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人1：
好，有持不同意见的同学吗？或者说，你准备一下，下一个接着讲。你可以支持之前同学的观点，也可以反对，之后我们再请下一位同学发言。好了，可以了，麻烦把窗帘拉一下。
（稍作停顿，待窗帘拉好后）刚才又有几个同学申请加课，我想说加课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大家一定要保证直播课的学习质量。要是一直扣分，甚至最后不让你们参加期末考试，那加课也白搭，还浪费自己的时间和心情。你们看现在课堂上，大概走了四分之一的同学吧，这边座位基本都空了。
（清了清嗓子）这里说明一下，这节课刚开始可能大家没太进入状态，慢慢有人退课后，反而越来越有讨论的氛围了。刚才有位同学分享了他对女权组织的看法，他觉得有些女权组织的做法很糟糕。对了，后门锁上了吗？（确认门锁好后）
现在，有没有同学想对他的观点做个回应？我们来深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想发言的同学举手时举高一点，你们坐得太密集了，我看不清。还有，发言的时候声音大一点，要是觉得声音不够，也可以用话筒。

发言人2：
我觉得有些所谓的“女权”，本质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不是之前说的“精致利己”。这种人追求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平等权利，也不是真正的个性解放，而是希望自己的利益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在我看来，这种行为就像在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上，试图制造矛盾、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

发言人1：
所以你认为他们是“极端利己”，而不是“精致利己”，对吗？
发言人2：
是的。有些行为我个人能理解，但“极端女权”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希望别人都处于自己之下，用“追求个性”当借口，行利己之实。
发言人1：
嗯，有道理。那接下来，有没有女同学想发表一下观点？
发言人2：
作为一个女生，我完全无法认同“极端女权”。其实“女权”的概念很容易被模糊，我们最初站出来争取权益，初衷是为了“平等”，不是为了把女性的身份地位抬到男性之上，也不是觉得男性在社会上占主导就是“压迫女性”，更不是要反过来“压迫男性”。真正的女权，应该是“男女平等”，是让男女在社会中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发言人1：
好，谢谢这位同学，说得非常好。还有没有同学想补充？来，举手的那位同学，你来说。
发言人2：
我觉得现在“极端女权”的声音能被放大，和社交媒体的推送机制有很大关系。各种算法推荐会专门挑那些碎片化、情绪化的内容推给用户，比如放大男女之间的矛盾、渲染“不公平”的情绪。其实现实中很多所谓的“性别对立”，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一到网上搜相关话题，全是极端个例被无限放大。说白了，就是利用科技手段挑动性别对立，制造矛盾。
发言人1：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算法确实会在无形中强化某些极端观点。还有吗？再找一位女同学发言吧，咱们班上女同学这么多，大家都可以说说自己的想法。来，主动一点，不用等我点名。
发言人2：
我觉得我们首先得明确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行为算“极端女权”？这是我们讨论的核心。比如有些观点说“35个80后群体形成的认知会影响对女权的判断”，但到底哪些行为、哪些观点属于我们今天要批判的“极端”？刚才几位同学的发言都提到了不同角度，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把“极端女权”的定义理清楚。
（看向其他同学）刚才这几位同学有没有要补充的？

发言人1：
还有同学提到“计算模型”，你们所说的计算模型具体是指什么样的模型？
发言人2：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我之前看过一个韩国的新闻，里面提到类似的问题：正常行使女性权利没问题，但不能把自己的权利建立在伤害他人权利的基础上。一旦超过这个范围，就可能走向极端。

