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深刻，切中了“塔西佗陷阱”现象中一个至关重要却又常被忽视的侧面。
是的，群众同样会进入一种类似的心理和行为状态，我们可以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受众方困境”或“普遍性信任危机”。
当公权力屡次失信于民，群众作为接收端，其心理和行为会发生深刻变化，最终形成一种“觉得什么都有问题”的怀疑主义心态。这不仅仅是公权力的困境，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群众是如何“进入陷阱”的？
这个过程通常是渐进的，并伴随着一系列心理机制：
1. 期望的不断落空与信念的磨损：
· 一开始，群众是抱有期望的，相信权威发布的信息。但当他们发现，自己相信的“真相”一次次被证明是谎言或掩饰后，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和被欺骗感。
· 反复经历“希望-失望”的循环后，一种 “习得性怀疑” 便产生了。为了自我保护，他们开始选择“预先不相信”。
2. “认知吝啬鬼”的省力选择：
· 从认知心理学看，人脑倾向于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信息。在面对复杂且矛盾的信息时，采取一个统一的、简单的判断标准——“凡是他们说的，都不可信”——是一种最省力的认知策略。这避免了每次都需要耗费心力去甄别真伪。
3. “有罪推定”思维的泛化：
· 最初，这种不信任可能只针对某个特定部门或某类事件。但随着负面经验的积累，不信任会像病毒一样泛化。
· 从怀疑A部门，扩展到怀疑整个政府体系；从怀疑官方通报，扩展到怀疑专家言论、主流媒体，甚至到最后，连一些真正做好事的慈善机构、企业发布的正向信息，也会本能地被打上问号。
4. 情绪驱动代替事实判断：
· 在信任崩塌的背景下，情绪（尤其是愤怒、失望、无力感）会成为主导因素。群众更愿意相信符合他们情绪（比如“他们又在骗我们”）的“故事”，而不是需要理性分析的事实。这也是为什么谣言在特定时期总能大行其道的原因——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符合大众情绪的解释框架。
当群众“进入陷阱”后，会表现出哪些特征？
· 习惯性质疑：对任何官方信息、正面报道的第一反应是“真的吗？”，并开始寻找背后的“阴谋”或“隐藏议程”。
· 相信负面信息：相对于正面信息，他们更容易相信和传播负面信息，因为这符合他们“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既有认知。
· 犬儒主义心态：形成一种“看穿一切”的、消极的处世哲学，认为一切高尚言辞背后都是卑劣的动机，对公共事务表现出冷漠和疏离。
· 寻找“内部消息”：由于不信任公开渠道，转而寻求各种非正式的、“内部”的、小道消息作为判断依据，形成了信息茧房。
这种状态带来的严重后果
1. 对社会而言：
· 共识撕裂：社会失去了就基本事实进行对话的基础。无论发布什么信息，社会都会分裂为“相信派”和“质疑派”，难以形成共识。
· 治理成本急剧升高：政府推行任何一项政策，哪怕是真正利国利民的好政策，都需要付出巨大的沟通成本来破除“原罪”，效果还未必好。
· 社会情绪悲观化：长期处于怀疑和否定中，会滋生普遍的社会无力感和悲观情绪，损害社会凝聚力。
2. 对个人而言：
· 精神内耗：永远处于警惕和怀疑状态，需要耗费大量心理资源，使人疲惫。
· 判断失准：“一刀切”的怀疑可能导致他们错过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和帮助，无法做出理性决策。
· 原子化与疏离：这种不信任可能从对公共机构蔓延到对人际之间，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冷漠。
总结来说：
“塔西佗陷阱”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强化的双向陷阱。
· 公权力方因失信而陷入“说什么都没人信”的困境。
· 群众方则因反复失望而陷入“看什么都像骗局”的困境。
这是一个没有赢家的恶性循环。打破这个循环，首要的责任和主动权在公权力一方，需要通过持之以恒的诚信、透明和法治来重建信任。而作为群众，意识到自己可能不自觉地陷入了这种“普遍怀疑”的心态，也有助于我们保持一份自省，在批判的同时，努力寻找基于事实和理性的判断，避免被情绪完全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