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肃，九原郡人，任骑都尉，属吕布麾下。在王允、吕布谋刺董卓之际，李肃随布参与其事。事后，吕布遣李肃“以诏命”征讨董卓部将牛辅。然李肃在交战中失利，《后汉书·吕布传》载其遂为布所杀。
此一记载颇值玩味。李肃虽为史书边缘人物，但其在刺杀董卓过程中已立下显著功绩。若仅因一败而即遭处死，似嫌过于仓促。学界通常以吕布“有勇无谋，赏罚不均”之性格解释此事，然此类说法未免流于刻板。吕布作为东汉末年屡建战功的军事领袖，其不可能全然缺乏政治权衡与军事思维。倘若他真以一战胜负论功罪，必将导致部下人人自危、将才尽失，显然与事实不符。是故李肃之死，或当另有政治动机，抑或牵涉军中权力斗争，而非单纯的“因败获戮”

《后汉书·王允传》记载：「允初议赦卓部曲，吕布亦数劝之。」由此可见，在王允与吕布接管洛阳朝廷后，二人均有意赦免董卓旧部，以安定局势。然传文又曰：「允谓此辈无罪，从其主耳。今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适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及「傕等恐，乃先遣使诣长安，求乞赦免。王允以为一岁不可再赦，不许之。」此数处记载略显含混，尤难以完全解释王允的决策逻辑。
从史实推断，王允在大政方针上确实承认赦免董卓旧部的必要性，盖因凉州军多为东汉王朝编籍之民，且人数逾万，既不可能尽行诛灭，亦不宜尽置于敌对地位。若骤行大规模屠戮，不但在现实操作上几无可能，亦将激化矛盾，反致朝局动荡。是以，王允与吕布皆不可能出于愚昧而全然拒绝赦免。

问题在于，当时政治语境下赦免的名义与时机颇为关键。王允所谓「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适足使其自疑」，表明他顾虑在政治修辞上难以处理：既要维持董卓“恶逆”之定性，又需安抚其部曲。若赦免理由措置不当，反可能引发军中猜忌。至于「一岁不可再赦」之语，或当理解为王允欲保持赦令之权威性与稀缺性，不愿频频下赦，以致朝令不行。
综上，王允的矛盾态度并非否认赦免本身的必要，而是折射出东汉末年政权在处理凉州军团时的政治困境：既需维持正统叙事的严厉性，又不得不承认军事现实的妥协性。

问题在于，为何吕布遣李肃征讨牛辅？史载「使皇甫嵩攻卓弟旻于郿坞，杀其母妻男女，尽灭其族」，足见王允与吕布之政策在董卓死后，确已决意铲除董氏宗族。牛辅为董卓子婿，自然被纳入“族诛”对象，此举并非单纯军事行动，而带有肃清董卓余脉、向天下示威的政治意图。
然而，牛辅部曲的性质则有所不同。正如《后汉书·王允传》所载，王允与吕布皆认同董卓旧部应获赦免。盖凉州军为国家编籍之兵，其人数众多，若悉数诛灭既无现实可能，亦将动摇朝廷的合法性。因此政策的核心在于：董氏宗族须灭，而其军队则应招抚。

据《后汉书·王允传》所载：「傕、汜等以王允、吕布杀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军者男女数百人，皆诛杀也。」由此可见，凉州军将董卓之死归因于王允与并州集团，导致凉州人与并州人之间出现严重对立。在此背景下，李肃与吕布同为九原郡人，均属并州籍。吕布处死李肃，极可能是出于政治斡旋之需，其目的在于向凉州军表明：并州人并非铁板一块，且愿以内部惩治的方式来缓和双方矛盾。这种“以同乡殉之”的做法，实可视为一场危机公关，试图消解凉州军“并州—凉州”对立的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王允并未选择通过“大赦天下”来化解危机。史载王允虽有意赦免董卓旧部，但终以「一岁不可再赦」为由拒绝了郭汜等人的请求。这一决策，虽可解释为维持政令权威与政治叙事的一种考量，却也使得安抚政策陷入矛盾：既要维持董卓“恶逆”的罪名，又必须争取董氏部曲的归附。在赦免未能落实的情况下，吕布遂需以牺牲同乡李肃的方式，作为安抚凉州军的替代方案。
综上，李肃之死不能简单理解为因战败获戮，而应置于刺卓余波、并凉矛盾与王允安抚政策的语境中。其背后折射出的，正是东汉末年权力集团在政治修辞与军事现实之间的艰难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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