发言人1：
对，你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追求平等是合理的，但不能把自己的自由和平等建立在侵害别人权益的基础上，这就是“极端”的边界之一。还有其他同学对“极端女权”的定义有想法吗？每个人都可以说说自己的理解。
（稍作停顿，见无人立刻发言）我正好是研究宗教极端主义的，其实“极端”这个词，不管放在哪个领域，核心逻辑有相似之处。比如之前新疆的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它和中亚、中东国家正常的伊斯兰教不一样——极端主义者认为，伊斯兰教诞生前300年的教义是“正教”，300年之后的全是“伪教”。那前300年的教义是什么样的？他们主张追随穆罕默德时期的“原始教义”，甚至有一些极端做法，比如用尿液洗脚洗澡，小偷被抓住就剁手，通奸者被石头砸死。
你们觉得“剁手”“用石头砸死”算极端吗？当然算，我们现在是文明社会，小偷犯错了，依法坐牢就行了，为什么要伤害他的肉体？所以宗教极端主义的明确定义是：把自己的宗教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人。比如早些年在新疆，要是有女生穿短袖，宗教极端分子就会用小刀划烂她的胳膊，理由是“不检点”。
但大家要清楚，个人自由和“强加于人”是两回事～——如果一个人自己想把全身包起来、不出门，那是她的个人选择；可要是她要求所有人都像她一样包起来，那就不对了。就像我上课，要是我要求大家提前5分钟到教室，这合理；但要是我要求你们头天晚上11点就来教室等着，不来就扣分，那你们肯定会觉得我有问题，对吧？
刚才有同学举了韩国的例子，大家其实可以去搜搜相关文章——韩国曾经是女权运动比较活跃的国家，但后来“极端女权”泛滥，反而引发了“极端男权”的反弹，整个社会陷入性别对立，对国家发展影响很大。真正的女权，应该是向社会制度、向不公平的规则要平等；但现在中国的一些“极端女权”，恰恰放弃了向制度、向西方的不公平现象争取权益，反而把矛头对准中国男性，制造性别对立，这就是问题所在。

发言人1:而且我要强调，“极端女权”到最后，伤害的还是真正的女权。你们看网上的新闻，有女生诬告男性“偷拍”，一旦被诬告，男性往往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和对方互殴，最后被行政拘留15天；要么不反抗，被网暴“社死”一辈子。这种情况对女性群体好吗？不好。因为它会让大众对“女性受害者”产生怀疑，等到真正有女性被偷拍、被侵害时，反而没人相信，导致维权无门。
还有两个现象很明显：一是面对外国人侵犯女性的事件，这些“极端女权”往往沉默不语；二是拿着“放大镜”盯着中国男性，一点小事就上纲上线。比如之前武大的一个案例，男生确实有问题，但后续处理中，有人违背法治精神，要求男性“自证清白”——法律的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现在却变成“被指控者要证明自己没罪”，这完全不合理。
比如一个女生说我偷拍她，按照法律，她应该拿出我偷拍的证据，而不是让我证明“我没偷拍”。正确的做法是先报警，警察来调查时，她提交证据，我配合调查。可现在有些情况是，女生不分青红皂白，拦住男性要求脱鞋、脱衣服检查，这和以前超市保安怀疑顾客偷东西就逼人家脱衣服有什么区别？本身就是侵权行为啊！
我不想让中国沦落到韩国那种地步——韩国的“极端女权”甚至宣扬“不生孩子，为什么要给男人生孩子”，可要是一个民族都不生育，长期下去会怎么样？西方其实很希望中国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大家要区分“平等”和“正义”：平等之上还有“正义”，没有正义的平等不是真平等；反过来，没有平等的基础，正义也不是真正义。比如在工地上，要是要求男性和女性都搬500块砖，表面上是“平等”，但男性搬500块砖没问题，女性搬500块砖可能半条命都没了，这能叫“正义”吗？

发言人1:过去三年发生过很多起偷拍事件，真正需要“女权”站出来发声时，那些“极端女权”去哪了？反而在欺负弱小男性的时候，声音比谁都大。你们以为被偷拍的只有女生吗？男生也有被偷拍的情况，只是很少被关注。“极端女权”却把“偷拍”说成“只有男性会对女性做”，这本身就是偏见。
所以不管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都要明白：维护公平正义，首先要守住“谁主张谁举证”的底线，不要陷入“自证清白”的陷阱。要是有人指责你，先让他拿出证据；想看你手机，就报警，到派出所后再配合调查，同时保留好证据，要是对方诬告，还要让他承担责任，比如公开道歉。别在公共场合闹成“几个女生围着一个男生指责甚至动手”的场面，这种事情一旦被拍下来，很容易引发更大的对立。
我还看过一个视频：有个女生站在台风天里，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提醒她“别站在这，容易被砸到”，还伸手想拉她到安全的地方。结果女生录下视频，开头就说“他摸我”，然后哭得惊天动地，诬告老人骚扰。人家老人是好心，却被这么污蔑，这就是“极端女权”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几年前，有个学员毕业后，师门里有人说我对她“性骚扰”，后来才知道，所谓的“证据”只是我安慰哭的她时，拍了拍她的肩膀，让她别难过。你们觉得这算“骚扰”吗？这件事之后，我对和女生单独接触都很谨慎，甚至有些老师因为怕麻烦，不招女学生，这难道不是“极端女权”带来的连锁反应吗？

