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开国之初的局势，堪称“四面楚歌”。论及出身，司马睿只能算宗室疏脉，与西晋皇族的嫡系血统相距甚远，故而他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并不被普遍认可。更兼他平素为人“恭俭退让，不显灼然之迹，故时人未之识焉”，因此从一开始，司马睿就没有得到过江东本土大族的支持，甚至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还曾多次发动或密谋发动叛乱。
于是，作为南渡士族中势力最强的琅琊王氏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出身于这一家族的王导，堪称东晋立国的“元勋柱石”，想尽办法为司马睿笼络江东的本土大族。王导的堂弟王敦则在军事上对司马睿进行强有力的支持。他统率大军，以铁腕政策平定暴动，迫使江东大族不得不屈从于东晋朝廷，维持表面的顺服。
就这样，王导与王敦二人从文、武两个层面双管齐下，才让东晋政权得以在江东勉强站稳脚跟，磕磕绊绊地草创基业。而作为皇帝的司马睿，他很清楚，自己在相当长时间内只能跟南渡的世家大族合作，分享皇权，共治天下，以此来换取他们的支持，让自己能够坐稳皇位。
自东晋建国开始便广为流传的民谣：“王与马，共天下”，就是这种现状最真实的写照。

这份先天不足，一言以蔽之：“主弱臣强”。
可以说，终东晋国祚103年，主弱臣强的局面从未改变过，先是琅琊王氏，然后是颍川庾氏，紧接着是龙亢桓氏、陈郡谢氏。所谓的“豪门甲第”和“衣冠望族”，你方唱罢我登场，此起彼伏地掌控着东晋的朝政大权。身为皇族的司马家反倒越来越没有存在感，常年隐身幕后，根本没人在意皇帝到底是谁。
也正因为主弱臣强，皇帝不具备一言九鼎的权威，所以东晋的内部野心家频出，权力斗争始终未能平息。先有王敦发动叛乱，后有苏峻起兵犯上，东晋的首都建康在建国未满二十年的时间内，接连被攻破两次，几乎走向崩溃的边缘。
在这种国力损耗严重的现状之下，东晋王朝的北伐开始变得越来越尴尬。
平心而论，东晋建国伊始，南渡士族的精英阶层，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心怀恢复之志，对北伐抱有一份热忱。《世说新语》记载的著名典故“新亭对泣”，便是这种心态的最好体现：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要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世说新语·言语》

对东晋朝廷来说，光复中原，夺回故土，更是天然的政治义务。毕竟东晋作为西晋的正统继承者，如果不能做到为祖辈父辈一雪前耻，那么这个政权的立国合法性从何而来？朝廷内外的人心又怎么凝聚？
因此纵观整段东晋历史，“北伐”自始至终都是一以贯之的宣传目标。东晋的政治强人，如庾亮、殷浩之辈，只要掌握了一定的实权，就会把“北伐”当成是自己下一步的任务，为自己谋取名望。因此，关于东晋北伐的记载，也屡不绝书：
丞相睿闻长安不守，出师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资治通鉴·晋纪十一》
时石勒新死，亮有开复中原之谋，乃解豫州授辅国将军毛宝。——《晋书·卷七十三》
及石季龙死，胡中大乱，朝过欲遂荡平关河……浩既受命，以中原为己任……——《晋书·卷七十七》
当然，这些以喊口号为主的北伐活动，最后的结局往往都是武装巡游一番，然后转进回朝，空耗粮饷。
不过，当面对那些真正想要北伐的仁人志士时，东晋朝廷便会换成另一副嘴脸，对其口惠而实不至——嘴上极力支持，实际上态度冷淡，作壁上观。
例如“闻鸡起舞”的主角祖逖，他跟随司马睿刚刚来到江东的时候，就向司马睿进言“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试图说服司马睿全力支持自己带兵北伐，恢复中原。
那么司马睿是怎么做的呢？“给千人禀，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就给了祖逖供给千人的粮食和三千匹布，士兵和兵甲都没有，就让祖逖自己看着办。
等到后来祖逖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战果，恢复了大片中原失地之时，司马睿反过来派出自己的亲信戴渊来接替祖逖的位置，打算收割祖逖的战果，为自己对抗王敦积累力量。

