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西犬丘宗教地位的演化为例，说明西犬丘政治地位的变化。由于在非子被立为周之附庸“复续嬴氏祀”前，没有理由认为西汉水流域的秦人的身份有多高，虽然我们不敢肯定此时秦人的状况就是“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7]的，大概也高不到那里去，所以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说在非子之前西犬丘有秦之宗庙。但在非子之后，秦邑立有宗庙，却应无疑问，因为《秦本纪》记载的非子封秦，就是“复续嬴氏祀”。而后曾经随都迁移，如平阳附近发现的武公及王姬钟，说明平阳有宗庙的存在；此后的雍城马家庄宗庙、咸阳秦宗庙的存在，都是证据。西犬丘是襄公始立的西畤之所在，但是在随后的文公时代，在关中西部也立鄜畤，所祭也是白帝，没有理由认为在立鄜畤已立之后，秦人在祭祀白帝之时还要跑回西犬丘。所以，鄜畤立于关中，祭祀同一个神灵，至少可看作是西犬丘宗教地位下降的标志。综上，由非子之后宗庙在秦、文公之后鄜畤之立，起码可以说明西犬丘之宗教地位是逐渐下降的。
宗教作为秦文化的较高层次的内容，可以看作是政治的分支。西犬丘宗教地位的演化，昭示了西犬丘政治地位的升降过程。虽然鄜畤立后，西畤也未废止；同时也存在秦公曾居西犬丘的记载——有作为处理政事的宫殿——西垂宫，但是，西犬丘的地位在非子之后逐渐下降，是确凿无疑的。明白若此，又怎么能把西犬丘的地位无限拔高、而忽视了同时存在的都邑的作用呢？
与上相联系，对于判断秦都标准的认识也是混乱的。
由于对于秦都城形成的过程缺乏深入研究，不了解秦都城的功能，是一个逐步的完善发展过程；更不了解的科学的都城概念。所以，不能准确分辨在考古遗存中，那些应是构成都城的要素，在认定都城的位置、判定相关的考古遗存的性质时，众口纷纭，谁也说服不了谁。
笔者认为，都城作为秦诸侯国家之国都，必定是秦中央政府之所在。那么，在考古发现中就应去寻找可以表达作为政治中心的国都地位的遗存，例如朝宫等可以象征中央权力的设施。在秦来说，按照《秦本纪》的记载，秦国君处理国家事务，是在某宫殿中，就是《秦始皇本纪》后部分所说的自襄公起，秦公所居之某宫。在这里，附近有无秦君及贵族墓地，有无畤、宗庙等祭祀中心，以及城的大小和规模，反倒成了判断是否都城的次要因素了，虽然这些因素也是权力结构的象征，并且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西犬丘在襄公、文公之时，可能在二公初立时，有作为朝宫的西垂宫之类的所在。同样，现今没有发现宫殿的汧、汧渭之会二邑，既然已经是年代跨入秦建国区间的秦都城，肯定也有宫殿或者具有类似功能的建筑设施的存在。由于这两处秦都的早期性质，所以它们可能并不具备秦都城的所有功能，例如汧，它并无畤的存在，也没有可以判断有宗庙存在的证据，所以作为宗教中心的特征恐怕是不突出的。汧渭之会现在同样没有宗庙存在的证据。但我们也不能由此否定二者的政治中心的地位，从而否定它们的都城性质。
所以，在实际中判断秦都城，只能以政治权力中心这一条为基本的标准，去寻找相应的朝宫、官署等遗存，然后结合文献加以判断。至于是否有高级别的墓葬、有否畤和宗庙的存在等等，只能是次一级的标准。
秦都城是在秦人秦人逐渐强大、中央政权逐渐确立的过程中形成的。探索秦都城，必须立足这个背景。秦人的强大，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权，与支撑这个政权的首都，例如秦都雍城，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而功能比较完善的首都。反过来，也只有在秦政权逐步确立后这样的都城才可形成，实际也正如此，我们前面已经论述。但是，随着秦政治重心的东移，雍城作为政权所在的地位不再，衰落就在所难免。所以我们判断秦都城，只能立足于秦国家政权的形成、演变与都城的关系这个基本点。
秦国家政权的形成，是社会结构等级化的结果，而促成秦社会等级化并最终形成“诸侯”国家的，有许多因素，例如政治（血缘关系、周王朝的“册命”、宗教等）、战争，以及人口、环境资源，甚或手工业、贸易等因素[8]。这些因素，也同时是秦都城形成的深刻原因，秦都城的结构、功能特点，也只能按照这些要求来形成。例如，作为功能复杂的雍城与贸易特征突出的栎阳的特点，肯定是不同的。若去考察雍城与栎阳的形制、布局，也可看到这种差别。秦都城的产生、迁徙和演变，可以看作是这些前提因素的消长和组合关系变化的结果。
国家是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社会政权，它对内实施控制，对外宣示主丅权。社会结构的等级分化，是国家形成的基础。秦都城的产生与秦人国家政权同步，使我们在寻找秦都城的演变机制的时候，不得不与秦诸侯国家的形成过程联系起来考虑，使我们把秦都城形成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促成秦都城形成，以及它的功能的形成、分割、组合的原因，就是促使秦社会分化、国家形成的上述因素。这是我们评价、判断秦都城的基本思路，也应是可使秦都城研究深入进行的正确导向。