发言人2：
老师，您什么时候能讲回“国际传播”的内容？您一直在说自己的经历和对“极端女权”的看法，这其实是陷入了思维惯性——您在用自己的经验和老师的权力，把您的偏见嫁接到我们身上。这本身就是不对的，您这是失德失能。如果您真的尊重我们，要么回归课堂原本的逻辑，讲国际传播；要么就让我们下课。

发言人1：
我觉得这个讨论很有意思。我有上课的权利，你们也有离开教室、申请退课的自由。我承认刚才一直在重复“极端女权”的话题，但这也是课堂讨论的一部分。如果你们不爱听，可以选择下课，退课也可以，这些都是你们的自由。不过，现在课堂正在正常有序地讨论，你突然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不是也该想想：什么是“对立冲突”？你觉得我们该回到之前的课堂内容，具体可以说说，我们可以调整。

发言人2：
我之所以激动，是因为您掌握着老师的权力，可以定义“什么是合理的讨论”，然后把您的想法强加给我们，这就是一种霸道。我再问您一遍，您的师傅和师公是谁？（暗指对方的学术传承，质疑其观点的合理性）
发言人1：
今天的讨论都录下来了，之后我们会把视频剪出来，让专门研究相关领域的人看看，到底谁的观点更合理。你说我“霸凌”你，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但“霸凌”是你先提的，我们不用纠结这个词，重点还是讨论问题本身。

发言人4（吴景涵，班长）：
老师，我觉得您说的有一定道理，女权确实是国际传播的一部分，毕竟全世界都有女权运动。但我有个疑问：您把“男女对立”的责任归到“女权”身上，是不是有些不妥？讨论“极端女权”之前，我们得先给“极端”下定义——学界现在也在争论，“极端女权”到底有没有明确的边界。而且，女权本身有好有坏，您只说“极端女权”的缺点，却不提正常女权的好处，会不会让人觉得您已经站偏了立场，不是中立地讨论问题？
发言人1：
说得很好，这才是课堂讨论该有的态度。你叫什么名字？
发言人4（吴景涵，班长）：
我叫吴景涵，是班长。
发言人1：
吴景涵是吧？下课我给你平时成绩加1分。你继续说。

发言人4（吴景涵，班长）：
刚才那位同学可能比较激动，或许是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才会提到“霸凌”，我们不用太在意这个词。我想说的是，世界上确实存在性别不公平的现象，比如招工的时候——您之前说“不录用写女权文章的女学生”，这是不是一种偏见？还有，企业招聘时，会考虑女性有假期、孕假、生理期不舒服等情况，中小企业尤其在意：要是女性请假时间长，谁来顶替她的工作？这种“不录用女性”的不公平是真实存在的，而女权的本质，应该是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只喊口号。
发言人1：
你说的有道理。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极端女权”，不是正常的女权——正常女权的进步意义，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从国际传播的角度看，西方其实在把“女权”当成工具，用来制造中国的性别对立，干扰社会稳定，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这种被西方利用的“极端女权”。
你提到的“企业招聘”问题，其实可以用一个例子理解：911事件之后，美国海关对阿拉伯人加强检查，你们怎么看这件事？这和企业招聘面临的“成本与风险”问题是高度相关的。作为管理者，你有两个选择：一是只加强对阿拉伯人的检查，花10万成本；二是对所有人一律加强检查，花100万成本。你会选哪个？
从个体角度说，我有选择的自由，但从社会治理角度，要考虑“社会成本”。比如安检，要是对阿拉伯人安检20分钟，其他人10分钟，可能有人说“歧视”；可要是一视同仁，所有人都安检30分钟，大家又会觉得排队太久，浪费时间。这就是伦理难题——我们今天讨论“极端女权”，不是否定女权本身，而是要区分“正常女权”和“极端女权”，不要被后者带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