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盛传的所谓陈发科“太极一人”的称谓，在陈发科生前的各类报道中没有这类记载。而且在陈发科去世以后的10多年里在武术界也没有出现这个称谓。
实际上这个称谓最早出现在文革后陈发科一些弟子的文章中，据说是陈发科的某位学生作为礼物送给陈发科的一尊鼎上刻有“太极一人”这几个字。此为其门内后人所杜撰出来的称誉，并非是当时社会或武术界的公论。我认为以这种方式纪念前辈，不仅正面意义不大，而且对于继承前辈的遗产未必有利。
毫无疑问，陈发科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太极拳家之一，对于陈氏太极拳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陈发科自1928年进京直到1957年去世，陈式太极拳在北京开展的并不理想。陈发科并不是一位恪守道传有缘者的谨慎的传承者，他来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广传其陈氏拳，但是他辛勤耕耘近30年，直到他去世时，其效果并不理想，而在他去世后，尤其是文革后，陈式太极拳取得了爆炸式发展，这一现象倒是值得探究一番的。
关于陈发科进京直到他去世这30年的情况，以及对陈发科武艺的评价，我以为应以史料记载为依据，进行客观的评述。对此我通过甄别，主要择取了三份史料，这三分史料出自三位在当年国术界有一定影响力的陈发科的朋友和弟子，绝非是黑陈者，但也不是如洪均生这类夸大其词的杜撰者。
第一位是许禹生
1932年8月31日由北平国术馆出版的《体育》月刊中有许禹生写的“论各派太极拳家宜速谋统一以事竟存说”一文，其中写到：
“昔体社附设体育学校时，曾慕名延聘豫籍陈某教太极洪拳。果然运用如风，于震脚快打桩步均极讲究，唯练毕气粗色变。杨少侯见之曰：‘何太似花拳耶？’陈君为之语塞。其推手时身法步法固佳，唯喜用招、用力，不甚求懂劲为可惜耳。其大刀、双刀、杆子多系外家式法，不能承认之为本门艺术也。夫北平太极拳传自杨氏，杨氏学自陈家沟，则陈氏之拳路当与原谱相符，今其拳路亦颇多更改，多寡不一，更令人怀疑均非真传者。”
有人说该文中的陈某是指陈照丕，不是陈发科。但这个说法在逻辑上站不住脚。
陈照丕在北平体育研究社附属体育学校的时间很短，1928年底就离开北平去了南京，这时陈发科进入北平接替陈照丕在北平体育研究社附属体育学校的教学工作。而许禹生的这篇文章作于1932年，这时许禹生已经见识过陈发科的拳术，如果在陈发科的拳术中没有许禹生认为的这些问题，许禹生有必要在谈论陈氏拳的特点与问题时故意撇开陈发科，非要用陈照丕的拳作为例子来代表陈氏拳存在的问题吗？何况许禹生在该文中明确提到“更令人怀疑均非真传者。”显然这里的均非真传者并非单指陈照丕的拳，而是指许禹生见过的所有陈氏拳械。而当时来北京教过太极拳的豫籍陈某只有陈照丕和陈发科两位，故文中豫籍陈某应该就是陈发科。
由此可知，许禹生对陈发科的拳并不推崇，认为陈发科的拳有“气粗色变”、“唯喜用招、用力，不甚求懂劲为可惜耳”等弊端，并认为其器械“多系外家式法，不能承认之为本门艺术也”，乃至认为其拳“更令人怀疑均非真传者。”
因此，洪均生“回忆”的那一幕——所谓许禹生与人讲“当时陈师照颐我的声誉，以友自居。今天我才感觉到我们功夫差距太大了。便是让我邀请北京武术界，当着大家的面，磕头拜师，我也甘心情愿。”——这段话完全是洪均生捏造出来的情节。
第二位是沈家桢
沈家桢是陈发科早期的学生和铁杆粉丝。许禹生对陈发科的武艺不信服，从沈家桢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旁证，沈家桢在（1961年4月21日）给顾留馨的信中说：“观陈师在京三十年所传范围不能称广”，又“陈氏之传他姓者，固不少，第能者甚鲜”。
