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宋时馆阁曝书会源起于馆阁曝书活动。按照常例，这一时期“秘省所藏书画，岁一暴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一），众臣僚借晒书之机参观浏览翰墨书籍，朝廷通常会择日于馆阁所在地设宴，“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谏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毕赴”（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即反映了这种状况。通过设宴观书活动,“帝欲其知文儒之盛”（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以彰显国家对文臣礼遇隆厚之甚及对文化事业的特别重视。
作为宋代历史上颇具特色的文化盛会，曝书会早在太宗时期就初具其形。宋太宗时后苑设有书库，“皆藏贮图书之府”，秘阁“每岁因暑伏曝熭”，曝晒之余,“近侍暨馆阁诸公张筵纵观”（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叙国朝求访》）。众人观赏品评翰墨书画、把酒畅谈，尽显文化盛会特色。此后，大致沿袭馆阁曝书设宴之做法，所谓“皇朝故事，以七月七日为晒书节，三省六部以下，各赐缗钱开筵宴，为晒书会”（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六《赐筵会》），即是如此。
北宋后期，宋徽宗对于书画图籍之类文化诸事推崇备至，曝书会的举行愈显正式隆重。宋徽宗时曝书会所见不仅包括图书、字画，尚有古玩、器皿等；宴席酒食之事则由有司全权负责，聚会结束后众人“题名于榜而去”。因此，人们认为这一时期曝书会“最为盛集，前此未有”（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一）。
南宋初年，由于经历靖康战乱，加之朝廷迁驻临安，馆阁图书在战火和流徙过程中几乎损失殆尽，曝书会之设更是无从谈起。随着朝政建设的日渐稳定，南宋朝廷重新搜集、整理馆阁图书，重设曝书会也被提上日程。绍兴十三年（1143年），在临安府王唤之建议下，曝书会得以于七月恢复举行。曝书会上众臣僚观赏品评内廷翰墨书籍、切磋文思、交流心得，渲染之下充分显耀宠遇文臣和重视文化事业之意。参与者浏览观赏之余尚有书籍、碑刻拓本可得，并有皇帝御笔作为石刻拓本赐赠。曝书会结束后一般会将他们的名衔刊刻于碑石上，与北宋时期曝书会后“题名于榜”之做法如出一辙。对比之下，稍有不同的是南宋时通常派遣押宴官主持曝书会，更加彰显郑重之意。
两宋馆阁曝书会之举行具有时代的延续性和文化的传承性。除去受天灾、战争等因素影响而废罢之外，基本上循行旧例如期举行。曝书会之长盛不衰，既是受宋代以文治国理念之影响，又是彰显其意的产物，二者相互影响，互为表里。
三
宋代馆阁曝书会极具时代特殊性和政治文化意义。宋代“国家用武开基，右文致治”（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践行以文治国理念。朝廷通过营造参会者身份之尊贵、赠予礼物之雅致、会后刊刻题名之郑重等，建构曝书会所呈文坛之佳话、士林之盛事印象，总体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氛围。传宣之间引领朝野上下形成重文习文的行为意识和社会风尚，熏陶浸染之下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繁盛起到了促进与推动作用，愈加凸显国家文治之繁盛景象。这也是宋代馆阁曝书会自创设以来，除去不可避免的天灾、国丧、战争等特殊因素外能够得以持续举行且受到朝野上下一致推崇的重要原因。清人沈兆澐就认为宋代馆阁曝书会“其制綦重，盖亦慎守典策之意”（《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卷二二），揭示出宋代循例举行曝书会所蕴含的特殊政治文化意义。
宋代馆阁曝书会是以国家名义而开设的文人雅集，兼具图书博览会色彩，各方宣传打造之下俨然成为一场颇具声望的文化盛宴，也是宋代推行以文治国政策的组成部分。早在宋初太宗就曾宣称“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显示出宋代以帝王为首的统治集团对以文治国理念的推崇与肯定。翰墨书籍的搜集、勘校整理到保管，曝书会的举办与宣传等系列文化活动，都是这种治理策略的实践和具体表现，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宋代社会浓郁的文化氛围和人文气象。
