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看经济，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是100年以来的历史演化形成的，占冰山下的95%，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被宏观所决定的，我们正生活在历史的窗口期，每一个人一生都要经历两次的康波周期，未来五到十年，如果在投资移民、孩子留学，这些人生大事上顺势而为，机会是连绵不断的，如果没有判断能力，比如在2018年高位接盘，那下半生可能会被榨干，所以使用分析经济兴衰的工具，就可以从历史底层的演变去分析中国今天和未来的经济兴衰。
历史和经济的交叉点是研究国家兴衰。庄子里有一个小故事，一个富二代耗费千金，学了屠龙术，学会以后，发现世上无龙可屠就没有用武之地。超宏观的屠龙术其实是有用武之地的——投资，由于能预测和判断经济的走势，所以用于投资是很好的一个认知框架和工具，核心内容其实就是国际地缘政治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国际地缘政治一直在变动，这个变动会带来各个国家不同的经济的兴衰沉浮，微观上体现为投资机会。
1881年中法战争，清朝跟法国为争夺越南的宗主权，打起来了。这场战争其实打了个平手，因为1881年洋务运动已经搞了近20年，还是有成果的，陆地上打赢了，海上打输了，所以综合起来打了个平手。最后清朝坚持不割地，不赔款。法国的卢费里内阁，因为居然连东亚病夫都打不赢，所以直接跨台，重新选举，这是一个宏观上的事情。中法战争在微观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呢？这场战争爆发的时候，因为上海已经有法租界了，那个时候法租界就在徐家汇一带，英租界后来叫公共租界，在上海外滩。法租界当时建设的已经很不错了，都是一些法国的企业家在这边搞企业、投资、做贸易等等，建了很多别墅。1881年这场战争一爆发，法租界的法国人最先产生了恐慌，开始抛售他们的资产，主要是房产也有其他的土地、企业股权等等，这一波抛售谁去接了这些资产——上海的犹太人。一八八几年的时候，上海最有钱的群体并不是犹太人，而是英国人，结果犹太人在最底部的价格接了法国人恐慌性抛售的资产，没想到这个战争一年以后结束了，结束以后签的和平条约，以后继续要友好交往，还要相互做生意，于是法租界在一年以后恢复了正常，继续发展经济，那么通过这一波，犹太人直接就翻身成了上海滩最有钱的群体。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沙俄为了抢夺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就侵略奥斯曼突厥帝国，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沙俄是个强国，突厥是个西亚病夫，西亚病夫当然打不过沙俄，所以理论上这场战争，肯定沙俄胜利。但是最后并没有胜利，而是失败了，原因就是在于英国法国加入到了奥斯曼突厥一方，帮着奥斯曼突厥抵抗沙俄的侵略，所以就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这场战争跟今天的国际局势完全相似，我们讲的内容就是英美主导的国际体系在200多年以来怎么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命运，包括土耳其、俄罗斯，今天这个英美主导的国际体系依然在发挥作用，俄国现在又站在了英美国际体系的对立面，还是因为克里米亚问题。所以历史会重演，只是增加了一个因素，就是核武器的因素，当然这个因素基本上可以无视它，所以今天俄乌战争的结局，跟1853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我们可以用历史框架来预言。
1815年拿破仑战争，英国领导的各国联军，在法国国土上的滑铁卢跟拿破仑做最后的决斗。消息传到了伦敦，带来了英国国债的暴涨和法国国债的暴跌，那个时候的信息传递还是非常原始且成本高昂，把消息绑在鸽子腿上，让它飞跃英吉利海峡，一只鸽子完不成这个任务，平时要训练大量的信鸽，当时做这个事，最早把信息传过去的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么拿破仑战争，如果拿破仑成功了，法国国债就要大涨，英国国债就要下跌，如果拿破仑失败了，英国胜利了，法国国债就要暴跌，英国的国债就要大涨。所以地缘政治冲突投射到微观上，也是一些人投资的成和败，宏观的地缘政治对应的是微观的投资机会，微观的投资机会则会影响人生。
整个近代史，国际体系的演变是决定各国国运的，加一个定语是在英美主导的国际体系当中的定位，决定一个国家的国运。当然，国运是一个多因多果的问题，比如国家内部的治理怎么样，甚至有一些自然环境、地理的因素，比如阿拉伯国家突然发现石油，还有一些文化因素，比如伊斯兰区域，它的经济总体来说比较难以成长成现代经济。但是这么多的因素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因素，就是在国际体系当中的定位，极大的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这也是华人社会里中国人的一个认知盲区。国际体系当中的定位跟一个国家的内部治理是关联关系，国际体系的定位会反向塑造一个国家的内部治理。比如大清接入了国际体系以后，就会发现自己原来的里番院这些东西不够用了，必须得成立一个外交部了，一开始他还不好意思叫外交部，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比如1949以后，对接了苏联的体系，你会发现如果你的内部治理的制度框架没有对接上的话，也是无法真正对接的。治理水平的因素当中的核心因素是制度，这也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题。
