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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大破防”，基于日本文化，很有可能并非是大家想的那种原因。
就这件事，我专门请教了一位对日本历史文化了解颇多的朋友，他好好给我上了一课：
一直以来，对日军在二战中的暴行，都有一个比较广泛的迷思，就是把他们看作一个特异的、在昭和时代短短一二十年的军国主义教育下突然长出来的怪物，而不是一个根植于“国民性”，有深厚文化传统，跟日本上千年来的军事建设密不可分的事物。
客观来说，中日欧，旧大陆各个文明的古代战争史上，都有大量屠城杀降，奸淫掳掠之类的残暴行为，在长期残酷的作战后，想约束军人的行动也非常困难。
然而日本历史的特殊之处在于，一直没有出现对“军纪严明”的正面表现和对“军纪败坏”的道德批判。
就拿上杉谦信搞的那个“直江津人才交流市场”来说，没有任何史学家，甚至他的军事和政治对手认为这算一个黑点。
而一千多年前曹操屠城杀降的事情不光被对手反复拉出来指责，甚至被荀彧，程昱这些心腹大臣公开反对。相反，诸葛丞相军纪良好，无论盟友还是敌军都对他大加赞誉，差一档的羊祜，也能得到敌人陆抗的肯定。
战国时代唯一能跟“约束军纪”沾边的正面事迹，就是信长进京后斩杀调戏京都妇女的士兵，但他这么做显然只是为了避免得罪天皇公卿，同时代人对他这个行为的评价也是“信长公尊重天皇和御所，真了不起”，而不是“信长公军纪严明，爱护百姓”。在京都以外的地方，织田军仍然在大量烧杀百姓，处决俘虏。
而就算织田信长纵兵杀害了那么多老百姓，对他最严重的批判却是“居然烧了比叡山，简直是佛敌”，无数的烧杀抢掠远不如烧了几间佛堂严重。
武田军基本每次重大军事行动后都有“乱妨狼籍”（烧杀抢掠）、“乱取”（掳人为奴）的记录，没有任何人指责他残暴。
就算是在封建统治秩序面临瓦解、实质上已经礼崩乐坏的清末，曾国藩兄弟搞屠城杀降也立刻就被咸丰手诏指责了，咸丰还专门就杀降问题和他进行了反复辩论。
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把战争本身当成了一个具有高度超脱性，不受世俗道德约束的事情。他们有这样一种观念，战场上的勇猛行为和个人牺牲，可以使同时发生的一切非道德行为得到“赎罪”。
比方说三笠宫崇仁亲王自己就说过，日本军人普遍缺乏“内心反省”和“自肃自戒”的精神。
中国古代的很多军队固然无恶不作，军官也确实是畜生，但他们作完恶之后还能意识到自己是个畜生，是先有道德标准，而后在现实压力和利益驱动面前去突破标准。
各种笔记小说里，讲将领军官觉得自己罪孽过多皈依佛门，或者死后遭遇报应的内容数不胜数，说明虽然在战争中的许多行为突破了道德底线，但对道德本身的认可还是始终存在，大家并没有认为在战争中杀害平民或者虐待俘虏就不违反道德。
相反，日本人认为在战争中遵守道德才是一件异常的事情。
比如说，“また、特筆すべきはこれらの禁制を記した制札の発行は、有料で行っていた例も見受けられるという点です。戦闘中の安全を保障する制札を受け取る代わりに、金銭あるいは年貢米などの見返りが発生することを「礼銭（れいせん）」といいました。”
“制札”这个东西，相当于战国时代的“良民证”，寺庙神社或者本地土豪如果知道有军队即将在附近开战，会向指挥官交一笔“礼钱”，换取对方发的告示牌“制札”，有这个牌子立在门口，士兵就不会进去烧杀抢掠。
反过来说，在他们眼里没能力交钱换良民证的普通百姓，军队理所当然可以对他们实施一切残暴行为
再举一个例子，“大友氏と島津氏が激突した耳川の戦いでは、大友氏が大敗し、たくさんの豊後の人々が売られました。そのあまりの多さに価格が下がったという話が伝わっています。また、南蛮貿易のルートで、世界各地に売られた人々もいました。日本から遠く離れたアルゼンチンに「ハポン」姓の人の記録があります。”
耳川合战中大友战败，岛津军把俘虏的大友一方人员大量作为奴隶贩卖到国外，甚至有人被直接卖到了阿根廷，卖到当时西班牙（南蛮）的奴隶价格都下降了。
问题在于，大友和岛津一个在现代的大分县，一个在现代鹿儿岛县，基本算是老乡，双方家臣还有不少亲戚关系，能把同乡当成奴隶抓起来成批卖到外国，也算是一绝。
读过明清之际战争记录的应该都知道，当时中国国内更担心无牵无挂的“客兵”劫掠，如果是乡里乡亲的本土部队就让人放心的多，日本这倒好…
归根结底，明治维新可能是日本军国主义化的开始，但肯定远远不是日本军队缺乏道德观念的开始。甚至扩大范围来说，如果想要让日本人在这些问题上知耻，具备正常的道德观念，他们或许还需要更多来自现实世界的教育。
