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之美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把劳动价值分成了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分别对应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价值是活劳动创造的，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只能转移价值。
物化劳动的对象是生产资料，准确的说是能够形成固定资产的劳动产品，从事这部分劳动的劳动力不创造价值。举例来说，一个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6年之后，资本家从拥有1座厂房，变成拥有两座厂房。
6年的时间，活劳动创造出来的是生活资料，物化劳动创造出来的是生产资料。既然生产资料给了资本家，物化劳动的价值必然不在生活资料的价值里，但是从事生活资料的活劳动，依然要养活从事生产资料的劳动力，这部分生活资料就被称为剩余价值。
生活资料的剩余价值，必然等于生产资料的劳动力价值，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成，物化劳动的价值转移到了最终产品的价值中去了。
马克思在分析两大部类关系的时候，建立了价值关系的会计学公式：W=C+V+M，这个C被理解成物化劳动的价值转移，也就是折旧。这样，价值=折旧+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折旧从剩余价值中分裂了出来。这是会计学的方法，实际上，折旧就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真正的价值只有两分法。
1932年，库兹捏茨正式提出国民总收入，用的就是价值两分法，即国民总收入=投资+消费，其实就是指国民总收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马克思的价值两分法，是从活劳动的身上，看价值的两分；库兹捏茨的价值两分法，其实是把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创造的价值都算成是价值。
库兹捏茨的国民总收入，后来发展成GDP,增加了政府购买和净出口，但是核心框架依然是投资+消费。站在价值计算的角度，GDP是劳动时间的重复计算，不科学；站在实用性的角度，GDP全面统计不同部类的产品价格，方便进行国民经济的统计。
所谓的对称，就是指价值两分法之后，从事投资的劳动力和从事消费的劳动力之间，存在劳动力价值总量均等的关系。

简洁之美
按照定义，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可变资本。根据本人的研究结论，剩余价值就是生产资料的劳动力价值，可变资本就是生活资料的劳动力价值。这样，剩余价值率就是两大部类的劳动力价值之比。
如果剩余价值率经常波动，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必定动荡。现实中的劳动力，具有一定的职业稳定性，特别是两大部类之间，职业间的距离很大，不可能你今天在钢铁厂炼钢，明天就去工地搬砖。
社会总是不断前进和发展的，技术的进步会带来效率的提升，效率的提升会释放多余的劳动力，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就会增值。释放的劳动力成为社会闲置劳动力，闲置劳动力找到新的工作后，就会创造新的劳动力价值。新的劳动力的价值就是全体劳动力的价值增值。
假设原有的剩余价值率是x/y，释出的劳动力价值是a，新的剩余价值率就是（x+a）/（y+a)。通常，这两个剩余价值率不等。要想产业结构稳定，需要x/y=（x+a）/（y+a)。只有x/y=100%，剩余价值率才能保持不变。
正常情况下，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不考虑设备的物理性损耗，6年后设备可以翻一番。理论上，如果存在人口红利，产量也可以翻一番。72÷6=12，经济增长率就是12%。
如果没有人口红利，只能用新设备换旧设备。投资1台新设备，要求6年收回投资，新设备的价值就是每年节省下来的工人价值的6分之1。
也就是说，6个工人工作6年之后，就可以节省出来1个工人，节省出来的钱恰好可以买1台新设备。经济增长率是之前的6分之1，12÷6=2，经济增长率就是2%。
设备更新的目的，是提高效率，它是另类性质的投资，6年收回设备投资是工厂投资的底线，低于6年，资本会选择扩张性质的投资，或者流入其它产业，比如说第三产业，以维持静态投资回收期6年。这样，2%的经济增长率就是最低经济增长率。
如果根本就不做设备的更新，将投资全部进行扩大再生产，经济增长率就是12%。因为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所以最大经济增长率就是12%。
静态回收期6年，是重工业的建设周期决定的，受技术制约，相对稳定。全世界百年来，平均利润率基本不变，就是受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变的影响。
毫无意外，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在12%到2%之间变化。如果有人口红利，你就选择12%；如果没有人口红利，你就接受2%。前者多是发展中国家，后者多是发达国家。
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特征，说明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增长率是国家的政策可选项。就业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超过技术进步或者效率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前者是12%那个梯队的，后者是2%那个梯队的。