此外，查寻当年北平各类报刊，对陈发科的拳艺并无盛赞。
倘若陈发科进入北平后，其武艺能震动北平武术界，那么怎么可能在当时北平的各类报刊上对此皆无任何报道？而且一门心思要推广其拳的陈发科怎么可能“在京三十年所传范围不能称广”呢？
况且许禹生对陈发科的拳艺虽不推崇，但并没打压陈发科。许禹生作为北平国术界的领袖人物还是具有一定的包容心的，他在一定程度上还帮助陈发科发展陈氏太极拳。他一方面让陈发科在北平体育研究社附属体育学校教授陈氏太极拳，另一方面还帮助陈发科整理出版了《太极拳——陈氏太极拳第五路》一书，但此书出版后影响不大。由此也说明陈发科的拳艺当年在北平并没有后来以及现在一些人所宣传的那么夸张。
在当年陈发科的学生、弟子中，最能杜撰故事和夸大其词的就是洪均生，此外，沈家桢对陈式太极拳的理论建设与宣传也是不遗余力。沈家桢从1932年3月开始在《体育》月刊上连载其《太极拳学》和《何为太极拳、武当拳》等近40期，而这两文的技术内容主要是以宣传陈氏太极拳为主。可以说，自陈鑫之后对陈氏太极拳理论贡献最大者就是沈家桢。
沈家桢在宣传陈发科方面虽不及洪均生那样肆意杜撰，但也有不少夸大其词的成份，如台湾武术史研究专家周剑南先生在“忆民国37年在北京搜集国术史料所见所闻”一文中记述了他与陈发科见面的情况，该中写道：
“陈先生名发科，字福生，一作复生；生于清、河南省怀庆府温县陈家沟。为民国前后陈派太极拳代表性人物陈延熙先生之子，陈派太极拳大家陈长兴前辈之曾孙。他早在民国十七年，即受聘往北平教陈派太极拳。……民国三十四年冬，我在重庆时，因章启东先生介绍，曾与洪懋中兄往访沈家桢先生。沈先生曾在北平从陈发科先生学过数年陈派太极拳。他对陈先生非常钦佩，极为称赞陈先生之功夫，并举例说：陈先生练‘金刚捣碓’，一震脚，窗子都动。我们都将信将疑。当时重庆的房屋，因一再被日军轰炸焚烧，重建的都是客难式的。公家的房屋也不例外，很矮，房间又小，一盏油灯，光线不亮，所以没有请沈先生表演陈派太极拳。该次到北平后，我即打听陈发科先生是否仍在北平。……我找到罗马市大街八十九号的中州会馆，陈先生果然住在那里。我到时，陈先生方同三位太太在打麻将消遣。我说明拜访之意。陈先生立刻停止打牌，来接待我。他中等身材，很壮实，年约六十余。我提起沈家桢先生，他想不起来。我请他示范陈派太极拳。他说：‘我不运气了。’及练十三势(又名长拳，又名头趟拳，今称陈派太极拳)。练时，动作忽快忽慢，忽刚忽柔。发劲时，气势惊人——出拳带风，一震脚，窗子虽不动，但却有其声势。与我以前所见杨澄甫及吴鉴泉二氏所传之姿势、练法大不相同。我想普通练武的，看了他练拳的工夫，恐怕就不敢同他动手了。”
我以为从周剑南先生这段话中看不到有贬低陈发科的意思，所谓陈发科一震脚窗子都动或许是沈家桢先生的夸张。按照周剑南先生的这段描写及其观感，陈发科确有功夫，其造诣明显比普通的习武者要高明。但这个评价与什么“太极一人”相差甚远。
第三位是顾留馨
根据顾留馨日记：
“1959年10月3日，午后3时，李剑华应约来谈陈架太极拳写法，唐豪也参加，拟由我和李去陈家沟访陈照旭，兼解决史料问题。10月4日，和殷同志谈我去访陈家沟为陈照旭拍拳照事。10月5日，9时半去陈师母处，有陈照旭之女儿永平，年15岁。云其父劳改已三年，在新郑县，不愿回家。”
张蔚珍讲：
“原来1941年（注：应是1942年7 月至1943年春），陈家沟遭蝗虫灾害，两年绝收，人们吃草根、树皮，为了活命，青壮年大多跑去西安逃荒要饭，太极拳就完全衰败了”。
所以当年陈家沟除了陈照旭（陈照丕不在家乡，且受政治运动冲击），已无其它代表性人物，《陈式太极拳》编写也因此停顿。
那么在陈氏太极拳传承最危难的时候，正是由于顾留馨的力顶，使陈式太极拳的传承出现了转机。可以说，陈式太极拳能有今天的影响，以唐豪通过否定张三丰而鼓吹之，以顾留馨大力推出而居首功。正是他挽救了陈式。
