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防剂和麻桂剂，产生于两个不同的时代。我自己的研究过程中体验到一点，看待古代医学的进步和某个时代的特点，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包括当时的病种、气候等综合考虑。当时有两个朋友，一个地质学院的，一个气象学院的，对我帮助很大。气象学院一个老师告诉我，汉朝那个时代气候很冷，国外的书上都有这个描述，而且有流行病。地质学院的老师给我提供，汉朝当兵打仗都穿黑衣衫，后来的很多朝代都不是黑衣衫，黑衣衫吸收热量，所以人们判断这个时期很冷。还有《伤寒杂病论》提到伤寒十居其七，提到汉初的风气伤后，这些证据都在说明这地方寒冷。再后来，地质学院的老师说，通过中国历史上记载，唐朝是很温暖、湿润的。那个时候的黄河流域不是现在的黄土高原。那个时候山西出人参，郁郁葱葱的，不像现在七沟八梁一面波。那时候的长安，长安本是牡丹乡，唐代那时候，虽然是传说，武则天一夜叫百花开，它都有些基础的。所以从黄河流域那个时候，唐代已经是温暖，湿润了。

从世界医学史，不但东汉，那场流行病非常厉害，一家一家死掉，这里的伤寒十居其七。医古文里，曹植《说疫》有谈到这场灾难性的流行病。而这场流行病是怎么产生？当时只知道东罗马帝国，跟汉代是基本同时代。那时候罗马的发达程度不亚于我们，罗马城和周围地区，达到两百万人口以上。根据资料推论，全球性产生一场流行病，来源于罗马。由西方传到印度，由印度传到中国。这是西方医学史里写的过程。从现代考证，属于鼠疫、伤寒、霍乱。这里边有本书叫“细菌与人类的战争”，那场流行病使得东罗马帝国亡了国，人口大量减少。从上面记载，东汉时期，当时达到五千万人口。这场流行病进入中国，人口从五千万降到两千万，去掉百分之六十，但是政权还保持着。中国由于有了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发达的医学，而张仲景能够总结出《伤寒杂病论》，也和大家和疾病斗争总结出来方法，和辩证规律形成密切相关；时势造英雄，不是他一个人突然完成的，是个总结。后来中国人口在恢复中，一直到明代恢复到七千万。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到唐代的时候，气候变了。东汉到了盛唐，那就五百多年了。大致的气候有一种规律性变化，开始暖和湿润了。

所以这个时候，像陈延之的小品方就和仲景方齐名了。到孙思邈的时候，孙思邈说南人秘仲景方不传，他都很少看到仲景方，说明有一段时间经方用得较少，后来《千金翼方》才补充很多出来了。在唐到宋又有一段时间，公元900多年开始，又过了三百年左右，人口经济各方面发展。虽然经常南北对峙，北宋杨家将、南宋岳飞传都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一些不安定。但整体的来说，医学发展比较快。而当时从唐以后的气候变化，决定了临床用方考虑到风寒夹湿的问题，而且寒也相对轻一点。这就促使了羌防剂的发展，逐渐羌防剂开始用得多了。

要认识到这么一个过程，不能够撇开历史的这种过程，平面的看待医学史。整体医学来讲，从宋、元时期，很多病治疗方法都丰富了。原来治痢疾，清热解毒凉血，包括葛根芩连汤、白头翁汤，都是治法较单一。到了北宋以后，从北宋开始就刘河间，“活血则便脓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调气活血方结合以后，对于解决痢疾问题确实是个很大进步。当然这个并不能否定白头翁汤、葛根芩连汤这类治疗热泄热痢作为基础方的贡献。但和后世这种组方和治法组合起来，临床疗效就大大提高了。

所以不能用经方派、时方派互相攻击，导致经方派、时方派形成一种对垒。以至于有些医家想再理论上、用药上尽量去找汇通折中，结果弄得两面不讨好，两面不承认他。陶华《伤寒六书》很不错的，但最后大家不承认他的理论。都是不能正确处理医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学派、学说。
所以现在说，羌防剂、麻桂剂各自有很适应的证候，外感风寒，风寒较重，麻桂剂好。阳气不足，姜桂附这类经方的优势很大。实际上它的很多基础方，很多基本配伍组合，形成了很多规范的东西，后世也用得很多。《伤寒论》《金匮要略》里面大量的基础方衍生成后世的很多时方。所以这个问题各有各的适应，各有各的贡献。肯定哪个方面，并不等于否定另一个方面。

现代的时代容易有非此即彼的思想。东方哲学应该把两个结合起来，整个人类时代不断的从综合时代向分析时代，向新的综合时代，又向新的分析时代，这样的一个演变永远不会完结。每个时代变迁都隔了很长，我们每个人或者每个阶段，在这种场合里都只是一瞬间。所以对羌防剂、麻桂剂应当有这个看法，和它们产生的时代、各方面因素的背景。

柴葛解肌汤 （出自 邓中甲讲方剂学）
它的学习意义体现了经方派和时方派的汇通尝试，它沾一点经方的相关理论，但具体用法都是时方，但我觉得是一个进步。治疗流行性感冒，效果很好，是临床一个很常用的方。
这个方病机，原书讲治阳明表证。这类病，从太阳病纯表证开始入里了。入里后可能涉及到少阳，可能涉及到阳明，由太阳转少阳，或者太阳传阳明，或者形成一种三阳合病。它既然进了阳明，阳明在仲景的六经辨证架构里，外邪入里，整体气血抗邪，邪正斗争剧烈，出现两个基本类型，一个是经证，一个是腑证。但在三阳合病，或者初犯阳明这种阶段，他补充说这个阶段，不管是三阳合病，阳明证出来了，或者太阳到阳明，都是初起，但并不像白虎汤证那样阳明经热那么重，内热那么重。这个过渡阶段，称之为阳明证中的表证，以区别于阳明经证。不过阳明表证这个理论出现以后，后世没有人引用过，也就是没有人承认这个。