经济增长是工业化国家的特权，需要建立一定的工业化的基础，应该拥有一定的工业技术，并且需要排除经济危机的干扰，能够正常进行资本的积累。这里的推算过程，还忽略了固定资产的物理磨损。种种特殊原因，导致资本未必能做到6年翻一番，这会对实际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
借助投资和消费的对称性，我们会发现原本很复杂的经济增长，包括争议了很久的内生增长和外生增长，居然可以化解为很简单的算术问题。这难道不是经济学的简洁之美吗？

统一之美
均衡价格理论和边际效用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框架，那个时候人们还不知道这套理论是管不了宏观经济的，直到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的出现。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分裂为宏观和微观两大板块。这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无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一样，并没有宏观和微观之分，经济学家们推小及大，认为宏观和微观都适用同样的逻辑。这并非是我们统一了宏观和微观的规律，而是我们过去的视角还没有触及到。
以剩余价值率为例。剩余价值率100%，是宏观经济的要求。只有剩余价值率为100%，产业结构才稳定。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平均每10年就会爆发一场经济危机，就是因为剩余价值率小于100%。
从1893年到1929年，美国有36年的经济危机空窗期，1911年正好居于中间。恰好是这一年，美国的重工业追上轻工业，相当于剩余价值率为100%。
微观经济的层面，在工厂不断追求效率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越来越高，当它偏离100%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势必再度触发引经济危机。
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这种剩余价值率大于100%的经济危机，远比19世纪的经济危机更严重。
宏观要稳定，微观要效率，到底是谁服从谁呢？有没有一套机制，同时能满足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两方面的要求？
爱因斯坦曾说，对称是自然规律的终极简洁性与和谐性的体现，也是所有基本力的共同根源。
杨米尔斯理论正是这一思想的延伸，它用同一种对称逻辑，统一了除引力外的强、弱、电磁三种基本力。杨米尔斯理论远比宇称不守恒的意义更大。用杨振宁的话说，对称性支配相互作用。
剩余价值率100%，正是经济学的对称性，它对于宏观和微观经济具有最后的支配作用。
剩余价值率大于100%的时候，剩余价值大于劳动力价值，导致更多的劳动力涌入投资性生产领域。为了防止这一动荡趋势的蔓延，社会衍生出一种机制，社会闲置劳动力大量向服务业转移。
假设：没有服务业之前，重工业（投资）120人，轻工业（消费）100人，剩余价值率为120%；有了服务业（面向消费者）之后，重工业是110人，轻工业100人，服务业是10人。
从工业的内部看，剩余价值率是110%；从工业的外部看，剩余价值率是110:110=100%。
内部的剩余价值率，就是微观层面的剩余价值率，代表着工业内部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
外部的剩余价值率，就是宏观层面的剩余价值率，代表着对称，也就是投资=消费。
内部的剩余价值率，是重工业分配生产资料的比例，例如，重工业有210台设备，按照剩余价值率110%，就要分给重工业110台，要分给轻工业100台。
外部的剩余价值率，是轻工业和服务业分配它们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的比例，例如，两者创造的价值是220元，按照剩余价值率是100%，就有110元分给重工业的劳动力，110元分给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
随着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内部的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服务业对应，外部剩余价值率将大于100%。此时，投资大于消费，经济结构又不稳定了。
此时，就不能只对消费端动手，还要对投资端动手。这个方式已经超出市场规则的范畴，需要政府的直接干涉。具体说，就是要用政府的钱，买下一部分投资，以维持新的经济平衡。
新的价值公式：总投资的价值-政府投资的价值=消费的价值。换个分产业的表达公式：重工业-政府投资=轻工业+服务业（消费）+农业。
政府投资，其实就是对总投资的修正。修正之后，投资=消费，维持了经济体的对称要求。
1929年的那场经济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大力推行罗斯福新政，大量投资基础建设，大力建设社会服务体系，进而推动了美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从此，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消失了。
从简单对称到复杂对称，是我们统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核心密码。不断壮大发展起来的服务业，看似是消费者的主动选择，其实蕴含了经济学中对称的必然逻辑，是对经济学统一之美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