同频者同行，共识者共赢！
历史和经济的交叉点是研究国家兴衰。庄子里有一个小故事，一个富二代耗费千金，学了屠龙术，学会以后，发现世上无龙可屠就没有用武之地。超宏观的屠龙术其实是有用武之地的——投资，由于能预测和判断经济的走势，所以用于投资是很好的一个认知框架和工具，核心内容其实就是国际地缘政治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国际地缘政治一直在变动，这个变动会带来各个国家不同的经济的兴衰沉浮，微观上体现为投资机会。
1881年中法战争，清朝跟法国为争夺越南的宗主权，打起来了。这场战争其实打了个平手，因为1881年洋务运动已经搞了近20年，还是有成果的，陆地上打赢了，海上打输了，所以综合起来打了个平手。最后清朝坚持不割地，不赔款。法国的卢费里内阁，因为居然连东亚病夫都打不赢，所以直接跨台，重新选举，这是一个宏观上的事情。中法战争在微观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呢？这场战争爆发的时候，因为上海已经有法租界了，那个时候法租界就在徐家汇一带，英租界后来叫公共租界，在上海外滩。法租界当时建设的已经很不错了，都是一些法国的企业家在这边搞企业、投资、做贸易等等，建了很多别墅。1881年这场战争一爆发，法租界的法国人最先产生了恐慌，开始抛售他们的资产，主要是房产也有其他的土地、企业股权等等，这一波抛售谁去接了这些资产——上海的犹太人。一八八几年的时候，上海最有钱的群体并不是犹太人，而是英国人，结果犹太人在最底部的价格接了法国人恐慌性抛售的资产，没想到这个战争一年以后结束了，结束以后签的和平条约，以后继续要友好交往，还要相互做生意，于是法租界在一年以后恢复了正常，继续发展经济，那么通过这一波，犹太人直接就翻身成了上海滩最有钱的群体。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沙俄为了抢夺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就侵略奥斯曼突厥帝国，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沙俄是个强国，突厥是个西亚病夫，西亚病夫当然打不过沙俄，所以理论上这场战争，肯定沙俄胜利。但是最后并没有胜利，而是失败了，原因就是在于英国法国加入到了奥斯曼突厥一方，帮着奥斯曼突厥抵抗沙俄的侵略，所以就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这场战争跟今天的国际局势完全相似，我们讲的内容就是英美主导的国际体系在200多年以来怎么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命运，包括土耳其、俄罗斯，今天这个英美主导的国际体系依然在发挥作用，俄国现在又站在了英美国际体系的对立面，还是因为克里米亚问题。所以历史会重演，只是增加了一个因素，就是核武器的因素，当然这个因素基本上可以无视它，所以今天俄乌战争的结局，跟1853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我们可以用历史框架来预言。
1815年拿破仑战争，英国领导的各国联军，在法国国土上的滑铁卢跟拿破仑做最后的决斗。消息传到了伦敦，带来了英国国债的暴涨和法国国债的暴跌，那个时候的信息传递还是非常原始且成本高昂，把消息绑在鸽子腿上，让它飞跃英吉利海峡，一只鸽子完不成这个任务，平时要训练大量的信鸽，当时做这个事，最早把信息传过去的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么拿破仑战争，如果拿破仑成功了，法国国债就要大涨，英国国债就要下跌，如果拿破仑失败了，英国胜利了，法国国债就要暴跌，英国的国债就要大涨。所以地缘政治冲突投射到微观上，也是一些人投资的成和败，宏观的地缘政治对应的是微观的投资机会，微观的投资机会则会影响人生。
整个近代史，国际体系的演变是决定各国国运的，加一个定语是在英美主导的国际体系当中的定位，决定一个国家的国运。当然，国运是一个多因多果的问题，比如国家内部的治理怎么样，甚至有一些自然环境、地理的因素，比如阿拉伯国家突然发现石油，还有一些文化因素，比如伊斯兰区域，它的经济总体来说比较难以成长成现代经济。但是这么多的因素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因素，就是在国际体系当中的定位，极大的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这也是华人社会里中国人的一个认知盲区。国际体系当中的定位跟一个国家的内部治理是关联关系，国际体系的定位会反向塑造一个国家的内部治理。比如大清接入了国际体系以后，就会发现自己原来的里番院这些东西不够用了，必须得成立一个外交部了，一开始他还不好意思叫外交部，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比如1949以后，对接了苏联的体系，你会发现如果你的内部治理的制度框架没有对接上的话，也是无法真正对接的。治理水平的因素当中的核心因素是制度，这也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题。
同频者同行，共识者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