------------------老童
实际上这个称谓最早出现在文革后陈发科一些弟子的文章中，据说是陈发科的某位学生作为礼物送给陈发科的一尊鼎上刻有“太极一人”这几个字。此为其门内后人所杜撰出来的称誉，并非是当时社会或武术界的公论。我认为以这种方式纪念前辈，不仅正面意义不大，而且对于继承前辈的遗产未必有利。
毫无疑问，陈发科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太极拳家之一，对于陈氏太极拳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陈发科自1928年进京直到1957年去世，陈式太极拳在北京开展的并不理想。陈发科并不是一位恪守道传有缘者的谨慎的传承者，他来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广传其陈氏拳，但是他辛勤耕耘近30年，直到他去世时，其效果并不理想，而在他去世后，尤其是文革后，陈式太极拳取得了爆炸式发展，这一现象倒是值得探究一番的。
关于陈发科进京直到他去世这30年的情况，以及对陈发科武艺的评价，我以为应以史料记载为依据，进行客观的评述。对此我通过甄别，主要择取了三份史料，这三分史料出自三位在当年国术界有一定影响力的陈发科的朋友和弟子，绝非是黑陈者，但也不是如洪均生这类夸大其词的杜撰者。
第一位是许禹生
1932年8月31日由北平国术馆出版的《体育》月刊中有许禹生写的“论各派太极拳家宜速谋统一以事竟存说”一文，其中写到：
“昔体社附设体育学校时，曾慕名延聘豫籍陈某教太极洪拳。果然运用如风，于震脚快打桩步均极讲究，唯练毕气粗色变。杨少侯见之曰：‘何太似花拳耶？’陈君为之语塞。其推手时身法步法固佳，唯喜用招、用力，不甚求懂劲为可惜耳。其大刀、双刀、杆子多系外家式法，不能承认之为本门艺术也。夫北平太极拳传自杨氏，杨氏学自陈家沟，则陈氏之拳路当与原谱相符，今其拳路亦颇多更改，多寡不一，更令人怀疑均非真传者。”
有人说该文中的陈某是指陈照丕，不是陈发科。但这个说法在逻辑上站不住脚。
陈照丕在北平体育研究社附属体育学校的时间很短，1928年底就离开北平去了南京，这时陈发科进入北平接替陈照丕在北平体育研究社附属体育学校的教学工作。而许禹生的这篇文章作于1932年，这时许禹生已经见识过陈发科的拳术，如果在陈发科的拳术中没有许禹生认为的这些问题，许禹生有必要在谈论陈氏拳的特点与问题时故意撇开陈发科，非要用陈照丕的拳作为例子来代表陈氏拳存在的问题吗？何况许禹生在该文中明确提到“更令人怀疑均非真传者。”显然这里的均非真传者并非单指陈照丕的拳，而是指许禹生见过的所有陈氏拳械。而当时来北京教过太极拳的豫籍陈某只有陈照丕和陈发科两位，故文中豫籍陈某应该就是陈发科。
由此可知，许禹生对陈发科的拳并不推崇，认为陈发科的拳有“气粗色变”、“唯喜用招、用力，不甚求懂劲为可惜耳”等弊端，并认为其器械“多系外家式法，不能承认之为本门艺术也”，乃至认为其拳“更令人怀疑均非真传者。”
因此，洪均生“回忆”的那一幕——所谓许禹生与人讲“当时陈师照颐我的声誉，以友自居。今天我才感觉到我们功夫差距太大了。便是让我邀请北京武术界，当着大家的面，磕头拜师，我也甘心情愿。”——这段话完全是洪均生捏造出来的情节。
第二位是沈家桢
沈家桢是陈发科早期的学生和铁杆粉丝。许禹生对陈发科的武艺不信服，从沈家桢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旁证，沈家桢在（1961年4月21日）给顾留馨的信中说：“观陈师在京三十年所传范围不能称广”，又“陈氏之传他姓者，固不少，第能者甚鲜”。
此外，查寻当年北平各类报刊，对陈发科的拳艺并无盛赞。
倘若陈发科进入北平后，其武艺能震动北平武术界，那么怎么可能在当时北平的各类报刊上对此皆无任何报道？而且一门心思要推广其拳的陈发科怎么可能“在京三十年所传范围不能称广”呢？