我们可以西犬丘宗教地位的演化为例，说明西犬丘政治地位的变化。由于在非子被立为周之附庸“复续嬴氏祀”前，没有理由认为西汉水流域的秦人的身份有多高，虽然我们不敢肯定此时秦人的状况就是“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7]的，大概也高不到那里去，所以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说在非子之前西犬丘有秦之宗庙。但在非子之后，秦邑立有宗庙，却应无疑问，因为《秦本纪》记载的非子封秦，就是“复续嬴氏祀”。而后曾经随都迁移，如平阳附近发现的武公及王姬钟，说明平阳有宗庙的存在；此后的雍城马家庄宗庙、咸阳秦宗庙的存在，都是证据。西犬丘是襄公始立的西畤之所在，但是在随后的文公时代，在关中西部也立鄜畤，所祭也是白帝，没有理由认为在立鄜畤已立之后，秦人在祭祀白帝之时还要跑回西犬丘。所以，鄜畤立于关中，祭祀同一个神灵，至少可看作是西犬丘宗教地位下降的标志。综上，由非子之后宗庙在秦、文公之后鄜畤之立，起码可以说明西犬丘之宗教地位是逐渐下降的。
宗教作为秦文化的较高层次的内容，可以看作是政治的分支。西犬丘宗教地位的演化，昭示了西犬丘政治地位的升降过程。虽然鄜畤立后，西畤也未废止；同时也存在秦公曾居西犬丘的记载——有作为处理政事的宫殿——西垂宫，但是，西犬丘的地位在非子之后逐渐下降，是确凿无疑的。明白若此，又怎么能把西犬丘的地位无限拔高、而忽视了同时存在的都邑的作用呢？
与上相联系，对于判断秦都标准的认识也是混乱的。
由于对于秦都城形成的过程缺乏深入研究，不了解秦都城的功能，是一个逐步的完善发展过程；更不了解的科学的都城概念。所以，不能准确分辨在考古遗存中，那些应是构成都城的要素，在认定都城的位置、判定相关的考古遗存的性质时，众口纷纭，谁也说服不了谁。
笔者认为，都城作为秦诸侯国家之国都，必定是秦中央政府之所在。那么，在考古发现中就应去寻找可以表达作为政治中心的国都地位的遗存，例如朝宫等可以象征中央权力的设施。在秦来说，按照《秦本纪》的记载，秦国君处理国家事务，是在某宫殿中，就是《秦始皇本纪》后部分所说的自襄公起，秦公所居之某宫。在这里，附近有无秦君及贵族墓地，有无畤、宗庙等祭祀中心，以及城的大小和规模，反倒成了判断是否都城的次要因素了，虽然这些因素也是权力结构的象征，并且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西犬丘在襄公、文公之时，可能在二公初立时，有作为朝宫的西垂宫之类的所在。同样，现今没有发现宫殿的汧、汧渭之会二邑，既然已经是年代跨入秦建国区间的秦都城，肯定也有宫殿或者具有类似功能的建筑设施的存在。由于这两处秦都的早期性质，所以它们可能并不具备秦都城的所有功能，例如汧，它并无畤的存在，也没有可以判断有宗庙存在的证据，所以作为宗教中心的特征恐怕是不突出的。汧渭之会现在同样没有宗庙存在的证据。但我们也不能由此否定二者的政治中心的地位，从而否定它们的都城性质。
所以，在实际中判断秦都城，只能以政治权力中心这一条为基本的标准，去寻找相应的朝宫、官署等遗存，然后结合文献加以判断。至于是否有高级别的墓葬、有否畤和宗庙的存在等等，只能是次一级的标准。
秦都城是在秦人秦人逐渐强大、中央政权逐渐确立的过程中形成的。探索秦都城，必须立足这个背景。秦人的强大，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权，与支撑这个政权的首都，例如秦都雍城，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而功能比较完善的首都。反过来，也只有在秦政权逐步确立后这样的都城才可形成，实际也正如此，我们前面已经论述。但是，随着秦政治重心的东移，雍城作为政权所在的地位不再，衰落就在所难免。所以我们判断秦都城，只能立足于秦国家政权的形成、演变与都城的关系这个基本点。
秦国家政权的形成，是社会结构等级化的结果，而促成秦社会等级化并最终形成“诸侯”国家的，有许多因素，例如政治（血缘关系、周王朝的“册命”、宗教等）、战争，以及人口、环境资源，甚或手工业、贸易等因素[8]。这些因素，也同时是秦都城形成的深刻原因，秦都城的结构、功能特点，也只能按照这些要求来形成。例如，作为功能复杂的雍城与贸易特征突出的栎阳的特点，肯定是不同的。若去考察雍城与栎阳的形制、布局，也可看到这种差别。秦都城的产生、迁徙和演变，可以看作是这些前提因素的消长和组合关系变化的结果。
国家是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社会政权，它对内实施控制，对外宣示主权。社会结构的等级分化，是国家形成的基础。秦都城的产生与秦人国家政权同步，使我们在寻找秦都城的演变机制的时候，不得不与秦诸侯国家的形成过程联系起来考虑，使我们把秦都城形成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促成秦都城形成，以及它的功能的形成、分割、组合的原因，就是促使秦社会分化、国家形成的上述因素。这是我们评价、判断秦都城的基本思路，也应是可使秦都城研究深入进行的正确导向。


到此一游！签名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