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说法——“广东以外都是北方”和“江浙沪以外都是西部”——看似夸张，实则反映了中国复杂的地域认知差异，其源头深植于地理、历史、经济和文化多重因素。以下从具体背景和形成逻辑两方面展开分析：
一、“广东以外都是北方”：岭南中心的视角：
这一说法主要流行于广东(尤其是广府文化区），其核心逻辑是以岭南文化圈为“南方”的唯一标准，将其他地区均视为文化异质的“北方”：
1. 地理与文化隔离：
五岭（南岭山脉）自古是天然屏障，使岭南地区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秦代征服南越后，岭南虽纳入中原政权，但语言（粤语、客家话、闽语）、饮食（清淡原味、重海鲜）和习俗（宗族文化、节庆）仍保留独特性。例如，广东人传统上以“是否下雪”为南北分界：岭南冬季无雪，而湖南及以北地区常有降雪，故被归为“北方”。当然，实际上广东最北的韶关下雪实际上也不少的（故韶关也常被视为··北方‘’），另外，历史上 广东也有罕见的大雪，但除韶关外，其余地方确实少见。
2. 语言与身份认同：
广东人将非粤语区（包括官话、吴语等）统称为“北方话”，进一步强化了“非粤即北”的认知25。这种观念在近代因商贸移民而加深——外省人涌入广东被统称“北佬”（或“捞佬”），无论其实际地理归属。
3. 历史与族群叙事：
广东民间存在“炎帝南迁”的传说：炎帝部族败于黄帝后南逃，成为“南蛮”，与中原“黄帝子孙”形成对立。这一叙事将广东定位为华夏文明的“他者”，强化了南北二元划分。
二、“江浙沪以外都是西部”：经济中心视角的扩张
此说法多见于江浙沪地区，本质是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尺，将相对欠发达的内陆地区泛称为“西部”：
1. 经济落差与地域标签
江浙沪自唐宋以来即为经济重心，南宋时淮南东路、江南东路、两浙路（涵盖今江苏、上海、浙江、安徽部分地区）已是全国财赋核心。改革开放后，该区域（安徽要晚不少时间）凭借外贸和制造业率先富裕，与中西部差距拉大，“西部”成为经济滞后地区的代名词
例如，江苏GDP常年居全国前列(第二)，而甘肃、贵州等省份人均GDP不足其三分之一，这种悬殊被简化为“东部 vs 西部”的认知。
2. 行政划分的通俗化误读
国家“七五计划”（1986年）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部，江浙沪属“东部”，而川、甘、疆等12省区划为“西部”。部分江浙沪居民将这一经济概念地理化，形成“非东部即西部”的简化理解
3. 文化优越感的投射
江南地区（吴语区）历史上以科举文人、精致文化著称，形成“江南即文明中心”的自我定位。王士性在明代已描述浙江“泽国之民”与“山谷之民”的差异，隐含文化层级。现代语境中，这种优越感演变为对内陆的“欠发达”标签。
这两种说法揭示了区域中心主义的普遍性：人们习惯以自身文化或经济地位为原点构建他者。类似现象在全球亦常见（如美国东海岸将中西部称“Flyover Country”）。
主要局限性：忽视地理多样性，比如甘肃陇南属于长江流域、亚热带气候，但被广东人归为“北方”，实则山水类同四川。
强化地域偏见：
将非珠三角、非长三角地区污名化为“落后”，掩盖了中西部产业升级的现实（如成渝城市群、西安科创）。
这两种说法虽非学术定义，却是民间文化心理的鲜活样本：“广东的北方观”源于地理隔绝与防御性文化认同，而“江浙沪的西部观”映射经济霸权催生的中心主义。理解其源头，既能洞察中国地域的复杂性，亦能警惕简化的二元对立对社会共识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