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期以后,我国人口大省基本沦于敌手,部队兵源的补充成为一大难题,能够正常征兵的地区,只剩下西南、西北和中南诸省,其中尤以川、陕、湘、滇、黔几省负担最重,有作战就有伤亡,新兵补充至为关键。
为了有序征兵和练兵,从1941年起,重庆军事委员会仿照日本军制,正式开始实施《非常时期军管区司令部暂行组织条例》,即在非沦陷区的每个省,设置专门负责征兵和练兵的“军管区”,通常以省主席兼任司令。
各省的军管区以下,按照省辖面积和人口的具体情况,再划定若干个“师管区”。理论上说,每一个师管区负责给一个作战军,专门征召新兵和实施训练,当前方部队需要补充时,再统一输送足额的新兵。
这种“一对一”的补充方式,避免了征召地混乱带来的工作推诿,减小了对新兵资源的无序争夺,同时新兵集体来自一地的话,也利于沟通和团结,是比较成熟的补充兵制度,当时日军的各师团,都有固定的兵源征召地。
贵州虽然人口稀少,然而在山河破碎之际,也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军管区的任务,八年抗战,先后征召了70万以上的青壮年,扛枪上阵杀日寇!军史爱好者大多注意到,整编第74师爬上孟良崮时,部队里贵州籍士兵成分已高达65%!
这是因为,第74军在1941年以后的新兵征召地,就安排在贵州,当时贵州省共划分了四个师管区,分别是贵节(贵阳和毕节)、安兴(安顺和兴仁)、遵务(遵义、务川)和镇独(镇远、独山)师管区。
设置师管区的另外一个目的,更是重庆当局扩大中央军实力,同时削弱杂牌军的手段,道理很简单,当时全国有100多个作战军,却根本没有100多个师管区,能够配置师管区的,多数为中央军嫡系部队。
于是杂牌军越打越少,而中央军却是越打越多,比如贵州的四个师管区,就统通分配给嫡系部队:贵节师管区配属第6军、安兴师管区配属第54军、遵务师管区配属第99军,而镇独师管区则配属给了第74军。
根据条例规定,各师管区司令一职,统由各作战军的副军长兼任,便于前后方联络和新兵的针对性训练,于是1941年9月间,第74军中将副军长施中诚,原第57师的老师长,奉令兼任镇独师管区司令。
镇独师管区管辖黔东南23个县的征召事务,以下再设若干“团管区”和征兵事务所,司令部设在如今黔东南自治州的镇远县(当时叫镇远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