况且许禹生对陈发科的拳艺虽不推崇，但并没打压陈发科。许禹生作为北平国术界的领袖人物还是具有一定的包容心的，他在一定程度上还帮助陈发科发展陈氏太极拳。他一方面让陈发科在北平体育研究社附属体育学校教授陈氏太极拳，另一方面还帮助陈发科整理出版了《太极拳——陈氏太极拳第五路》一书，但此书出版后影响不大。由此也说明陈发科的拳艺当年在北平并没有后来以及现在一些人所宣传的那么夸张。
在当年陈发科的学生、弟子中，最能杜撰故事和夸大其词的就是洪均生，此外，沈家桢对陈式太极拳的理论建设与宣传也是不遗余力。沈家桢从1932年3月开始在《体育》月刊上连载其《太极拳学》和《何为太极拳、武当拳》等近40期，而这两文的技术内容主要是以宣传陈氏太极拳为主。可以说，自陈鑫之后对陈氏太极拳理论贡献最大者就是沈家桢。
沈家桢在宣传陈发科方面虽不及洪均生那样肆意杜撰，但也有不少夸大其词的成份，如台湾武术史研究专家周剑南先生在“忆民国37年在北京搜集国术史料所见所闻”一文中记述了他与陈发科见面的情况，该中写道：
“陈先生名发科，字福生，一作复生；生于清、河南省怀庆府温县陈家沟。为民国前后陈派太极拳代表性人物陈延熙先生之子，陈派太极拳大家陈长兴前辈之曾孙。他早在民国十七年，即受聘往北平教陈派太极拳。……民国三十四年冬，我在重庆时，因章启东先生介绍，曾与洪懋中兄往访沈家桢先生。沈先生曾在北平从陈发科先生学过数年陈派太极拳。他对陈先生非常钦佩，极为称赞陈先生之功夫，并举例说：陈先生练‘金刚捣碓’，一震脚，窗子都动。我们都将信将疑。当时重庆的房屋，因一再被日军轰炸焚烧，重建的都是客难式的。公家的房屋也不例外，很矮，房间又小，一盏油灯，光线不亮，所以没有请沈先生表演陈派太极拳。该次到北平后，我即打听陈发科先生是否仍在北平。……我找到罗马市大街八十九号的中州会馆，陈先生果然住在那里。我到时，陈先生方同三位太太在打麻将消遣。我说明拜访之意。陈先生立刻停止打牌，来接待我。他中等身材，很壮实，年约六十余。我提起沈家桢先生，他想不起来。我请他示范陈派太极拳。他说：‘我不运气了。’及练十三势(又名长拳，又名头趟拳，今称陈派太极拳)。练时，动作忽快忽慢，忽刚忽柔。发劲时，气势惊人——出拳带风，一震脚，窗子虽不动，但却有其声势。与我以前所见杨澄甫及吴鉴泉二氏所传之姿势、练法大不相同。我想普通练武的，看了他练拳的工夫，恐怕就不敢同他动手了。”
我以为从周剑南先生这段话中看不到有贬低陈发科的意思，所谓陈发科一震脚窗子都动或许是沈家桢先生的夸张。按照周剑南先生的这段描写及其观感，陈发科确有功夫，其造诣明显比普通的习武者要高明。但这个评价与什么“太极一人”相差甚远。
第三位是顾留馨
根据顾留馨日记：
“1959年10月3日，午后3时，李剑华应约来谈陈架太极拳写法，唐豪也参加，拟由我和李去陈家沟访陈照旭，兼解决史料问题。10月4日，和殷同志谈我去访陈家沟为陈照旭拍拳照事。10月5日，9时半去陈师母处，有陈照旭之女儿永平，年15岁。云其父劳改已三年，在新郑县，不愿回家。”
张蔚珍讲：
“原来1941年（注：应是1942年7 月至1943年春），陈家沟遭蝗虫灾害，两年绝收，人们吃草根、树皮，为了活命，青壮年大多跑去西安逃荒要饭，太极拳就完全衰败了”。
所以当年陈家沟除了陈照旭（陈照丕不在家乡，且受政治运动冲击），已无其它代表性人物，《陈式太极拳》编写也因此停顿。
那么在陈氏太极拳传承最危难的时候，正是由于顾留馨的力顶，使陈式太极拳的传承出现了转机。可以说，陈式太极拳能有今天的影响，以唐豪通过否定张三丰而鼓吹之，以顾留馨大力推出而居首功。正是他挽救了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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