关于这个“大破防”，基于日本文化，很有可能并非是大家想的那种原因。
就这件事，我专门请教了一位对日本历史文化了解颇多的朋友，他好好给我上了一课：
一直以来，对日军在二战中的暴行，都有一个比较广泛的迷思，就是把他们看作一个特异的、在昭和时代短短一二十年的军国主义教育下突然长出来的怪物，而不是一个根植于“国民性”，有深厚文化传统，跟日本上千年来的军事建设密不可分的事物。
客观来说，中日欧，旧大陆各个文明的古代战争史上，都有大量屠城杀降，奸淫掳掠之类的残暴行为，在长期残酷的作战后，想约束军人的行动也非常困难。
然而日本历史的特殊之处在于，一直没有出现对“军纪严明”的正面表现和对“军纪败坏”的道德批判。
就拿上杉谦信搞的那个“直江津人才交流市场”来说，没有任何史学家，甚至他的军事和政治对手认为这算一个黑点。
而一千多年前曹操屠城杀降的事情不光被对手反复拉出来指责，甚至被荀彧，程昱这些心腹大臣公开反对。相反，诸葛丞相军纪良好，无论盟友还是敌军都对他大加赞誉，差一档的羊祜，也能得到敌人陆抗的肯定。
战国时代唯一能跟“约束军纪”沾边的正面事迹，就是信长进京后斩杀调戏京都妇女的士兵，但他这么做显然只是为了避免得罪天皇公卿，同时代人对他这个行为的评价也是“信长公尊重天皇和御所，真了不起”，而不是“信长公军纪严明，爱护百姓”。在京都以外的地方，织田军仍然在大量烧杀百姓，处决俘虏。
而就算织田信长纵兵杀害了那么多老百姓，对他最严重的批判却是“居然烧了比叡山，简直是佛敌”，无数的烧杀抢掠远不如烧了几间佛堂严重。
武田军基本每次重大军事行动后都有“乱妨狼籍”（烧杀抢掠）、“乱取”（掳人为奴）的记录，没有任何人指责他残暴。
就算是在封建统治秩序面临瓦解、实质上已经礼崩乐坏的清末，曾国藩兄弟搞屠城杀降也立刻就被咸丰手诏指责了，咸丰还专门就杀降问题和他进行了反复辩论。
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把战争本身当成了一个具有高度超脱性，不受世俗道德约束的事情。他们有这样一种观念，战场上的勇猛行为和个人牺牲，可以使同时发生的一切非道德行为得到“赎罪”。
比方说三笠宫崇仁亲王自己就说过，日本军人普遍缺乏“内心反省”和“自肃自戒”的精神。
中国古代的很多军队固然无恶不作，军官也确实是畜生，但他们作完恶之后还能意识到自己是个畜生，是先有道德标准，而后在现实压力和利益驱动面前去突破标准。
各种笔记小说里，讲将领军官觉得自己罪孽过多皈依佛门，或者死后遭遇报应的内容数不胜数，说明虽然在战争中的许多行为突破了道德底线，但对道德本身的认可还是始终存在，大家并没有认为在战争中杀害平民或者虐待俘虏就不违反道德。
相反，日本人认为在战争中遵守道德才是一件异常的事情。
比如说，“また、特筆すべきはこれらの禁制を記した制札の発行は、有料で行っていた例も見受けられるという点です。戦闘中の安全を保障する制札を受け取る代わりに、金銭あるいは年貢米などの見返りが発生することを「礼銭（れいせん）」といいました。”
“制札”这个东西，相当于战国时代的“良民证”，寺庙神社或者本地土豪如果知道有军队即将在附近开战，会向指挥官交一笔“礼钱”，换取对方发的告示牌“制札”，有这个牌子立在门口，士兵就不会进去烧杀抢掠。
反过来说，在他们眼里没能力交钱换良民证的普通百姓，军队理所当然可以对他们实施一切残暴行为
再举一个例子，“大友氏と島津氏が激突した耳川の戦いでは、大友氏が大敗し、たくさんの豊後の人々が売られました。そのあまりの多さに価格が下がったという話が伝わっています。また、南蛮貿易のルートで、世界各地に売られた人々もいました。日本から遠く離れたアルゼンチンに「ハポン」姓の人の記録があります。”
耳川合战中大友战败，岛津军把俘虏的大友一方人员大量作为奴隶贩卖到国外，甚至有人被直接卖到了阿根廷，卖到当时西班牙（南蛮）的奴隶价格都下降了。
问题在于，大友和岛津一个在现代的大分县，一个在现代鹿儿岛县，基本算是老乡，双方家臣还有不少亲戚关系，能把同乡当成奴隶抓起来成批卖到外国，也算是一绝。
读过明清之际战争记录的应该都知道，当时中国国内更担心无牵无挂的“客兵”劫掠，如果是乡里乡亲的本土部队就让人放心的多，日本这倒好…
归根结底，明治维新可能是日本军国主义化的开始，但肯定远远不是日本军队缺乏道德观念的开始。甚至扩大范围来说，如果想要让日本人在这些问题上知耻，具备正常的道德观念，他们或许还需要更多来自现实世界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