主证：外感风寒，郁而化热证。
看起来证候比较复杂，什么阳明表证，什么三阳合病，但它的精神是外感风寒，郁而化热证。首先，初起是风寒，它外有表邪要辛散，由于已经开始入里化热了，所以要结合寒凉清热。这方里有黄芩和石膏，清泄里热的药，和透散的羌活、白芷这类结合，体现辛散的一个结构。
外寒逐渐入里，他描述动态过程：恶寒渐轻，身热增盛，无汗头痛，恶寒虽然在渐轻，发热在升，。它仍然是由风寒外感开始，这部分描述的主要是，邪在太阳，且正在动态往里，逐渐化热这个过程。
少阳、阳明开始见到里热，见到少阳、阳明证了。目疼鼻干，心烦不眠，眼眶痛，这反映出阳明的经热，一部分阳明经热出现，结合前面身热增盛，热越来越高，相对寒越来越轻了，反映阳明之热的一些代表性症状。咽干耳聋，心烦，这个反映出少阳证常有的症状。所以有的说三阳合病，有的太阳阳明合病，总之描述一种伤寒寒邪入里化热，里热在形成的一个动态过程。

它涉及了几组药，针对不同阶段，不同方面侧重，调整使用。这个方经过灵活运用，用于外感风寒起始病，在发展化热过程中热像逐渐明显，效果很好。因为一些流行性感冒之类，化热很快，热像很显著，用它做为基础进行加减。

整个方是辛凉结构，表里兼顾。现在这个寒邪入里化热，已经涉及到半表半里，涉及到阳明的比较浅的。这种阶段，还没有形成整个入里、化热成为大热的阳明经证，所以全方辛凉为主，兼清里热；纯清里热的药还是次要的。当然在临床用，里热盛了以后，石膏、黄芩这类的可以增多。
柴葛解肌汤里，柴胡、葛根有共同特点，又有不同的针对性，葛根擅长于清阳明的热，清阳明比较浅表的热，它的辛散称解肌，不是体表的开腠了，层次深一点向外透。柴胡也是向外透郁热、透邪的。柴胡善于散半表之邪，葛根解肌透阳明之热。葛根还有个生津、输津作用，因为热入里一定程度要伤津了。从君药角度来看，柴葛解肌汤主治阳明表证，就是从初期阳明浅层这个病位做为核心，然后有兼顾少阳、太阳。

白芷、羌活，从归经来看，白芷善于治眼眶、眉棱骨，这是归阳明；能够散表，能够止痛。羌活善于辛散，发表太阳之邪。伤寒表证在入里过程中，外证风寒还明显，恶寒渐轻。如果恶寒程度还是比较突出，那这两个药使用要上升。
黄芩石膏，两个清内热的药，黄芩善长于清半里之热，侧重在少阳。清泄里热的石膏属于阳明，它擅长清解或者解肌透热，透阳明经热的。随着邪热从阳明表证再入里，整个阳明经热很旺盛，石膏量就增大。
这两组臣药也是灵活运用的。原方没有石膏，在《杀车捶法》篇里的柴葛解肌汤加石膏一钱，这说明阳明经热起来，石膏量就增大了。这三组六个药，分别考虑了太阳、阳明、少阳。有清泄的，这是次要的。透解，向外透散，为主要的。就是伤寒由表入里，由太阳进阳明的过程中，他的思想是随着发热增高，尽早把它解肌透出来。如果入里在化热，里边增加黄芩、石膏用量，增加它的清里热作用。所以辛凉解肌透邪，这是原方主要宗旨，又清里热，涉及了一个动态。

佐药方面，桔梗用来宣肺气利咽喉。在里热形成过程中，咽痛，咽喉不利，用桔梗。桔梗配甘草可以清利咽喉。芍药大枣可以考虑敛阴养血，入里之热，避免伤耗阴血。它可益阴养血，也考虑到化热过程变化比较快，容易伤耗阴血。用生姜，既能协助散邪，和大枣相配又可以调和脾胃，调和气血。
甘草以调和药性为主，又兼有配桔梗清热利咽，和生姜大枣安置中调和脾胃。以使药为主，兼点佐药作用。

架构上，整体像时方，但用的指导思想是六经辨证。《伤寒六书》中的其他方都有这个特点，理论基础用《伤寒》，甚至用的《伤寒》的基础方，君药全部用后世药换掉。
辨证要点：发热重，恶寒轻，这是寒邪入里化热的过程。头痛、眼眶痛、鼻干、脉浮微洪，这个主要是从动态入里化热过程来把握，脉浮微洪是热在增高，逐渐像阳明经热去。这个入里化热的过程不一定机械的，它实际上确定一些代表性症状，用这些症状反映邪涉及到的经络。在用药上，它有涉及到太阳的药，涉及到阳明的药，涉及到少阳药，要根据三阳病情的侧重灵活调整用量。
随证加减
• 寒重，表寒明显，加麻黄。夏秋不宜用麻黄，用苏叶。
表寒明显，这方还要用麻黄，羌黄白芷不够。夏秋不宜用麻黄，用苏叶，说明密切观察表寒的程度，入里的程度。
• 里热重，加花粉
里热重就要伤津，这是另一方面的可能性，加花粉生津。
• 咽痛，加银花、连翘。
里热重，有可能产生热毒，咽痛突出，可以加银花、连翘。
• 阳明经热重，加重石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