而祖逖也因为司马睿的一系列行为而“意甚怏怏”，最终“内怀忧愤，俄卒于雍丘”，这年他刚满56岁，一代名将竟被自己人活活气死。
祖逖的命运，可以说是东晋王朝所有忠君爱国之士的缩影，他们为国家和民族殚精竭虑，却得不到执政集团的信任，反倒常常跟自己光复中原的理想一起沦为争权夺利的工具。于是乎，劣币驱逐良币，东晋王朝的野心家们逐步接过了忠志之士的北伐大旗，在他们眼里，北伐不光是崇高的理想，而是自己攫取权利的工具。
桓温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出身龙亢桓氏，家族的门第原本不算太高。但架不住桓温这个人才雄心狠，他年纪轻轻就做了一件大事，直接让自己的社会声望拉满了。
桓温的父亲桓彝，在苏峻之乱中被泾县县令江播谋害，死在了战场上，那年桓温只有十五岁，但是这个仇他却一直记得很清楚，于是在几年后，他伪装成吊丧的客人混到了江播的葬礼之上，把江播三个儿子全部杀光，灭了江家满门。
魏晋时期最讲究人物的风评，像桓温这种敢于以身复仇的孝子，相当符合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再加上龙亢桓氏虽不算高贵，但也绝对不是寒门庶族，于是桓温很快被司马氏皇族看上，娶了南康公主，成为晋明帝司马绍的女婿。

早早就名满天下，又成了驸马，获得了皇族的支持，公元345年，桓温接受了全新的任命：
（八月）庚辰，以辅国将军、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晋书·康帝本纪》
荆州是东晋半壁江山中，人口最为稠密，物资也最为丰富的辖区之一，可以说获得了荆州，约等于能够动用东晋大半的军事力量。成为荆州刺史的桓温，已然是东晋朝廷相当信任的重臣。
桓温在荆州刺史任上，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大功：收复川蜀之地，灭亡十六国中的成汉。
在进攻成汉之前，桓温预先做了相当周密的规划和部署。选择成汉是因为它距离东晋的领土较近，而且力量相对较弱，属于“软柿子”。并且此时成汉的末代国君李势为人残暴，荒淫无度，国内民怨沸腾，桓温率兵出征成汉，几乎等同于“吊民伐罪”，在大义名分上完全占据优势。

因此，这场灭国之战，总体打得非常顺利，从公元346年到公元347年，前后不到一年，成汉便束手投降：
“势遂夜遁九十里，至晋寿葭萌城，其将邓嵩、昝坚劝势降，乃面缚舆榇请命。温解缚焚榇，送于京师。”——《晋书·桓温传》
不得不说，桓温这一灭国兼收土之功，堪称东晋草创以来所未有，朝廷上下，对他也一改往日的笼络，而变得倍加忌惮。这很可能跟他的出身有关，按照著名史学家田余庆先生的考证，桓温的先祖正是三国末期“高平陵事变”中，跟曹爽一起被司马懿诛杀的大司农桓范。

当然对桓温来说，朝廷越是忌惮自己，自己反而越要表现出比朝廷更优秀的一面，以此来向世人证明，桓家取代司马家乃是天命所归。怎么办呢？最好的方式自然是北伐建功立业，把司马家丢掉的土地夺回来，最好能够光复中原，那自己当皇帝就更是顺理成章了。
不过很显然，桓温个人的能力，与他的野心背道而驰。从公元354年开始，至公元369年，整整15年时间，桓温一伐前秦，二伐姚襄，三伐前燕，几乎都是劳而无功，甚至还被反杀了好几次：
呼延毒帅众一万从温还。秦太子苌等随温击之，比至潼关，温军屡败，失亡以万数。——《资治通鉴·卷九十九》
真讨谯梁皆平之，而不能开石门，军粮竭尽。温焚舟步退。垂以八千骑追之，战于襄邑，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人。——《晋书·桓温传》
事后去分析桓温的失败，不难看出他在这三次北伐上，几乎是连续犯了相似的错误，那就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要知道，跟轻而易举便被消灭的成汉不同，桓温面对的前秦和前燕，都是数倍于成汉的大国。并且在桓温北伐之时，国势都处在上升期，前燕更是有慕容垂这样的一流名将，在用兵作战上明显优于桓温，此时的晋军，既没有国力上的明显优势，军事将领上更无法做到指挥才能的碾压，失败也就成了必然。
而在三次失败后，桓温也彻底放弃了在北伐方面取得军功，进而回转江南逼迫司马氏将帝位禅让给自己的想法。仅仅四年后，公元373年，桓温便病重而死。自此，东晋朝廷的北伐战略被彻底搁置，等到再次被捡起来，便是30年后的公元409年，刘裕北伐之时了。

