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和叔是“文革”前后中国叛逃国外的外交官中级别最高者廖和叔是“文革”前后中国叛逃国外的外交官中级别最高者，其经历充满戏剧性与悲剧性。以下综合多篇史料对其叛逃及后续事件进行梳理：一、叛逃背景与经过身份与叛逃动机 廖和叔时任中国驻荷兰代办处临时代办（二秘级），因“文革”期间国内政治动荡，得知许多外交官回国后遭批斗甚至自杀，担忧自身安全。加之其可能存有政治历史问题，最终于1969年1月24日趁夜用衣物制成绳索，从代办处二楼溜下叛逃。
国际影响 其叛逃引发中方强烈反应，外交部谴责荷兰与美国中情局“合谋拐带”，要求交还人员并威胁承担后果。此事导致原定于1969年2月的中美华沙第135次大使级会谈取消，成为中美关系解冻前的一次波折。
二、在美国的困境情报价值有限 美国中情局对其审讯月余，但因廖仅为低级外交官且脱离国内多年，未能提供有价值情报，最终仅给予普通身份任其自生自灭。
孤立与生存艰难 华人社区视其为“叛徒”避之不及，台湾当局试图拉拢未果。廖既不愿为台湾效力，又因缺乏谋生技能陷入失业与贫困，甚至一度“在美国寸步难行”。
三、借尼克松访华契机回国外交斡旋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期间，向周恩来提出廖的回国请求。周总理承诺“不抓捕、不判刑”，为中美关系缓和提供台阶。
归国与安置 1973年廖经香港返京，入住外交部招待所。其西装革履的打扮与当时全民中山装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引发侧目。他试图联系妻儿未果（前妻因其叛逃被开除党籍军籍，子女改姓），最终由老家亲属接走安置，自此销声匿迹。
四、事件评价廖和叔的叛逃反映了“文革”对外交系统的冲击，其个人命运则成为冷战政治博弈中的微小注脚。尽管他未投靠台湾的态度使其获得回国机会，但家庭破裂与社会排斥的结局，亦成为特殊时代背景下叛逃者的典型悲剧。