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那年的秋天，她转学去南方的前一晚，把一瓣桂花糖塞进我书包。“等你考上重点高中，我就回来找你。”她站在站台的路灯下，围巾被风吹得猎猎作响，眼里的光比星星还亮。
我们的异地恋从邮票和电话开始，她会在信里画南方的木棉花，说雨季教室里的墙会渗出水珠。我把月考的成绩单折成星星，在电话里数着还有多少天能在暑假见面，那时的距离像一根细细的线，我们攥着两端，以为只要用力就能拉得更近。高一的暑假，她却说要补课，不能回来，电话里她的声音很轻，带着我从没听过的疲惫。“是不是生我气了？”我追问，她笑着说没有，只是南方的太阳太烈，把精力都晒没了。可从那以后，她回信的间隔越来越长，电话里的沉默也越来越多。冬天的时候，她突然发来短信“我们分手吧。”我冲到电话亭，打了十几个电话她都不接，最后接通时，她的声音冷得像冰，“我在这里有了新的朋友，我们早就不一样了。”我呆呆地握着听筒，听着电话另一头传来的忙音，眼泪冻在睫毛上。后来的日子，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以为时间会磨掉一切。直到高中毕业，整理旧物时，翻到她最后寄来的信，信封里掉出一张曾经被忽略的病历单，“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确诊的时间就在她说要补课的那个夏天。信的最后，她用很轻的字迹写着：你该有光明的未来，不该被我的黑暗困住。我蹲在地上，看着那张薄薄的纸，突然想起她总说南方的桂花不香，想起她电话里刻意压低的咳嗽声，想起她最后那句冰冷的话里藏着怎样的不舍。去年路过南方的城市，我去了她信里写过的那所医院，门口的木棉花开得正盛。听说她走的时候很安静，手里攥着我寄去的星星纸。
原来青春里那场仓促的告别，不是不爱了，而是她用尽全为，想让我奔向没有她的更好明天，只是那句没能说出口的再见成了我余生都填不满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