跟桓温这种正儿八经的士族子弟截然相反，刘裕的成功之路算是不折不扣的“草根逆袭”。虽然历史学家陈寅恪经过考证，分析刘裕是二流士族出身，家境还算不上特别差，但是史书的字里行间并没有给刘裕留太多面子：
初，高祖产而皇妣殂，孝皇帝贫薄，无由得乳人，议欲举高祖。——《宋书·卷四十七》
刘裕家都已经穷到在他刚出生的时候就打算抛弃他了，那这个“二流士族”恐怕也是名不副实。
可想而知，出生于这种家庭，刘裕能接受的教育也相当有限，长大后也大字不识几个，跟社会盲流一样，整天混日子：
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恒以卖履为业。意气楚剌，仅识文字，樗蒲倾产，为时贱薄。——《魏书·卷九十七》
此时已经是东晋后期，在淝水之战中侥幸没被消灭的东晋，在目睹北方前秦崩溃后，自以为国势安稳、高枕无忧。于是世家大族开始把精力都放在内部的争权夺利上，国家的政治环境也日益腐败，于是在公元399年，东晋民间的野心家孙恩利用“五斗米道”掀起动乱，整个朝野上下为之震惊。
而这种环境对刘裕而言，恰恰是崛起的机会，于是他毅然去报名参加了东晋的核心武装力量北府军，并且在多次会战中屡立战功，一步一步开始成长为北府军中举足轻重的将领。
有句诗说得好：时来天地皆同力。孙恩之乱仅仅是刘裕辉煌人生的起点，靠着自己出色的军事才能，在孙恩之后，刘裕又先后平定了桓玄和卢循、徐道覆等人的叛乱。顺带一提，这个桓玄就是桓温的儿子，他对自己爹的野心迟迟未能实现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想要趁着东晋国力衰退，起兵完成老爹的“理想”，没想到给刘裕送了人头。

到了公元409年，刘裕已经成为东晋王朝实际上的顶梁柱了。这种人生的变化，也让刘裕的心中，涌现出了跟曾经的桓温一样的野心——彼可取而代之。
这样的想法，从《宋书》这三条记载中，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穆之曰：“昔晋朝失政，非复一日，加以桓玄篡夺，天命已移。公兴复皇祚，勋高万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位大勋高，非可持久。公今日形势，岂得居谦自弱，遂为守藩之将邪？”——《宋书·卷四十二》
六月，更授公太尉、中书监，加黄钺。受黄钺，余固辞。——《宋书·卷一：武帝纪》
天子复重申前命，授太傅、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宋书·卷二：武帝纪》
《宋书》中的这三个记载都在刘裕正式北伐前，比较能够具体表现出刘裕此时的野心。第一条记载，虽然说这话的人是刘裕的头号幕僚刘穆之，但谋士出主意，往往会按照主公的心思走，刘穆之点名了刘裕此时面临的处境：
“位大勋高，非可持久。公今日形势，岂得居谦自弱，遂为守藩之将邪？”你现在的地位和功勋，已经功高盖主了，难道还能当一个守卫边疆的将领吗？
至于第二和第三条记载就更耐人寻味了，第二条记载里，东晋朝廷赐给刘裕太尉和中书监的官职，但刘裕却拒绝了，只留下了“黄钺”这个赏赐，“黄钺”是什么？《尚书·牧誓》中记载：“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也就是说“黄钺”象征着专断一方的权力，一定程度上可以另立朝廷，自行其是而不完全依托于朝廷的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