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地红娘这登记，承诺一个月内闪婚。
然后被带到贵州贵阳，花果园之类的。
交30万彩礼，娶一个贵州老婆。
三个月内妻跑跑，人财两空。

其中，四路人马的构成。
啃老光棍男这边，彩礼全是父母的血汗钱。（下一条详细说理由 ）
本地红娘这边，负责拉人到贵阳，和贵阳红娘通气。
贵阳红娘，负责伪造资料，拉女的入伙，征信报告婚史其他什么的，全是假的。
贵州女方，离婚或者没离婚，有些从事风俗行业，但一定是欠一屁股债的。一般在10万以上。

为什么说大龄剩男的彩礼钱都是父母的血汗钱呢。
非常简单，因为这种动辄三四十万的开支，如果是大龄剩男自己挣的。
他就不可能做一个大龄剩男。
存够三四十万需要一个人具备相当的能力和社会性，这就代表此人已经具备成家立业的条件。
所以他就能够在社会性活动中完成结婚这件事。
只有完不成，通过父母储蓄作弊，又害怕别人发现自己无能的人，才会寄希望于闪婚。
闪婚闪婚，闪了之后女方就不太好离婚了。
所以这些大龄剩男本身一开始也就是抱着让别人先进笼子不好跑出去的心态来的。
只不过没想到别人的笼子更大，哈哈。

当然，以上这些你们在抖音上刷到过了，不算什么太超前的发现。
其实我们的法律是有严重漏洞的。
贵州这帮骗子团伙正是抓住了这个漏洞，标准化运行，然后实现暴富。
这里不禁要问，如果法律存在漏洞，是否有人能够进行人为的修正？
答案是，大概率不可能。嘿嘿。

我们说下，什么叫做人为的修正。
很简单哈，就是在法律无法保证自己的权利，但确实存在明显的不公正情况下，通过最原始的方法实施惩罚。
比如教父1里面把对方的爱驹杀掉。
也就是不还彩礼我杀你。
但是基本上这样的情况不会实现，为什么呢？
因为这帮没有办法结婚，通过父母转移支付作弊的男人，睾酮不足。
我可没胡说八道哈，睾酮影响一个人的意志力，上进心。从某种程度上说，事业的失败本身就是身体激素失衡的体现。
他们没胆，是怂包！
那个骗他的负债捞女都比他有胆，你以为人家不知道干这个事要背负什么风险吗？
为母则刚，人家有生命力的，为了负债不被拖垮，为了下一代上学。
用尼采的话说，弱者的道德就是为了削弱强者。而强者即为生命力的体现。
那么大龄剩男才是最弱的那一个，他们发出的声音本身就是可笑的。
他们甚至不敢拿起刀去找麻烦！作为有两个睪丸的男人。

吃定了你不敢，你敢就不会混成这样了。
仿佛之前那个智障但有300万的女人，不被这个人骗，也会被其他人骗。
这个世界最大的差距是智商上的差距——罗永浩。
我是否同情这些大龄剩男呢，NONONO，完全不。
其实跟这种人生出来下一代也是一地鸡毛的结局。
我同情的是，他们的父母，如果这个钱不被骗，即使是一个无能的傻儿子。
还可以在世间温馨地生活几十年。
父母才是最可怜的，因为DNA连锁交换的随机性，诞生的难以修正的结果，使得他们的人生写上了最为悲伤的结局。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尼采是如何评价道德的。
现在，身为哲学家的你上了一辆公交车，车上所有座位都坐满了人。
车上有一个座位是专门为老年人设立的“博爱座”，不过现在，这个座位被一个年轻男人占据了。
这时，一位老奶奶上了车。她杵着拐杖，腿脚十分不便，很需要一个座位。
有一位小姐虽然自己也没有座位，但她很心疼老奶奶，于是大喊着让有座位的人们让座。
最后，一位男士起身让座（不是占据博爱座的那个年轻人），老奶奶如愿以偿，坐上了座位。
现在，身为哲学家的你心中突然出现一个问题:
以上这些人中，谁是“善”，谁是“恶”？
如果你是一个没看过尼采作品的普通现代人，你的思路大概会是这样的：
老奶奶为什么没座位？
因为一个年轻人把博爱座占据了；
年轻人坐博爱座犯法吗？
不犯法，法律没有对博爱座的归属权作出任何阐述；
这样看来，“博爱座应该让给老人”只是一种道德上的约定，是一种社会道德的约定俗成，
我们只能在道德上谴责这个年轻人，把他认定为“恶”，
相对的，为老奶奶积极争取座位的那位小姐自然就是“善”。
于是，身为哲学家的你得出结论：
占博爱座的年轻人是“恶”，应该被批判；
为老奶奶争取座位的小姐和让出自己座位的男士是“善”，应该被赞美。
可如果你是深刻理解尼采思想的现代人，你得出的结论将会与普通现代人完全相反。
你会对这位老人感到痛心疾首：
是谁侵犯了你的利益呢？是那位年轻人啊，他抢了你的座位。
专门服务于你的特设座位受到了抢占，你不去争取，不去理论，而要等到侵犯你自身权利的人自己去了解自己的错误，你才能拿回属于自己的座位权利，获得休息的权利，这不是一种虚弱无力的表现吗？
虚弱的不只是你的身体，而是你的灵魂。
而尼采穷尽一生，一直致力于批判这种“灵魂的虚弱”：当时基督教并非是现在这种温和的宗教，事实上，为了维持绝对的权利，它对当时的人民和思想者采取了无休无止的宗教迫害。基督教宣扬仁爱、隐忍、服从，其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它的统治。
尼采的核心观点之一：生命本身即是权利意志。如果让尼采本人来定义“善恶”，那大概率会是：以人的权利意志的增强为“善”，以人的权利意志削弱为“恶”。
让我们回到公交车上：倘若年轻人一直不让座，那老人是不是一直不能坐上为她专设的座位？
权利被非服务群体侵占，这在现代的我们眼中就是一种“恶”，
可基督教就偏偏认为这是一种善，不与人相争的谦让的善。
为善，前提是要自己承担痛苦，所以否定了人自身的意志力。
尼采认为：凭什么要靠削弱自身意志力量，来证明善？
而且那位小姐还自作主张要给老奶奶争取座位，
也许这位小姐是出于好心，但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正在享受自己正当权益的先生，被迫出让了自己的权益，把自己的座位让给老奶奶。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那位小姐确实出于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剥削他人的利益，用于填补其他人的利益，
这位小姐此时就是用于剥削、压迫其他人的工具，是毫无疑问的“恶”！
那让出自己座位的那位男士，总该是“善”了吧？
恰恰相反。
他让出座位这个行为，本质上是对占座年轻人这种行为的纵容，因为他自愿接受剥削，否定了自己的意志来“为善”，让出了自己本不用让出的座位，所以也是“恶”！
那么，我们似乎发现富有同情心和怜悯心的小姐和男士都是“恶”，那谁又是“善”呢？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为“善”的那个人，就是你呀，看似“冷漠”的哲学家。
你和其他有正当座位但坚持不让座的人，都是“善”。
你们坚持着自我的生命力，承认自身意志力和权利，没有容忍恶者，拒绝了恶者的剥削。
你们认为老奶奶才是最大的“恶”，虚弱者，是为恶。否定自身意志力，放弃争取自身权利者，是虚弱无力的，是堕落和退化的代名词。
以上摘取自——尼采为什么批判怜悯心和同情？ 答主：狐狸

