，“我们理论的神圣之处”。
　　与此同时，米廷并没有捍卫遗传学家，他把他们放入一个相当紧张的类比，在生物学辩论中提出的观点与哲学辩论中的“孟什维克唯心主义”和政治辩论中的“托洛茨基-布哈林-帕舒卡尼斯帮”及其他破坏者的理论相似。尤金则要求遗传学家清理他们科学中积累的“垃圾和渣”。
　　然而，哲学家们谴责遗传学科学，并反对李森科的理论是生物学中的唯一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他们呼吁双方不要顽固不化，要求遗传学家承认农业生物学的最高重要性，并要求李森科主义者暂停他们抑制遗传学的努力。随着时间推移，米廷和其他人放弃了所有这些保留，并坚定地跟随李森科。
　　苏联的生物学就是这样。仍有两种相互矛盾的遗传理论，每种都称自己是科学上有效的和哲学上优越的。李森科继续不断壮大，而他的对手则被追捕、清洗、入狱和枪杀。尽管如此，党和哲学领导人都没有果断地致力于李森科的理论或否定遗传学科学。但现在还早。[10]
　　我认为分析李森科主义所需要的观点是，它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个人机会主义和政治恐怖的故事，也不能作为反对官僚干涉知识生活或科学的意识形态扭曲的危险的警示故事。这些显然是分析的要素，但至关重要的是不将李森科主义的出现视为历史意外，因为没有将外来因素（哲学和政治）强加于科学。
　　这是一场反映时代气质，摸索着非常现实问题的运动。必须在政治和文化革命任务、创造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努力、在新的社会秩序中改变生活和思想（包括科学和农业）的每个领域的努力的背景下理解。这些任务自然涉及到诸如科学的意识形态特征、遗传主义与环境主义、决定论与唯意志论、哲学与生物学的关系、生物学与农学的关系等问题的斗争。
　　问题是，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正确程序短路了，由于抓住简单口号和简单解决方案并通过行政命令强加给他们。这是与苏联生活中其他悲剧平行的悲剧，根源于苏联政治生活中承担的前所未有的任务与苏联社会持续存在的文化不发达之间的巨大差距导致的同样紧张……以及被敌人包围的情况。
　　要得出的结论是：处理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没有捷径，需要一定文化水平才能胜任。不能得出的结论是：科学必须摆脱哲学和政治，科学本质上是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必然与科学对立。科学与哲学、政治和意识形态密不可分。

[1] 作为一门科学，遗传学在20世纪初期处于形成阶段，它基于捷克修道士格雷戈尔·孟德尔、德国人奥古斯特·魏斯曼和美国人T·H·摩尔根等科学家的实验。它把遗传传递定位于基因——微粒、物质、自我繁殖、细胞内单位，是遗传的载体。突变通过随机选择自发发生。以这种方式，它解释了物种的相对稳定性和可变性。拉马克主义源于法国科学家让-巴蒂斯特·德·拉马克的工作，他试图解释进化机制，认为物种的转变是由于许多个体同时适应共同的环境刺激而发生的。

[2] 本世纪早期遗传学和进化论之间似乎存在某种紧张关系，因为遗传学似乎强调稳定性而牺牲了发展。然而，随着遗传学的发展和变异过程更加清晰，其解释力扩大了。
[3] 卡默尔接受了这个职位。然而，为他的书籍和设备返回维也纳后，他面对说明他在一个关键实验中欺骗的证据，最终开枪自杀。参看Arthur Koestler's biography of Kammerer, The Case of the Midwife Toad (London, 1971).
[4] 在一篇题为《科学和价值：20世纪20年代德国和俄罗斯的优生运动》的文章中，劳伦·格雷厄姆表明，在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是优生学家和拉马克主义者，和这两个群体中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十年后，两国的这种情况，被遗传学和优生学理论与保守政治观点联系起来的情况取代，而拉马克主义理论与左翼政治观点联系起来。（《美国历史评论》，1977年12月）。

[5] 有趣的是，李森科从未成为共产党员。
[6] 新的遗传理论并非逻辑地和必然地来自他的农学技术。
[7] 基因型是传递给个体的复杂遗传性基因。表现型是个体表现的特性的总和，是遗传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8] 苏联最高法院于1955年（苏共二十大之前）追悼了瓦维洛夫。
[9] 这三人都在死后平反，许多其他生物学家和农业专家也死于此时。

[10] “李森科事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直到1948年，李森科主义才达到顶峰。那年的决定性对抗导致官方认可李森科的观点并相应地压制遗传学家的观点。然而，在几年之内，斗争再次恢复。这是苏联历史上极其旷日持久的事件，其复杂的政治、科学和哲学因素正在发挥作用并需要进行分析。关于李森科的争议有很多相关著作。最著名的是：David Joravsky, The Lysenko Affair (Cambridge, Mass., 1970); Zhores Medvedev, The Rise and Fall of T. D. Lysenko (New York, 1969); Loren Graham, "Genetics," i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in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1973); and Dominique Lecourt, Proletarian Science? The Case of Lysenko (London, 1977).试图分析李森科主义的最有趣的文章包括：Richard Lewontin and Richard Levins, "The Problem of Lysenkoism," in The Radicalisation of Science (ed. H. Rose and S. Rose) (London, 1976), and Robert Young "Getting Started on Lysenkoism," Radical Science Journal 6/7.

为李森科辩护者可以休矣

最后几段作者进行了一堆哲学归因分析，
让人看的云里雾里，
而且有继续为以政治标准评判
和决定学术问题结果的错误做法
进行辩护的嫌疑。
个人不完全认同最后几段观点。
可能是作者需要为斯大林挽尊吧。
实际上就是斯大林在1930年代
为苏联工业化准备打二战
在收集农业剩余支持工业方面
搞了极其杀鸡取卵的农业政策，
以农业集体化模式完全剥夺了农民
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支配权和议价权
导致苏联农业因此一蹶不振，陷入危机。
斯大林拒绝调整农业集体化模式
传统遗传学又给不出
短期内提高农业产量的方案
而这时候李森科这个学术骗子
声称他能办到，并煞有其事的
展示了他的“成果”和“奇迹”
（实际上大概率是弄虚作假的结果，
因为李森科学派都不尊重统计学方法论）
所以就得到了斯大林的赏识和重用。
并能因此打击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

而且“科学不可能与政治及意识形态完全脱钩脱节”这个观点，和“政治与意识形态应该可以决定自然科学问题本身的答案与结果，以及不同答案与结果的对错”这个观点完全是两回事，两码事，切忌被一些人玩文字游戏，又给绕回李森科主义者们设置的话语陷阱里。

“自然科学与政治不可能脱钩”≠“自然科学问题的答案与结果的对错应该由政治决定”，把这个不等式列出来，免得李森科辩护者又来浑水摸鱼。

好比每个人都和自己的家人亲人关系密切，但是即使是一个人关系密切的家人亲人，也不能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剥夺这个人的人身自由或通信自由，否则就违法了。

nb，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