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尝于南宋奔亡之余，而反覆三叹焉。蒙古之用兵也，纵横驰突，大异前代，临安未陷，两粤已为之破残。肇庆以西，皆置戍军，惟广、惠、潮诸州为宋守耳。使其两广尚全，云贵未扰，为宋计者，必且择坚完之所，以为经营四方之本，岂将仓皇造次，遂驻跸于偏残浅露之福州哉？广州形胜，十倍于闽。其不驻跸于广州者，惧肇庆之逼也。顾瞻四方，惟福州稍远于敌，又以北近临安，示不忘故都之意，从而建为行都。孰知敌人海道之兵，已自明州扬帆而至哉？或曰：“为宋计者，广州纵可都，而福州亦必不可去。去福州，福州必遂入于敌矣。”余曰：“去福州而广州犹固，尚可以图福州，守福州而福州一倾，吾犹得而固广州乎？吾尝悼将亡之国，其君若臣，惊魂震魄，苟且自全，遂不思为久远之计也。使有远猷者出焉，必先择其可固之圉，以定根本，立纪纲，下一令于天下曰：有能为我复一城，守一邑者，即以官之；有能为我全一乡，保一寨者，亦即以官之；其守土之臣，而叛降于敌，有能为我诛其人而复其境者，亦即以其人之官官之。草泽中不乏贤豪也，累百年缔造之国家，非若草窃一时者之无所系于民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