扩展说一下，其实基于“无路可走的人背负风险实施犯罪活动”已有多种模板。
这种负债捞女甘当诈骗犯是一种。
最近几年出来的背债人是一种。
最近还有一种新型的。
以放款的名义，找一个走投无路的猪头，去淘宝或者闲鱼租一个贵重物品，相机手机之类的，然后转手直接寄到放款人这里，打钱。
走投无路的猪头背负风险，但无所谓，相机被直接卖掉套利，放款人比猪头获利更多。
这里有一点非常值得玩味，以后我也会详细出一期讲，2025年之后我们到底在淘汰什么， 选择什么。

这一点是人们长期忽略的，就是剧烈变迁中的风险定价权和超额套利空间。
以前只认为一个品牌做大，可以溢价出售，认为会为好的东西额外付费。
但其实，在变坏的事情中，这种溢价会高得多。
不难发现，明明是偷相机的人承担了最大风险，明明是嫁过去的捞女最有可能被杀，明明是背债人最后可能坐牢。
他们拿到的却不是最多的，远远不如设计这个流程的幕后操盘手。
这里就呈现出了我说的问题，每个人在堕落的时候，是失去理智的，这里面就有超额的套利空间。
因为风险承担者的无知与让步，使得流程制订者可以大幅套利，这样的恶行就会愈发猖狂。
所以说啊，这出现了一个两难的问题。

我们到底应该通过法律条款的完善，去规定流程制定者的责任，还是像尼采说的那样，弱者是不具备生命力的体现，此处不栽跟头别处也会。
我的观点是分两方面看，相机流程、背贷流程这些事情应该是从规则制定方向去避免发生，因为平台方本身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伪造的流水，收入，比如为什么租相机可以不要押金？
如果是彩礼，我比较赞同尼采的观点，羸弱的人，本身就是一个祸害，他们不是道德鼓励的善，恰恰是道德贬损的恶。他们没有能力去维护正常的婚姻，没有能力去制衡对方的谎言和欺骗，甚至出发点就是不对的。往往一些两难和矛盾就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生命力上的弱不是一种保护的理由，曾经强过（老人）和未来会强（小孩）才是应该保护的，我们的道德保护的是生命力，而不是单纯的弱。
所以理想的解决方案，应该是有人杀几个骗婚捞女，以促使捞女对堕落构成风险进行重新评估（这个很难了，他们有睪丸但睾酮不足）。对组织获利较大的流程制订者追究法律责任追讨获利。如果捞女行为上没有明知是骗局，也没有预谋自己马上就会跑路，对捞女不做任何处理。
弱者本身就是一种祸害，坏事总是发生在他们身上，如果和相机、背贷一样实施完全的保护。我们又在保护一种什么东西呢？
一个一事无成靠父母养老钱作弊娶媳妇的老光棍？一个建立伊始就注定鸡飞狗跳的家庭？注定诞下就是痛苦MAX的子嗣？婚姻是可以买卖的不良风气？
羸弱本身就是一种恶，他们不应该被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