宋时馆阁曝书会源起于馆阁曝书活动。按照常例，这一时期“秘省所藏书画，岁一暴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一），众臣僚借晒书之机参观浏览翰墨书籍，朝廷通常会择日于馆阁所在地设宴，“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谏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毕赴”（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即反映了这种状况。通过设宴观书活动,“帝欲其知文儒之盛”（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以彰显国家对文臣礼遇隆厚之甚及对文化事业的特别重视。
作为宋代历史上颇具特色的文化盛会，曝书会早在太宗时期就初具其形。宋太宗时后苑设有书库，“皆藏贮图书之府”，秘阁“每岁因暑伏曝熭”，曝晒之余,“近侍暨馆阁诸公张筵纵观”（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叙国朝求访》）。众人观赏品评翰墨书画、把酒畅谈，尽显文化盛会特色。此后，大致沿袭馆阁曝书设宴之做法，所谓“皇朝故事，以七月七日为晒书节，三省六部以下，各赐缗钱开筵宴，为晒书会”（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六《赐筵会》），即是如此。
北宋后期，宋徽宗对于书画图籍之类文化诸事推崇备至，曝书会的举行愈显正式隆重。宋徽宗时曝书会所见不仅包括图书、字画，尚有古玩、器皿等；宴席酒食之事则由有司全权负责，聚会结束后众人“题名于榜而去”。因此，人们认为这一时期曝书会“最为盛集，前此未有”（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一）。
南宋初年，由于经历靖康战乱，加之朝廷迁驻临安，馆阁图书在战火和流徙过程中几乎损失殆尽，曝书会之设更是无从谈起。随着朝政建设的日渐稳定，南宋朝廷重新搜集、整理馆阁图书，重设曝书会也被提上日程。绍兴十三年（1143年），在临安府王唤之建议下，曝书会得以于七月恢复举行。曝书会上众臣僚观赏品评内廷翰墨书籍、切磋文思、交流心得，渲染之下充分显耀宠遇文臣和重视文化事业之意。参与者浏览观赏之余尚有书籍、碑刻拓本可得，并有皇帝御笔作为石刻拓本赐赠。曝书会结束后一般会将他们的名衔刊刻于碑石上，与北宋时期曝书会后“题名于榜”之做法如出一辙。对比之下，稍有不同的是南宋时通常派遣押宴官主持曝书会，更加彰显郑重之意。
两宋馆阁曝书会之举行具有时代的延续性和文化的传承性。除去受天灾、战争等因素影响而废罢之外，基本上循行旧例如期举行。曝书会之长盛不衰，既是受宋代以文治国理念之影响，又是彰显其意的产物，二者相互影响，互为表里。
三
宋代馆阁曝书会极具时代特殊性和政治文化意义。宋代“国家用武开基，右文致治”（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践行以文治国理念。朝廷通过营造参会者身份之尊贵、赠予礼物之雅致、会后刊刻题名之郑重等，建构曝书会所呈文坛之佳话、士林之盛事印象，总体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氛围。传宣之间引领朝野上下形成重文习文的行为意识和社会风尚，熏陶浸染之下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繁盛起到了促进与推动作用，愈加凸显国家文治之繁盛景象。这也是宋代馆阁曝书会自创设以来，除去不可避免的天灾、国丧、战争等特殊因素外能够得以持续举行且受到朝野上下一致推崇的重要原因。清人沈兆澐就认为宋代馆阁曝书会“其制綦重，盖亦慎守典策之意”（《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卷二二），揭示出宋代循例举行曝书会所蕴含的特殊政治文化意义。
宋代馆阁曝书会是以国家名义而开设的文人雅集，兼具图书博览会色彩，各方宣传打造之下俨然成为一场颇具声望的文化盛宴，也是宋代推行以文治国政策的组成部分。早在宋初太宗就曾宣称“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显示出宋代以帝王为首的统治集团对以文治国理念的推崇与肯定。翰墨书籍的搜集、勘校整理到保管，曝书会的举办与宣传等系列文化活动，都是这种治理策略的实践和具体表现，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宋代社会浓郁的文化氛围和人文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